Monday, October 23, 2006
毫无疑问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兼驳所谓的“经济崩溃边缘论”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对前边五个家持异议的不多，对经济学家存有不同看法的大有人在。其根源在于，过去近三十年来，有一些人片面宣传，混淆视听的结果。本着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应该为毛泽东正名，还其伟大经济学家的真面貌。
毛泽东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其代表著作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关于工商业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加快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十大关系》等。即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路线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要节约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搞三线建设”等等重要指示。
在毛泽东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特点的经济手段进行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及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充分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克服重重的经济困难，使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农村走上了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道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
工业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6.7亿多亩，长江、黄河、淮海、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使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虽然人口增长快，已有10亿，但靠自力更生的力量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175亿元增加到2263亿元，增长11.9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77亿元增长到2140亿元，增长6.7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7.7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教育、科技、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2.04亿人，比1952年增长2.7倍。三十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900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1952年，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70%，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国家由以农业为主走向了以工业为主，这是华夏五千年经济结构史上的巨大进步和根本转变。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入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位。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发展是在没有造成资源浪费、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没有造成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干部腐败、国资流失的科学发展。
即使是被称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也取得重要的经济成就。在文革初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从“文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率为4.9%。工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3207亿元，增长了1.3倍。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也是较大的。毛泽东逝世时，给我们留下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并且有一定外汇储备的中国，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
有人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全面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内容，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一切。他们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搞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打倒了经济精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崩溃？完全破坏或垮台叫崩溃，什么叫边缘？靠近界线叫边缘，综合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完全破坏、垮台的边缘。根据前面引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它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是大幅度增长，试问，大幅度增长的经济怎能和“到了经济崩溃边缘”同语？！这不是黑白颠倒，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么叫经济学家？就是指在经济方面有专门的知识或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毛泽东既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诸多理论著作，又有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更重要的是有经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把这些理论、实践和成果拿出来申报职称和学位的话，我看弄个高级经济师、硕士、博士、教授、博士导、或什么更高的谓称，绝对没问题，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现在，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和战略战术正在被国内外的革命者和工商企业界的聪明人士灵活应用，并取得喜人的成果，这进一步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对前边五个家持异议的不多，对经济学家存有不同看法的大有人在。其根源在于，过去近三十年来，有一些人片面宣传，混淆视听的结果。本着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应该为毛泽东正名，还其伟大经济学家的真面貌。
毛泽东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其代表著作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关于工商业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加快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十大关系》等。即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抓路线斗争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要节约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搞三线建设”等等重要指示。
在毛泽东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特点的经济手段进行了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及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充分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克服重重的经济困难，使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经济学理论的指引下，农村走上了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道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
工业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6.7亿多亩，长江、黄河、淮海、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洪水灾害得到有效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使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虽然人口增长快，已有10亿，但靠自力更生的力量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175亿元增加到2263亿元，增长11.9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77亿元增长到2140亿元，增长6.7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7.7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教育、科技、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2.04亿人，比1952年增长2.7倍。三十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900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
1952年，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70%，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国家由以农业为主走向了以工业为主，这是华夏五千年经济结构史上的巨大进步和根本转变。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入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位。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发展是在没有造成资源浪费、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没有造成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干部腐败、国资流失的科学发展。
即使是被称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也取得重要的经济成就。在文革初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从“文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率为4.9%。工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3207亿元，增长了1.3倍。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也是较大的。毛泽东逝世时，给我们留下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并且有一定外汇储备的中国，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
有人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全面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的内容，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一切。他们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搞不了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打倒了经济精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崩溃？完全破坏或垮台叫崩溃，什么叫边缘？靠近界线叫边缘，综合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完全破坏、垮台的边缘。根据前面引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它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是大幅度增长，试问，大幅度增长的经济怎能和“到了经济崩溃边缘”同语？！这不是黑白颠倒，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么叫经济学家？就是指在经济方面有专门的知识或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毛泽东既有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诸多理论著作，又有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更重要的是有经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把这些理论、实践和成果拿出来申报职称和学位的话，我看弄个高级经济师、硕士、博士、教授、博士导、或什么更高的谓称，绝对没问题，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现在，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和战略战术正在被国内外的革命者和工商企业界的聪明人士灵活应用，并取得喜人的成果，这进一步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Labels: 经济
1974年毛主席已为香港回归问题定音
联合报 2006.9.27
香港回归祖国已10年了，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我问了一下旁边坐的包场的人员，他们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在这次会见前后，英国两党都对1997年无条件平稳交接香港不持任何疑义。只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去逝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又欺负我国当时为谋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礼让而蛮横挑战，几经交锋，双方最终也都做了让步，其中附加了一些具体条款，其中有些东西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而这一承诺也就成为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香港问题的原因，俨然是半个宗主国的身份。“五十年不变”及香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也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今天一些人认为，就大陆现在的状况，当时保留香港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件很坏的事，但问题是，香港今后的道路是要由香港人自己选择的。此外，当时该不该把“七月一日”作为交接的时间（即我们已宣布为非法条约中规定的时间）？英美以所谓“历史的连续性”为借口坚持用这个时间，实质上就是尽量维护其殖民者的尊严。后来我在各地广泛的接触中，发现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是应该争一争的，毕竟，我们的尊严也需要维护。
香港回归祖国已10年了，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前不久，我去看电影《周恩来外交风云》，当影片再现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电影演到这时，整个影院的观众几乎是普遍的“啊！”了一声，似大梦初醒。我问了一下旁边坐的包场的人员，他们原来居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世时就定下了的。其实，国内的材料介绍中还多了一点，就是：“当时毛泽东又接着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到访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在这次会见前后，英国两党都对1997年无条件平稳交接香港不持任何疑义。只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去逝后，刮起一股强劲的右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又欺负我国当时为谋取西方援助在外交上的礼让而蛮横挑战，几经交锋，双方最终也都做了让步，其中附加了一些具体条款，其中有些东西有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作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而这一承诺也就成为今天英国口口声声严格关注香港问题的原因，俨然是半个宗主国的身份。“五十年不变”及香港不向大陆交一分钱的规定，也只是保证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今天一些人认为，就大陆现在的状况，当时保留香港一块资本主义也不是件很坏的事，但问题是，香港今后的道路是要由香港人自己选择的。此外，当时该不该把“七月一日”作为交接的时间（即我们已宣布为非法条约中规定的时间）？英美以所谓“历史的连续性”为借口坚持用这个时间，实质上就是尽量维护其殖民者的尊严。后来我在各地广泛的接触中，发现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是应该争一争的，毕竟，我们的尊严也需要维护。
Labels: 外交
1974年《红旗》杂文：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立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担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恼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馔玉，礼乐倏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觍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红旗》1974年1期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担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恼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馔玉，礼乐倏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觍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红旗》1974年1期
王力谈康生与文物
节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Page1271-1276 “附录：王力与文物 ”一文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
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
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
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
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
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
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
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
，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
，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
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
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
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
，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 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
。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
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
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
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
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
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
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
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
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
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
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
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
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
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
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
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
，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
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
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
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
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
）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
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
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
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
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
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
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
，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
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
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
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
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
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
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
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
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
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
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
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
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
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
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
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
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
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
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
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
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
。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
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
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
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
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
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
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
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
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
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
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
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
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
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
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
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
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
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
。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
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
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
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
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
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
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
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
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
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
，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
，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
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
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
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
，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 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
。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
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
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
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
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
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
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
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
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
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
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
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
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
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
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
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
，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
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
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
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
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
）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
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
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
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
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
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
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
，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
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
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
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
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
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
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
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
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
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
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
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
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
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
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
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
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
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
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
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
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
。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
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
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
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
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
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
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
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
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
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
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
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
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
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
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
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
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
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
。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
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
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Labels: 反击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