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20, 2007
让事实说话：国共抗战成绩比较
共产党方面于本日（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４日）发表两个重要文件，其一题名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题名为“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蒋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辩之矣。
兹将两个文件分列于次：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５８％（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４２％（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９０％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１０％。
其详情如次：
第一，日寇侵华全部兵力，就１９４３年６月分材料，共计二十七个半师团，十五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如以两个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共为三十六个师团兵力。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者为二十一个师团，占总兵力５８％。国民党军队所抗击者为十五个师团，占总兵力４２％。此种比例，仅就分布状况计算：如按作战实情计算，则共产党军队所抗击者较上述数目还多些。至于海南岛、广九路区域共产党游击部队所抗击的敌军，尚未计算在内。
第二，华北敌军十一个师团，十个独立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合计为十七个师团。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抗击了８３％，国民党军队仅仅抗击１７％。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朔县、集宁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原田雄吉），分布于天津秦皇岛段北宁路沿线。第三十六师团（冷本），分布于晋东南沁县、晋城、潞城地区。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炬），分布于天津、沧县、献县地区（主力近有南调讯）。第五十九师团（柳川），分布于山东泰安、淄川、惠民、邱县、寿张地区。第一百一师团（林村），河北定县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小松），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林县地区。独立第二旅团（中田），察哈尔万全、阳原、蔚县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毛利末广），山西沂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四旅团（津田酒），山西榆次、盂县、辽县地区。独立第六旅团（奥村），北平附近。独立第七独团（正井义人），山东河北交界之德州、庆云、蒲台、章邱地区。独立第八旅团（喜田），河北石家庄、邢台、广宗、宁晋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池上贤吉），冀中衡水、武强、饶阳、晋县地区。独立第十五旅团（田中信南），河北定兴、定县、平汉路两侧。
以上共六个师团，九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所抗击。
以下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之敌军：计：第十七师团（酒井康），江苏砀山，淮安、赣榆地区，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第三十二师团（石井衣雄）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共产党抗击８０％，国民党抗击２０％。第三十五师团（板西，又谓是柏任），开封、新乡、滑县地区，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抗击５０％。第三十七师团（长野义佩），晋南三角地带，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六十九师团（井上真卫），山西临汾、离石、清源、沁源地区，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独立第五旅团（内田银之助），胶东半岛，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榜相），归绥、包头、固阳地区，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独立骑兵第四旅团（左久坞为人），河南山东交界之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共产党抗击４０％，国民党抗击６０％。
第三，华中敌军十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合计十四个半师团。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４７％，国民党军队抗击５３％。计：第六师团（神田正钟），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第十五师团（酒井直次，有被击毙讯），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
第五十八师团（下野一霍），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六十师团（小林元），上海镇江段京沪路沿线。独立第十二旅团（允影），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以上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全部为共产党（新四军）所抗击。
第十三师团（内山英太郎），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第三十四师团（大贺茂）南昌、德安、安义地区。第七十师团（内田孝行），浙江津华、桐庐、嵊县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
以下六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为共产党（新四军）及国民党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共产党及国民党各抗击５０％。第二十二师团（太城三治），沪杭甬铁路沿线，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第三十九师团（澄田睐四郎）鄂西钟祥、荆门、江陵地区，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第四师团（青木敬一），湘北岳阳、鄂南通城、大冶、咸宁地区，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六十八师团（中山淳），南浔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一百一十六师团（武内俊二郎），湖口、芜湖沿江，共产党抗击４０％，国民党抗击６０％。独立第十三旅团（早渊），安徽合肥、蚌埠、滁县地区，共产党抗击６０％，国民党抗击４０％。独立第十七旅团（高品彪），湖北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
第四，华南敌军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计：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地）之一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渡边正夫），滇西腾冲地区。第五十七师团（中野莫光），广九路沿线。第一百零四师团（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
独立第十九旅团（松井贯一），粤东潮汕地区。雷州独立旅团，雷州半岛。以上大体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但广九路及海南岛地区，中共领导之游击队亦抗击了敌军一部分。
第五，目前日寇在华军队，均不足编制定额。各师旅团之间，亦均参差不齐。约计敌目前在华兵力三十六个师团，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国民党三百余万依靠外援并借全国财富所供给之军队，抗击日军不过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五十万人，凭借甚劣之装备（政府不予补给）与各个财富甚差之抗日民主根据地，反而抗击了日军三十五万人。此外，尚有伪军六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降敌伪化的，一般地国民党是不打这些伪军的，几乎全部（９０％以上）都为共产党所抗击。
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国配合作战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９０％（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
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１９４３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团（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９０％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人，不过占全部伪军１０％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甲、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申，随总部住于北平。
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者，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在鲁西之定陶、荷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诚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１９４３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
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１９４３年５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人。
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１９４３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１９３３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白风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１９４０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１９３８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
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１９４３年７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乙、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１９４１年２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１年３月率部投敌），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一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１９４３年２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沭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邱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２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１９４１年８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二千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一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１９４３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丙、华南方面（包括海南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
兵力六千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以上华北华中伪军共五十六万余人，全部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一枪不打。只有华南伪军六万人，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但共产党亦抗击了一部分。
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十五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４２％），共产党则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５８％）。至于那六十二万伪军，几乎全部都为共产党所抗击，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兹将两个文件分列于次：
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
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５８％（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４２％（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又抗击了全部伪军六十二万人的９０％以上（五十六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１０％。
其详情如次：
第一，日寇侵华全部兵力，就１９４３年６月分材料，共计二十七个半师团，十五个独立旅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如以两个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共为三十六个师团兵力。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者为二十一个师团，占总兵力５８％。国民党军队所抗击者为十五个师团，占总兵力４２％。此种比例，仅就分布状况计算：如按作战实情计算，则共产党军队所抗击者较上述数目还多些。至于海南岛、广九路区域共产党游击部队所抗击的敌军，尚未计算在内。
第二，华北敌军十一个师团，十个独立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合计为十七个师团。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抗击了８３％，国民党军队仅仅抗击１７％。计：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柴山），分布于大同、归绥、朔县、集宁地区。第二十七师团（原田雄吉），分布于天津秦皇岛段北宁路沿线。第三十六师团（冷本），分布于晋东南沁县、晋城、潞城地区。第四十一师团（清水规炬），分布于天津、沧县、献县地区（主力近有南调讯）。第五十九师团（柳川），分布于山东泰安、淄川、惠民、邱县、寿张地区。第一百一师团（林村），河北定县邢台段平汉沿线、及德石路西段。独立第一旅团（小松），河北河南交界之沙河、淇县、大名、林县地区。独立第二旅团（中田），察哈尔万全、阳原、蔚县地区。独立第三旅团（毛利末广），山西沂县、五台、繁峙、宁武地区。独立第四旅团（津田酒），山西榆次、盂县、辽县地区。独立第六旅团（奥村），北平附近。独立第七独团（正井义人），山东河北交界之德州、庆云、蒲台、章邱地区。独立第八旅团（喜田），河北石家庄、邢台、广宗、宁晋地区。独立第九旅团（池上贤吉），冀中衡水、武强、饶阳、晋县地区。独立第十五旅团（田中信南），河北定兴、定县、平汉路两侧。
以上共六个师团，九个独立旅团，全部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所抗击。
以下五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之敌军：计：第十七师团（酒井康），江苏砀山，淮安、赣榆地区，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第三十二师团（石井衣雄）山东济宁、滕县、临沂、莒县地区，共产党抗击８０％，国民党抗击２０％。第三十五师团（板西，又谓是柏任），开封、新乡、滑县地区，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抗击５０％。第三十七师团（长野义佩），晋南三角地带，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六十九师团（井上真卫），山西临汾、离石、清源、沁源地区，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独立第五旅团（内田银之助），胶东半岛，共产党抗击７０％，国民党抗击３０％。独立骑兵第一旅团（榜相），归绥、包头、固阳地区，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独立骑兵第四旅团（左久坞为人），河南山东交界之永城、太康、民权、城武地区，共产党抗击４０％，国民党抗击６０％。
第三，华中敌军十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合计十四个半师团。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４７％，国民党军队抗击５３％。计：第六师团（神田正钟），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第十五师团（酒井直次，有被击毙讯），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
第五十八师团（下野一霍），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第六十师团（小林元），上海镇江段京沪路沿线。独立第十二旅团（允影），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以上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全部为共产党（新四军）所抗击。
第十三师团（内山英太郎），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第三十四师团（大贺茂）南昌、德安、安义地区。第七十师团（内田孝行），浙江津华、桐庐、嵊县地区。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
以下六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为共产党（新四军）及国民党所共同抗击。计：第三师团（山本三男），豫南信阳、湖北孝感、随县、礼山地区，共产党及国民党各抗击５０％。第二十二师团（太城三治），沪杭甬铁路沿线，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第三十九师团（澄田睐四郎）鄂西钟祥、荆门、江陵地区，共产党抗击２０％，国民党抗击８０％。第四师团（青木敬一），湘北岳阳、鄂南通城、大冶、咸宁地区，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六十八师团（中山淳），南浔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第一百一十六师团（武内俊二郎），湖口、芜湖沿江，共产党抗击４０％，国民党抗击６０％。独立第十三旅团（早渊），安徽合肥、蚌埠、滁县地区，共产党抗击６０％，国民党抗击４０％。独立第十七旅团（高品彪），湖北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共产党抗击３０％，国民党抗击７０％。
第四，华南敌军三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四个半师团。计：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地）之一旅团及第五十六师团（渡边正夫），滇西腾冲地区。第五十七师团（中野莫光），广九路沿线。第一百零四师团（菰田彦一），广州、从化、三水地区。
独立第十九旅团（松井贯一），粤东潮汕地区。雷州独立旅团，雷州半岛。以上大体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但广九路及海南岛地区，中共领导之游击队亦抗击了敌军一部分。
第五，目前日寇在华军队，均不足编制定额。各师旅团之间，亦均参差不齐。约计敌目前在华兵力三十六个师团，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国民党三百余万依靠外援并借全国财富所供给之军队，抗击日军不过二十五万人。共产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五十万人，凭借甚劣之装备（政府不予补给）与各个财富甚差之抗日民主根据地，反而抗击了日军三十五万人。此外，尚有伪军六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降敌伪化的，一般地国民党是不打这些伪军的，几乎全部（９０％以上）都为共产党所抗击。
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国配合作战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作用，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９０％（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
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１９４３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团（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９０％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人，不过占全部伪军１０％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甲、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申，随总部住于北平。
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者，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在鲁西之定陶、荷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诚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１９４３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
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１９４３年５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人。
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１９４３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１９３３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白风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１９４０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１９３８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
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１９４３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１９４３年７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乙、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１９４１年２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１年３月率部投敌），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一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１９４３年２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沭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邱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１９４２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１９４１年８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二千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一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１９４３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丙、华南方面（包括海南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
兵力六千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以上华北华中伪军共五十六万余人，全部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一枪不打。只有华南伪军六万人，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但共产党亦抗击了一部分。
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敌军中，国民党仅仅抗击十五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４２％），共产党则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计二十五万人（５８％）。至于那六十二万伪军，几乎全部都为共产党所抗击，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中国首颗氢弹试验成功40年：自力更生创造奇迹
中国青年报 2007年6月18日
记者 李新玲 谢湘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伴随着巨大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40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于敏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认为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梦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和计算，使于敏在梦中突然来了灵感，获得了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4 人挤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列车门也关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但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穿戴上当时发给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头鞋，还有羊毛毡子，之后坐在卡车的
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度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受到了磨炼，站稳了脚跟。”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 ‘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王菁珩说。
李鹰翔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
记者 李新玲 谢湘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伴随着巨大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40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于敏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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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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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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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4 人挤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列车门也关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但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穿戴上当时发给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头鞋，还有羊毛毡子，之后坐在卡车的
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度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受到了磨炼，站稳了脚跟。”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 ‘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王菁珩说。
李鹰翔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
Monday, June 11, 2007
我们既不希望全盘否定“文革”，也不希望全盘肯定“文革”！
[ 孙千钧棒 ] 于2007-02-25 17:38:57 上帖
文化大革命离我们而去才三十多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亲身参加者，当时的是是非非都历历在目，现在研究这段历史，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些人为了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把它说得很恐惧，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不信，我们看到的情况与有些人说的不一样，我们相信自巳的眼睛。
（一）、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城里确实很乱。有些当权派被斗死斗伤之事确有此事，红卫兵大串连确误了一些事。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二）、农村的县和乡镇干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村组干部未受影响，农业生产连续十年获得大丰收，工业除那一年半受些影响外，其它时候都很正常，我们没看到“文化大革命让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说得过份了，我们就不相信了！
（三）、我们这个市（下辖三个区、四个县、两个县级市），文革中未死一个干部，未伤一个干部，倒是后来的清查5•16死了×××人。斗干部也只是游过一次街，在大礼堂批斗过两次，什么打呀，不给饭吃，不给睡觉，我们这里没有。
（四）、文革后期，特别是在干部解放后进三结合班子，干部对群众特别热情，特别肯替群众办事，那时的干群关系比现在要好上几万倍！这恐怕是人民群众不肯全盘否定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们这里有个儿童失足落水，大队书记纵身跳下河将落水小该救了上后，又抱起危急小孩狂奔七八里，他脚被碎玻璃划破，一路狂跑一路血，当小孩被救活后，大队书记却倒了下去！这时出现了十分令人感动的场面，小孩的父母亲友及一些群众，十多个人齐刷刷地跪满一地，央求医生要抢救书记。人民群众是现实主义，拿今天干部与文革时的干部比，拿今天干部子女亲友与文革时干部子女亲友比较，你说文革样样不好，群众能接受得了吗？
（五）、再拿今天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与文革时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来比，人民群众更不会认同全盘否定文革了。文革时强调人人斗私批修，强调个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几乎是路不拾遗。抽大烟、赌博、剥削别人、迷信、烧香拜佛、黑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文革期间的社会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相对的，其中也有不和谐因素。如果说因为文革中有红卫兵造反、批判走资派就认定是不和谐，那么，今天一边有那么多的富翁老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边有那么多的下岗失业工人为生活计四处奔波，就不叫和谐社会了吗？不能这样认为。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总和。研究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耐心地、实事求是地梳理各种社会矛盾，任何“扣帽子”、“打棍子”、“捂嘴巴”的行为和做法都是不能服人的！
文化大革命离我们而去才三十多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亲身参加者，当时的是是非非都历历在目，现在研究这段历史，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些人为了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把它说得很恐惧，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不信，我们看到的情况与有些人说的不一样，我们相信自巳的眼睛。
（一）、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城里确实很乱。有些当权派被斗死斗伤之事确有此事，红卫兵大串连确误了一些事。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二）、农村的县和乡镇干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村组干部未受影响，农业生产连续十年获得大丰收，工业除那一年半受些影响外，其它时候都很正常，我们没看到“文化大革命让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说得过份了，我们就不相信了！
（三）、我们这个市（下辖三个区、四个县、两个县级市），文革中未死一个干部，未伤一个干部，倒是后来的清查5•16死了×××人。斗干部也只是游过一次街，在大礼堂批斗过两次，什么打呀，不给饭吃，不给睡觉，我们这里没有。
（四）、文革后期，特别是在干部解放后进三结合班子，干部对群众特别热情，特别肯替群众办事，那时的干群关系比现在要好上几万倍！这恐怕是人民群众不肯全盘否定文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们这里有个儿童失足落水，大队书记纵身跳下河将落水小该救了上后，又抱起危急小孩狂奔七八里，他脚被碎玻璃划破，一路狂跑一路血，当小孩被救活后，大队书记却倒了下去！这时出现了十分令人感动的场面，小孩的父母亲友及一些群众，十多个人齐刷刷地跪满一地，央求医生要抢救书记。人民群众是现实主义，拿今天干部与文革时的干部比，拿今天干部子女亲友与文革时干部子女亲友比较，你说文革样样不好，群众能接受得了吗？
（五）、再拿今天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与文革时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来比，人民群众更不会认同全盘否定文革了。文革时强调人人斗私批修，强调个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几乎是路不拾遗。抽大烟、赌博、剥削别人、迷信、烧香拜佛、黑社会，……连个影子都没有。文革期间的社会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相对的，其中也有不和谐因素。如果说因为文革中有红卫兵造反、批判走资派就认定是不和谐，那么，今天一边有那么多的富翁老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边有那么多的下岗失业工人为生活计四处奔波，就不叫和谐社会了吗？不能这样认为。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总和。研究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耐心地、实事求是地梳理各种社会矛盾，任何“扣帽子”、“打棍子”、“捂嘴巴”的行为和做法都是不能服人的！
毛岸青婚礼后交餐费粮票 简朴沉静没有多余话
2007-04-02 东北新闻网
作为摄影记者，张友林曾和他们共进午餐。因为有他这个客人，毛岸青还特别要炊事员加了一道菜——炒鸡蛋。警卫员、司机等工作人员也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每天8个人的伙食，标准不会超过2元钱。
3月23日，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去世，终年84岁。“毛岸青生前曾经三次来过大连，他是在大连谈的恋爱，在大连结的婚。”当年负责为毛岸青摄影的张友林老人对那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毛岸青的“简朴且沉静”给人印象深刻。
张友林今年75岁，1950年2月参军。他曾入朝参战，用相机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1955年，他随志愿军第三兵团来到大连，在这里，他曾拍摄报道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立功受奖。
[简朴]
婚礼交餐费粮票
张友林回忆说，1960年，邵华因病休学在大连疗养，当时毛岸青也来大连疗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彼此已经非常相爱了。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主席关切地给毛岸青写信说：“听说你同邵华通了不少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
1960年春，邵华和姐姐思齐一同来到大连。大连市委领导看完信后，为两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
张友林回忆，毛岸青和邵华在八七疗养院举办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总共只请了一桌客人。由大将徐海东主婚，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参加了婚礼。餐后，毛岸青还向疗养院交了餐费和粮票。
“非常遗憾，由于他们的婚礼很简单，甚至没有找我去拍照片。”张友林回忆起此事时满是遗憾。
[育子]
让孩子带上作业
张友林说，婚后，他俩互敬互爱，相敬如宾。
1964年，他们一家再次到大连来疗养，还是住在八七疗养院。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炊事员、管理员、秘书和司机，秘书是医生兼任的。
当时，细心的邵华对毛岸青的照顾很周到。他们吃的很简单，每天早晨都是馒头稀饭，中午也就吃两菜一汤。
作为摄影记者，张友林曾和他们共进午餐。因为有他这个客人，毛岸青还特别要炊事员加了一道菜——炒鸡蛋。警卫员、司机等工作人员也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每天8个人的伙食，标准不会超过2元钱。
张友林说，毛岸青夫妇对孩子学习抓得特别紧，即使来大连度假都是让孩子把作业带在身边。
[习惯] 他没有多余的话
毛岸青夫妇当年来大连八七疗养院理疗的时候，杨秀华是理疗科的护士长。杨秀华老人昨日对记者说，当时毛岸青来大连属于高度机密。
他们何时来大连，又什么时候走，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甚至当时毛岸青和邵华都离开了大连，许多人竟不知道他们来理疗过。
杨秀华清楚地记得，当时毛岸青在理疗的时候，就住在八七疗养院(现为八七疗养院桃源疗区)101房间。毛岸青很少出门，偶然只是在房间的阳台上转悠转悠，因此理疗科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
因为疾病的原因，当时毛岸青的话非常少。那时，理疗人员或疗区的个别领导有和毛岸青接触的机会。每次，别人问什么，毛岸青就答什么，从来没有多余的话。
另外，疗养院对于毛岸青一家人的到来格外重视，当时都配备了专医专护。而由谁来负责理疗，谁来负责护理，当时也都是秘密，一般人都不知情。因为是机密，当事人不说，一般理疗人员也不便问。另外，当时的保卫工作也非常严密，基本上都有警卫陪着。
[保密] 看电影要先关灯
现在已经退休的姚淑贞老人至今还记得关于毛岸青一家三口第二次来疗养时的一些片断。当时，姚淑贞恰好刚进疗养院做护理工作。
姚淑贞回忆说，毛岸青一家人来了好久，她才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一情况。她说，她很少接触到毛岸青，许多事基本上都由他的爱人邵华打理。
当时，每周一、三、五，疗养院都有舞会；而到了周二、四、六，疗养院都会放电影。
自从毛岸青来了以后，每到放电影的时候，电影院都会提前把白炽灯关掉，换成弱光灯，就连走廊的灯也要关掉。当时疗养院的人都感觉到非常奇怪。后来，他们才知道，毛岸青来看电影，疗养院为了保密才这么做。
以至于后来，每到放电影，只要白炽灯提前一关，疗养院的人就知道，毛岸青一定是来看电影了。而看电影也基本上是毛岸青为数不多的积极参与的疗养活动之一。
相对于毛岸青的少言寡语相比，邵华则要活泼得多，当时邵华非常喜欢游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浴场游泳。当时，毛岸青去的时候，也总是坐在海滩上晒太阳，他很少下水。
[印象]
大连楼高路宽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毛岸青一家三口第三次来到大连。当时，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不过六七岁。
当时毛岸青一家三口来的时候，就住在棒槌岛。时任大连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的葛生蒲担任毛岸青一家三口的警卫工作。
昨日，现已退休的葛生蒲老人回忆，毛岸青的话不多，但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经常也和他们说说话。
与以往疗养的目的不同，这次来大连主要是参观和游玩，毛岸青的心情似乎格外地好，或许他几次来大连，对大连的印象都比较好，也有感情。这次他在大连呆了一周，游览了市内、旅顺等地多个旅游景点。
在参观的时候，毛岸青告诉他们，这次来大连，感觉楼也多了，楼也高了，连路也宽了。
首席记者李凌飞 记者臧超纲
[简历]
毛岸青,1923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毛泽东与其第一位妻子杨开慧的次子。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后，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被保释出狱，后来寄养在牧师董健吾家中。
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省瑞金后，经济资助中断，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流落街头，毛岸青曾被上海警员击伤头部，造成精神病。
1936年，兄弟俩被张学良部下李杜带到巴黎，后来再被带到莫斯科，进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青1947年返回中国后，在大连养病。后被授中校军衔，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1970年育有一子毛新宇。
作为摄影记者，张友林曾和他们共进午餐。因为有他这个客人，毛岸青还特别要炊事员加了一道菜——炒鸡蛋。警卫员、司机等工作人员也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每天8个人的伙食，标准不会超过2元钱。
3月23日，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去世，终年84岁。“毛岸青生前曾经三次来过大连，他是在大连谈的恋爱，在大连结的婚。”当年负责为毛岸青摄影的张友林老人对那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毛岸青的“简朴且沉静”给人印象深刻。
张友林今年75岁，1950年2月参军。他曾入朝参战，用相机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1955年，他随志愿军第三兵团来到大连，在这里，他曾拍摄报道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立功受奖。
[简朴]
婚礼交餐费粮票
张友林回忆说，1960年，邵华因病休学在大连疗养，当时毛岸青也来大连疗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彼此已经非常相爱了。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主席关切地给毛岸青写信说：“听说你同邵华通了不少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同她谈一谈。”
1960年春，邵华和姐姐思齐一同来到大连。大连市委领导看完信后，为两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
张友林回忆，毛岸青和邵华在八七疗养院举办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总共只请了一桌客人。由大将徐海东主婚，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参加了婚礼。餐后，毛岸青还向疗养院交了餐费和粮票。
“非常遗憾，由于他们的婚礼很简单，甚至没有找我去拍照片。”张友林回忆起此事时满是遗憾。
[育子]
让孩子带上作业
张友林说，婚后，他俩互敬互爱，相敬如宾。
1964年，他们一家再次到大连来疗养，还是住在八七疗养院。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炊事员、管理员、秘书和司机，秘书是医生兼任的。
当时，细心的邵华对毛岸青的照顾很周到。他们吃的很简单，每天早晨都是馒头稀饭，中午也就吃两菜一汤。
作为摄影记者，张友林曾和他们共进午餐。因为有他这个客人，毛岸青还特别要炊事员加了一道菜——炒鸡蛋。警卫员、司机等工作人员也和他们一起吃午饭。每天8个人的伙食，标准不会超过2元钱。
张友林说，毛岸青夫妇对孩子学习抓得特别紧，即使来大连度假都是让孩子把作业带在身边。
[习惯] 他没有多余的话
毛岸青夫妇当年来大连八七疗养院理疗的时候，杨秀华是理疗科的护士长。杨秀华老人昨日对记者说，当时毛岸青来大连属于高度机密。
他们何时来大连，又什么时候走，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甚至当时毛岸青和邵华都离开了大连，许多人竟不知道他们来理疗过。
杨秀华清楚地记得，当时毛岸青在理疗的时候，就住在八七疗养院(现为八七疗养院桃源疗区)101房间。毛岸青很少出门，偶然只是在房间的阳台上转悠转悠，因此理疗科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
因为疾病的原因，当时毛岸青的话非常少。那时，理疗人员或疗区的个别领导有和毛岸青接触的机会。每次，别人问什么，毛岸青就答什么，从来没有多余的话。
另外，疗养院对于毛岸青一家人的到来格外重视，当时都配备了专医专护。而由谁来负责理疗，谁来负责护理，当时也都是秘密，一般人都不知情。因为是机密，当事人不说，一般理疗人员也不便问。另外，当时的保卫工作也非常严密，基本上都有警卫陪着。
[保密] 看电影要先关灯
现在已经退休的姚淑贞老人至今还记得关于毛岸青一家三口第二次来疗养时的一些片断。当时，姚淑贞恰好刚进疗养院做护理工作。
姚淑贞回忆说，毛岸青一家人来了好久，她才从别人口中知道这一情况。她说，她很少接触到毛岸青，许多事基本上都由他的爱人邵华打理。
当时，每周一、三、五，疗养院都有舞会；而到了周二、四、六，疗养院都会放电影。
自从毛岸青来了以后，每到放电影的时候，电影院都会提前把白炽灯关掉，换成弱光灯，就连走廊的灯也要关掉。当时疗养院的人都感觉到非常奇怪。后来，他们才知道，毛岸青来看电影，疗养院为了保密才这么做。
以至于后来，每到放电影，只要白炽灯提前一关，疗养院的人就知道，毛岸青一定是来看电影了。而看电影也基本上是毛岸青为数不多的积极参与的疗养活动之一。
相对于毛岸青的少言寡语相比，邵华则要活泼得多，当时邵华非常喜欢游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浴场游泳。当时，毛岸青去的时候，也总是坐在海滩上晒太阳，他很少下水。
[印象]
大连楼高路宽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毛岸青一家三口第三次来到大连。当时，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不过六七岁。
当时毛岸青一家三口来的时候，就住在棒槌岛。时任大连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的葛生蒲担任毛岸青一家三口的警卫工作。
昨日，现已退休的葛生蒲老人回忆，毛岸青的话不多，但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经常也和他们说说话。
与以往疗养的目的不同，这次来大连主要是参观和游玩，毛岸青的心情似乎格外地好，或许他几次来大连，对大连的印象都比较好，也有感情。这次他在大连呆了一周，游览了市内、旅顺等地多个旅游景点。
在参观的时候，毛岸青告诉他们，这次来大连，感觉楼也多了，楼也高了，连路也宽了。
首席记者李凌飞 记者臧超纲
[简历]
毛岸青,1923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毛泽东与其第一位妻子杨开慧的次子。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后，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被保释出狱，后来寄养在牧师董健吾家中。
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省瑞金后，经济资助中断，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流落街头，毛岸青曾被上海警员击伤头部，造成精神病。
1936年，兄弟俩被张学良部下李杜带到巴黎，后来再被带到莫斯科，进入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青1947年返回中国后，在大连养病。后被授中校军衔，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1970年育有一子毛新宇。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纪实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纪实
徐秉君
构建国防航空工业蓝图
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可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一次中央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谈了自己对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看法，他说：“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航空工业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他的意见得到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赞同。但他们认为，建立航空工业事关重大，还要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这要花很多外汇，党内对此认识不一，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
何长工说：“眼下困难确实是很多，只要毛主席点了头，事情就好办多了。斯大林那里我也可以去拜佛。”
当时在党内对于新中国的发展问题确实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对优先发展航空工业的问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全国经济尚待恢复，要人缺人，要钱缺钱，要技术缺技术，在这种条件下去搞尖端航空工业，这不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吗？
有的人说：“还是现实一点吧，凭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怎么搞航空工业？那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走就想让他跑呀？”
有的人甚至连讽刺带挖苦地对何长工说：“何长工这个跛子，还真想上天啊！”
何长工对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然，他听后反倒笑着说：“我这个跛子就是心高，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
会后，何长工代部长把自己的想法专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非常支持，接着又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认为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并赞成航空工业建设应该早点儿抓。好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以及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赞成创建航空工业，再经何长工多方游说和做工作，也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尽早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支持和理解。最后毛主席明确指示航空工业要尽早抓，所以创建航空工业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个重要会议将决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情形非常严重。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5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总理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最后会议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
接着周总理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总理：“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周总理笑了笑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总理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该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不久，周总理便亲自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最后，周总理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他说：“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总理明确答复：“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中央和军委。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这一用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建设方案。
何长工舌战维辛斯基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苏伊尔－12飞机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伊尔－12飞机按计划将落在莫斯科机场。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热烈欢迎。这不免让代表团感到有些意外。前来迎接代表团的我驻苏大使馆一秘曾涌泉也很惊讶，他不解地问：“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是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
何长工故意神秘地说：“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
实际上，葛罗米柯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同志表达一种敬意，因而显得非常热情，直到把代表团送到在莫斯科下榻的一个高级宾馆，他才礼貌地离去。当天晚上他就叫何长工到他家里去谈话，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极为重视的。
为了争取主动，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老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身着一身十分合体的部长制服，突显着大国外交家的气质与风度。相比之下，我方代表团穿的只不过是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不免有几分“土包子气”。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隐含着一种高傲和自负，可以说他心里压根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代表团。
何长工意识到，如果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能与谈判的主要对手维辛斯基达成共识，那么整个谈判将会很困难，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作些必要的沟通十分必要。然而，从刚与维辛斯基接触来看，何长工预感到必将与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有一番艰苦的唇枪舌剑。他想，代表团是新中国的使者，即使谈判再艰苦也不能丧失国格、人格和尊严。
正像何长工预料得那样，谈话一开始，维辛斯基就不主张中国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他反复强调：“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
看来，要谈成这笔生意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何长工半开玩笑似地说：“正因为我们有困难才需要苏联的帮助，照我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毛泽东主席发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同志一批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维辛斯基一边摇头一边耸肩，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没那么简单。虽然这是非正式会谈，但维辛斯基始终不同意中国自己建立航空工业。
何长工耐心地反复用英语、法语、德语同他争辩。维辛斯基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位何长工并不像他想象中的“土包子”，尤其是当他看到何长工能同时用几国语言与他进行交谈，既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惊讶。他仔细打量何长工一番后，便撇开正在谈的话题问道：“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像个中学英文教师。”
何长工和代表团成员会意地笑了笑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接着又神情严肃地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
在接下来谈话中，由于中苏双方的认识差距很大，自然免不了激烈的争论。当谈话一时陷入了僵局时，何长工以超人的智慧突然要求要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维辛斯基一听很惊讶，便连忙改以缓和的口气加以阻止：“你们怎么能随便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呀？”
何长工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我们代表中国同志，首先要问候一下斯大林同志，总可以吧？再就是对他领导苏联人民把希特勒消灭了，使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们要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最后，就是要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却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耍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分少，反对的成分多。”
维辛斯基非常赞赏何长工的直率和坦诚。不过何长工的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不无委屈地“哎呀”一声，接着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未见到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可是最‘调皮’的了！”
何长工说：“过奖了，我还不是最‘调皮’的，您还没见识过真正的大‘调皮’呢。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调皮’的人，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
接着何长工又转入正题：“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才夺取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过去，你们支援过我们，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困难还很多，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再加上你们的援助，我们就会摆脱困难并逐渐富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有这个信心和能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对苏联、对世界革命，也是一个支援嘛！”
对于这次谈判任务的艰巨性，代表团原先就有充分估计的，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代表团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言词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的地方。经双方反复沟通，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其实，维辛斯基对我国还是友好的，他的偏见主要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再加上他本身有些高傲和固执所致。他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着苏联领导层的观点。当时，苏联主要是考虑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担心中国搞不起来；再就是认为新中国还非常脆弱，即使帮助搞起来了，又怕被帝国主义夺去，因此很不放心。
针对维辛斯基这些“担心”，何长工便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蒋介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最后，维辛斯基终于被代表团的一席话打动了，态度转变了，诚恳表示接受代表团的意见。考虑到谈判内容需要调整，他解释说：“要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事实证明，这次事先沟通非常重要，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问题，这就为下一步的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
赢得苏联的支持援助
1月8日，正式开始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考瓦里主持。由于代表团事先同维辛斯基经过激烈的“舌战”，并取得了“战前”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就直接进入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正题。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朗，那就是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先计划准备谈的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而是直接洽谈怎样援助中国及援助什么的问题。
在后续的谈判中主要是集中在3个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中苏双方又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代表团的方针就是依据周总理提出的先搞飞机修理，后搞飞机制造。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并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因此，中方要求苏联在帮助中国建厂时，要在整体布局上作通盘考虑，同时还要为将来的飞机制造做好准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这个两步走方针很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只要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这次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问题，以后再说。面对这一僵局，代表团一再解释和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赢得了苏方同意。最后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和100专家来中国帮助援建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修理的规模问题。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由苏联帮助中国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是米格－9、15，图－2轰炸机，雅克－11、18和拉－9、11等），以解决抗美援朝战场急需；建设规模确定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初步先改扩建6个军工厂。在这次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又适时提出请苏联派一列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约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试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修理。这种修理列车是眼下抗美援朝急需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机动修理厂，前线哪个机场有战伤的飞机，修理列车就直接开到那里进行抢修，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战斗损伤飞机的效率。
第三个问题，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苏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代表团对他们的这一提议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设计才能进行，这是常识性问题。因此，代表团始终坚持既然在中国施工，就应该在中国设计。并反复强调，在莫斯科搞设计难以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不符合实际，必然又要修改，这就给施工现场带来很多人为的困难，我们总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吧？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既然苏联愿意真诚的帮助中国，那么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意愿来帮助我们。为赢得苏方的支持，代表团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许多解释工作。在后续的谈判中，中方的意见终于赢得了苏方多数代表赞成。最后双方议定，由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搞设计。
代表团以高超的智慧终于赢得了这场艰苦谈判的最后胜利，这一成果远远超过了谈判本身，重要的是它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协定”草签的头一天，何长工从莫斯科给周总理打电话，专门汇报了谈判情况。总理急切地问：“长工，谈得怎么样？”
何长工答：“谈判还算顺利，明天可以签字。”随即又向总理汇报了在中国设计、施工和苏联同意援助修理列车等情况。
周总理肯定地说：“这是对的！”接着又问，“规模有多大？”
何长工说：“规模相当。”
“要算细账，他们一个卢布都是舍不得给的。”周总理提醒道。
何长工接着说：“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
周总理敏感地作出反应：“外贸部长到场了还是要钱的，我们外汇不多，一下子过多地把钱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顾不了啦。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减三分之一。”
在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周总理一直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团能够赢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谈判成果表示满意，但还是感到建设的规模偏大。尤其是当他得知代表团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后，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得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周总理不仅考虑到当时购买这批设备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是怕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而造成浪费。周总理没有直接提出批评，而是用“显得急躁”4个字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代表团成员深受感动。随后，代表团按照周总理指示，对有关项目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只选留一部分急需的设备。
经过18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与苏联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协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中午没休息就开始审批，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审批完了。斯大林在批示中写道：“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2月19日，何长工与苏方代表草签了“协定”。代表团回国之前，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这位不打不成交的老朋友感慨地举起酒杯，由衷地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气氛热烈友好。
这时，维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长工的身边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何长工会心地一笑说：“也许带3个团来！”在场的人都被他俩幽默的对话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包括援建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总金额为3000万卢布。
这次赴苏谈判最大的成果，就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这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6月29日，在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决定，空军将“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正式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也就是这一天，我国第一个歼击机研制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厂诞生了。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研究事关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所作出的主要决策、确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一时期，作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重点工程之一的112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厂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北国盛夏的清晨，凉爽宜人。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中0101”号，在完成全部地面试验检测后直接进入到试飞阶段。担负这次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从空军选调来的飞行员吴克明，虽年仅26岁，却是一名有着显赫战功的老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击落两架美国空军最先进的Ｆ－86战斗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吴克明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同时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而更加精湛。
吴克明领受了试飞任务书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便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顷刻，发动机便像一头蓄力已久的雄狮突然怒吼起来，大地也随之开始颤抖。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尤其是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报告1号，0101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此刻，他真想驾驶我们自己制造的战鹰飞个够，更想飞个痛快。但是，理智告诉他，这是首次试飞！这架凝聚着无数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战鹰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地面有千万双航空人的眼睛都在期盼着“首飞告捷”。当预定的试飞科目完成后，吴克明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首飞成功后，随即进入了紧张的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吴克明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隆重的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9月10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临沈阳，参加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上午10时，聂帅在赵尔陆部长和史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为飞行表演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剪了彩。接着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飞行表演。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幸运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群众都沸腾了，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而欢呼，更为新中国日渐走向强盛而自豪。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虽然他讲话的声音并不大，但重音却落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面，那语气隐含着一种坚毅和自豪。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都能造了。”
56式飞机的试制成功，说明我国航空工业已经掌握了喷气式飞机的制造技术，一跃跨进了喷气时代，这个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112厂已经完成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历史使命，并进入了“掌握新型飞机制造技术，组织正规成批生产”的新时期。
苏联背信弃义
然而，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并将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不仅影响到了两党的关系，也直接波及到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1960年7月，苏联不顾两国政府间早已确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合同并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这对于刚刚起步不久、而且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正值仿制ＭＮΓ－19飞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紧要关头突然撤走苏联专家，意味着釜底抽薪。
尽管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中国政府还是从大局考虑来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揭露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并向苏联专家说明，错误不在中国方面，而是苏联领导人改变对华政策，并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所致；另一方面，把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区别开来，相信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因此，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前，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待。对于苏联专家的技术，我们一定要学到手。要以礼相待，热情欢送，不惜送重礼，不怕多花钱。对多数公正的苏联专家要友好，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知识的。
112厂党委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并要求所属各部门一定要把周总理的指示迅速落实到位。为此，向所有离华的苏联专家颁发了中苏友谊纪念章，并给每位专家发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为中苏友好和支援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同时要求所有对口单位的有关人员，利用最后的时机尽最大可能向苏联专家多学一些东西。在专家离华之前，分别向他们赠送礼品。每份礼品的价值都很高，一般专家的礼品价格在100元左右，专家负责人的礼品在200元左右。为了避免苏联专家组的内部监视，送礼时都是以个人的名义个别赠送。这样做既可以真实地表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友好情谊和真诚谢意，又巧妙地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方面真诚友好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大部分苏联专家，他们主动抓紧时间向中国同志传授一些难点技术知识。有的专家在临走之前，还在向中国技术人员面授机宜，甚至把自己的笔记本拿出来，让中国技术人员摘抄秘密资料和试验数据；有的专家直到上了火车，还向前来送行的中国技术人员传授设计经验。还有一位专家，甘冒政治风险，干脆把他从苏联带来的技术资料和记载重要数据的笔记本直接送给了中国技术人员。苏联专家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令人欣慰的是，那些曾经得到过苏联专家传授和指点的中国技术人员，若干年后大都成为我国航空领域的著名专家。直到今天，每每谈起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之前的情形，他们仍感慨不已。
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性后果，但这反倒更激起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和决心。112厂每个设计人员都明白：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不管是领导干部、设计人员还是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憋着一口气——即使没有外援，我们一样可以设计飞机，一样可以制造飞机。
然而，在激愤之下也往往走向另一面，沉痛的经验说明，光有愤怒和激情是远远不够，还必需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尊重客观规律。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1961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正式决定，由112厂重新试制ＭＮΓ－19Ｃ型歼击机，亦称59式丙，后改称歼6型歼击机。这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下完全由我们自己试制，其困难和风险时可想而知的。但是，国防的迫切需要与外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已经把中国航空工业逼到绝境，没有任何退路，只有自力更生才能获得生机。
在歼6飞机的试制阶段，航空工厂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按工艺方案组织实施，重点把好“五关”，即标准样件全机对合关、技术关键关、技术协调关、静力试验关、试飞关。为确保优质试制歼6飞机的质量，112厂陆纲厂长正式颁布了《十项开工标准》的命令。并规定，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凡是未达到《十项开工标准》的单位，绝不允许开工生产，对新生产的每一架飞机都必须进行优质过关。《十项开工标准》的贯彻实施，为重新试制ＭＮΓ－19Ｃ型歼击机并保证优质过关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63年9月23日，优质试制的0001号歼6型歼击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紧接着又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定型试飞。12月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各种条件下的试飞考验，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歼6飞机优质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音速歼击机的新阶段。从此，我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音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
在歼－6飞机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之后，我国又把目标瞄向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战机。
1961年初，苏联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并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方面还通过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如果中国需要，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并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毛主席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这样，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周总理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3月30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这次谈判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然而，这一机型的技术引进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的困难和风险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Ф－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项零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试验设备177项。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歼7的生产，周总理于1962年曾亲到飞机厂视察；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邓小平一再强调：“试制要自力更生，全机材料一定要自己搞。”当厂党委书记王其恭、厂长陆纲请邓总书记作指示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们自己的歼7搞出来。”
跨入第二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然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来自军委、总部、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及航空专家，还有数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关注这架国产歼7飞机首次试飞。
为了保证首飞成功，由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葛文墉担任首席试飞员。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但他还是尽力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次首飞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在飞前的短暂一刻，他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试飞科目和线路，确信无疑时果断地按下开车按钮。
“报告1号，02号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
刹那间，只见新型战机雷霆万钧、昂首展翼，直刺苍穹，一转眼又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机场上空作低空盘旋，继而又急剧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攻击，转而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这一个个惊险的飞行动作，迅捷矫健，优美精准，令现场的人群兴奋不已，欢呼雀跃。
随后，葛文墉又担负该机全部试验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试飞。在工厂完成飞机的基本性能试飞科目之后，又转场至普兰店空军某机场，在渤海上空进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试验。4月13日，全部科目试飞完毕，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安定性、操纵性良好，飞机的技术、战术性能均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性能还超过了米格－21Ф－13样机的水平。
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12月28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7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歼7型歼击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首批装配的米格－21Ф－13型飞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国产歼7大批装备部队后，至1971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美蒋战斗机7架，还击落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从而有力地捍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力排“极左”错误的干扰破坏
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跃进”和“极左”错误的影响下曾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并于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元帅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的有关质量情况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试制工作有所好转。
为了挽回和纠正“大跃进”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总理重点作了5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文史精华 2007年第3期
徐秉君
构建国防航空工业蓝图
建国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可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在一次中央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谈了自己对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看法，他说：“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航空工业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他的意见得到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李富春、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赞同。但他们认为，建立航空工业事关重大，还要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因为这要花很多外汇，党内对此认识不一，还要做许多说服工作。
何长工说：“眼下困难确实是很多，只要毛主席点了头，事情就好办多了。斯大林那里我也可以去拜佛。”
当时在党内对于新中国的发展问题确实有许多不同意见，尤其是对优先发展航空工业的问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全国经济尚待恢复，要人缺人，要钱缺钱，要技术缺技术，在这种条件下去搞尖端航空工业，这不是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吗？
有的人说：“还是现实一点吧，凭我们现在的工业基础怎么搞航空工业？那不等于小孩子不会走就想让他跑呀？”
有的人甚至连讽刺带挖苦地对何长工说：“何长工这个跛子，还真想上天啊！”
何长工对这些风言风语不以为然，他听后反倒笑着说：“我这个跛子就是心高，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跑了半个中国，跛了大半辈子了，现在也该上天了！”
会后，何长工代部长把自己的想法专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非常支持，接着又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认为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并赞成航空工业建设应该早点儿抓。好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以及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都赞成创建航空工业，再经何长工多方游说和做工作，也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尽早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支持和理解。最后毛主席明确指示航空工业要尽早抓，所以创建航空工业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个重要会议将决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情形非常严重。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5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总理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最后会议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
接着周总理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总理：“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周总理笑了笑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总理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定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该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不久，周总理便亲自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最后，周总理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他说：“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总理明确答复：“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中央和军委。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批准了这一用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建设方案。
何长工舌战维辛斯基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苏伊尔－12飞机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思是说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伊尔－12飞机按计划将落在莫斯科机场。代表团一下飞机，就受到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的热烈欢迎。这不免让代表团感到有些意外。前来迎接代表团的我驻苏大使馆一秘曾涌泉也很惊讶，他不解地问：“这个第一副部长向来是不轻易到机场接送客人的。今天，他到机场接你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团呀？”
何长工故意神秘地说：“我们是特殊代表团，现在还要对你保密。”
实际上，葛罗米柯是对来自抗美援朝第一线的中国同志表达一种敬意，因而显得非常热情，直到把代表团送到在莫斯科下榻的一个高级宾馆，他才礼貌地离去。当天晚上他就叫何长工到他家里去谈话，一谈就是3个多小时。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这次谈判是极为重视的。
为了争取主动，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单独约见了主持这次谈判的苏方代表团负责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老外交家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身着一身十分合体的部长制服，突显着大国外交家的气质与风度。相比之下，我方代表团穿的只不过是普通西装，这在维辛斯基看来，不免有几分“土包子气”。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隐含着一种高傲和自负，可以说他心里压根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代表团。
何长工意识到，如果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不能与谈判的主要对手维辛斯基达成共识，那么整个谈判将会很困难，因此在正式谈判之前作些必要的沟通十分必要。然而，从刚与维辛斯基接触来看，何长工预感到必将与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有一番艰苦的唇枪舌剑。他想，代表团是新中国的使者，即使谈判再艰苦也不能丧失国格、人格和尊严。
正像何长工预料得那样，谈话一开始，维辛斯基就不主张中国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他反复强调：“你们没有一点工业基础，连飞机轮胎都不能制造，怎么谈得上建立航空工业，怎么能上天？”
看来，要谈成这笔生意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何长工半开玩笑似地说：“正因为我们有困难才需要苏联的帮助，照我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要毛泽东主席发一个电报，斯大林大同志一批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维辛斯基一边摇头一边耸肩，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没那么简单。虽然这是非正式会谈，但维辛斯基始终不同意中国自己建立航空工业。
何长工耐心地反复用英语、法语、德语同他争辩。维辛斯基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位何长工并不像他想象中的“土包子”，尤其是当他看到何长工能同时用几国语言与他进行交谈，既感到很奇怪，又感到很惊讶。他仔细打量何长工一番后，便撇开正在谈的话题问道：“你是什么军事学校毕业？我看你像个中学英文教师。”
何长工和代表团成员会意地笑了笑说：“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接着又神情严肃地说，“怎么，你看不起我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傻瓜，更不是笨蛋，你们会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能学会！”
在接下来谈话中，由于中苏双方的认识差距很大，自然免不了激烈的争论。当谈话一时陷入了僵局时，何长工以超人的智慧突然要求要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维辛斯基一听很惊讶，便连忙改以缓和的口气加以阻止：“你们怎么能随便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呀？”
何长工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我们代表中国同志，首先要问候一下斯大林同志，总可以吧？再就是对他领导苏联人民把希特勒消灭了，使世界人民得到解放，我们要向他表示致谢和祝贺！最后，就是要告你的状！你是个爱国主义者，却不是个国际主义者。你耍两面派，你又赞成，又反对，赞成的成分少，反对的成分多。”
维辛斯基非常赞赏何长工的直率和坦诚。不过何长工的这几句话对他刺激很大。他听后不无委屈地“哎呀”一声，接着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说：“向斯大林告我的状，我还未见到过。我接见的代表团中，你可是最‘调皮’的了！”
何长工说：“过奖了，我还不是最‘调皮’的，您还没见识过真正的大‘调皮’呢。要是没有我们这些‘调皮’的人，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怎么能打垮呀？”
接着何长工又转入正题：“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才夺取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过去，你们支援过我们，我们感谢！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困难还很多，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再加上你们的援助，我们就会摆脱困难并逐渐富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有这个信心和能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出现，对苏联、对世界革命，也是一个支援嘛！”
对于这次谈判任务的艰巨性，代表团原先就有充分估计的，但没想到一接触就这么激烈。维辛斯基是这次谈判的主持者和领导者，如果不说服他，谈判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代表团这次开门见山的“舌战”，虽然言词有些激烈，也有些刺激，但没有出格的地方。经双方反复沟通，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其实，维辛斯基对我国还是友好的，他的偏见主要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再加上他本身有些高傲和固执所致。他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也代表着苏联领导层的观点。当时，苏联主要是考虑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担心中国搞不起来；再就是认为新中国还非常脆弱，即使帮助搞起来了，又怕被帝国主义夺去，因此很不放心。
针对维辛斯基这些“担心”，何长工便用中国革命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最后打败蒋介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决心、信心和能力。最后，维辛斯基终于被代表团的一席话打动了，态度转变了，诚恳表示接受代表团的意见。考虑到谈判内容需要调整，他解释说：“要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了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事实证明，这次事先沟通非常重要，效果也很好，基本上解决了要不要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问题，这就为下一步的正式谈判打下了基础。
赢得苏联的支持援助
1月8日，正式开始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考瓦里主持。由于代表团事先同维辛斯基经过激烈的“舌战”，并取得了“战前”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就直接进入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正题。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朗，那就是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先计划准备谈的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而是直接洽谈怎样援助中国及援助什么的问题。
在后续的谈判中主要是集中在3个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中苏双方又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代表团的方针就是依据周总理提出的先搞飞机修理，后搞飞机制造。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并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因此，中方要求苏联在帮助中国建厂时，要在整体布局上作通盘考虑，同时还要为将来的飞机制造做好准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这个两步走方针很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只要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这次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问题，以后再说。面对这一僵局，代表团一再解释和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赢得了苏方同意。最后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定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和100专家来中国帮助援建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修理的规模问题。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由苏联帮助中国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是米格－9、15，图－2轰炸机，雅克－11、18和拉－9、11等），以解决抗美援朝战场急需；建设规模确定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初步先改扩建6个军工厂。在这次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又适时提出请苏联派一列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约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试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修理。这种修理列车是眼下抗美援朝急需的。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机动修理厂，前线哪个机场有战伤的飞机，修理列车就直接开到那里进行抢修，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修理战斗损伤飞机的效率。
第三个问题，是援助中国的工厂在哪里设计。这个问题争论最激烈。苏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在莫斯科设计，然后把图纸送到中国施工。代表团对他们的这一提议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进行选点、水文地质勘探，设计才能进行，这是常识性问题。因此，代表团始终坚持既然在中国施工，就应该在中国设计。并反复强调，在莫斯科搞设计难以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不符合实际，必然又要修改，这就给施工现场带来很多人为的困难，我们总不能每天坐飞机往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吧？那样既费时，又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既然苏联愿意真诚的帮助中国，那么就应该按照中国的意愿来帮助我们。为赢得苏方的支持，代表团分别向苏方代表作了许多解释工作。在后续的谈判中，中方的意见终于赢得了苏方多数代表赞成。最后双方议定，由苏联派20名专家，到中国搞设计。
代表团以高超的智慧终于赢得了这场艰苦谈判的最后胜利，这一成果远远超过了谈判本身，重要的是它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协定”草签的头一天，何长工从莫斯科给周总理打电话，专门汇报了谈判情况。总理急切地问：“长工，谈得怎么样？”
何长工答：“谈判还算顺利，明天可以签字。”随即又向总理汇报了在中国设计、施工和苏联同意援助修理列车等情况。
周总理肯定地说：“这是对的！”接着又问，“规模有多大？”
何长工说：“规模相当。”
“要算细账，他们一个卢布都是舍不得给的。”周总理提醒道。
何长工接着说：“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
周总理敏感地作出反应：“外贸部长到场了还是要钱的，我们外汇不多，一下子过多地把钱用到航空工业上吃不消，其他工业就顾不了啦。你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减三分之一。”
在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周总理一直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情况。对代表团能够赢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谈判成果表示满意，但还是感到建设的规模偏大。尤其是当他得知代表团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后，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得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周总理不仅考虑到当时购买这批设备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是怕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而造成浪费。周总理没有直接提出批评，而是用“显得急躁”4个字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代表团成员深受感动。随后，代表团按照周总理指示，对有关项目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只选留一部分急需的设备。
经过18天的努力，谈判终于获得成功，与苏联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当天上午，“协定”草案送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中午没休息就开始审批，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审批完了。斯大林在批示中写道：“谈成的草案要不断修正、补充。一定要支持中国兄弟办航空工业，中国的基础薄弱，我们要全力帮助。”
2月19日，何长工与苏方代表草签了“协定”。代表团回国之前，维辛斯基为代表团举行宴会送行。这位不打不成交的老朋友感慨地举起酒杯，由衷地祝贺这次中苏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也为中苏人民的友谊频频举杯，气氛热烈友好。
这时，维辛斯基特意走到何长工的身边说：“何同志，你下次再来时，希望你带两个飞行团在莫斯科红场降落！”
何长工会心地一笑说：“也许带3个团来！”在场的人都被他俩幽默的对话逗笑了。
1951年10月3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瓦利代表双方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和组织飞机修理厂方面技术援助的协定》。这项协定包括援建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工具、材料和配套件等，以及派遣专家、顾问，总金额为3000万卢布。
这次赴苏谈判最大的成果，就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这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1年6月29日，在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决定，空军将“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正式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也就是这一天，我国第一个歼击机研制基地——沈阳飞机制造厂诞生了。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研究事关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所作出的主要决策、确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这一时期，作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重点工程之一的112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厂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
1956年7月19日，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北国盛夏的清晨，凉爽宜人。我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中0101”号，在完成全部地面试验检测后直接进入到试飞阶段。担负这次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从空军选调来的飞行员吴克明，虽年仅26岁，却是一名有着显赫战功的老飞行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战斗起飞达数百次，直接参加空战10余次，曾击落两架美国空军最先进的Ｆ－86战斗机。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不仅练就了吴克明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作风，同时还使他的飞行技术经过战斗洗礼而更加精湛。
吴克明领受了试飞任务书后，像往常一样带好飞行装具，便径直向那架已经做好飞行准备的“中0101”飞机走去。此刻，这架银白色的战鹰在晨辉的映照下格外耀眼夺目。吴克明非常自信地跨进了“中0101”飞机的座舱，看着全是中文标识的开关和仪表，不由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他按程序对座舱设备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启动了发动机。顷刻，发动机便像一头蓄力已久的雄狮突然怒吼起来，大地也随之开始颤抖。紧接着他便开始做地面滑行试验，尤其是飞机在高速滑行时，具有很好的俯仰和方向操纵性，这更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当他确认一切就绪时，便把飞机滑向起飞线待命。
“报告1号，0101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驾着“中0101”号呼啸腾空，紧接着跃升、俯冲、盘旋、通场……此刻，他真想驾驶我们自己制造的战鹰飞个够，更想飞个痛快。但是，理智告诉他，这是首次试飞！这架凝聚着无数航空人心血的第一架战鹰正在创造一段新的历史，地面有千万双航空人的眼睛都在期盼着“首飞告捷”。当预定的试飞科目完成后，吴克明带着意犹未尽的心情按时返航。飞机稳稳地停在跑道上，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
首飞成功后，随即进入了紧张的综合性科目的试飞试验。吴克明在15天的时间内，先后进行了19次综合性能试飞试验，并对试飞中发现的问题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和排除。最后的试飞结果表明：“中0101”号飞机在最大速度、最大高度时，特种设备、发动机等各项性能、数据已全部达到试飞大纲的标准和要求。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112厂举行了隆重的验收签字仪式，并把该型飞机命名为“56式”飞机（后在全国飞机统一编号时改称为歼—5飞机），同时批准成批生产。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了验收结论：“国营112厂已经试制成功56式飞机，并可以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
9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9月10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亲临沈阳，参加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上午10时，聂帅在赵尔陆部长和史良部长的陪同下，亲自为飞行表演的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0101”号剪了彩。接着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飞行表演。
1956年10月1日，新生产的第一批4架歼5型歼击机，幸运地参加了国庆受阅，不仅振了国威和军威，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当崭新的4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队呼啸飞过天门广场时，整个广场上的群众都沸腾了，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而欢呼，更为新中国日渐走向强盛而自豪。
这时，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毛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虽然他讲话的声音并不大，但重音却落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面，那语气隐含着一种坚毅和自豪。后来，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都能造了。”
56式飞机的试制成功，说明我国航空工业已经掌握了喷气式飞机的制造技术，一跃跨进了喷气时代，这个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112厂已经完成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历史使命，并进入了“掌握新型飞机制造技术，组织正规成批生产”的新时期。
苏联背信弃义
然而，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严重分歧，并将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不仅影响到了两党的关系，也直接波及到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1960年7月，苏联不顾两国政府间早已确定的合作合同，公然单方面决定撕毁合同并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这对于刚刚起步不久、而且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时，正值仿制ＭＮΓ－19飞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紧要关头突然撤走苏联专家，意味着釜底抽薪。
尽管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中国政府还是从大局考虑来处理这一复杂问题。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揭露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并向苏联专家说明，错误不在中国方面，而是苏联领导人改变对华政策，并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所致；另一方面，把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区别开来，相信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因此，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前，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待。对于苏联专家的技术，我们一定要学到手。要以礼相待，热情欢送，不惜送重礼，不怕多花钱。对多数公正的苏联专家要友好，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知识的。
112厂党委认真贯彻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并要求所属各部门一定要把周总理的指示迅速落实到位。为此，向所有离华的苏联专家颁发了中苏友谊纪念章，并给每位专家发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为中苏友好和支援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同时要求所有对口单位的有关人员，利用最后的时机尽最大可能向苏联专家多学一些东西。在专家离华之前，分别向他们赠送礼品。每份礼品的价值都很高，一般专家的礼品价格在100元左右，专家负责人的礼品在200元左右。为了避免苏联专家组的内部监视，送礼时都是以个人的名义个别赠送。这样做既可以真实地表达中国人民对苏联专家的友好情谊和真诚谢意，又巧妙地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方面真诚友好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大部分苏联专家，他们主动抓紧时间向中国同志传授一些难点技术知识。有的专家在临走之前，还在向中国技术人员面授机宜，甚至把自己的笔记本拿出来，让中国技术人员摘抄秘密资料和试验数据；有的专家直到上了火车，还向前来送行的中国技术人员传授设计经验。还有一位专家，甘冒政治风险，干脆把他从苏联带来的技术资料和记载重要数据的笔记本直接送给了中国技术人员。苏联专家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令人欣慰的是，那些曾经得到过苏联专家传授和指点的中国技术人员，若干年后大都成为我国航空领域的著名专家。直到今天，每每谈起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之前的情形，他们仍感慨不已。
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各方面的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和灾难性后果，但这反倒更激起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意志和决心。112厂每个设计人员都明白：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不管是领导干部、设计人员还是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憋着一口气——即使没有外援，我们一样可以设计飞机，一样可以制造飞机。
然而，在激愤之下也往往走向另一面，沉痛的经验说明，光有愤怒和激情是远远不够，还必需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尊重客观规律。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1961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正式决定，由112厂重新试制ＭＮΓ－19Ｃ型歼击机，亦称59式丙，后改称歼6型歼击机。这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下完全由我们自己试制，其困难和风险时可想而知的。但是，国防的迫切需要与外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已经把中国航空工业逼到绝境，没有任何退路，只有自力更生才能获得生机。
在歼6飞机的试制阶段，航空工厂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按工艺方案组织实施，重点把好“五关”，即标准样件全机对合关、技术关键关、技术协调关、静力试验关、试飞关。为确保优质试制歼6飞机的质量，112厂陆纲厂长正式颁布了《十项开工标准》的命令。并规定，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凡是未达到《十项开工标准》的单位，绝不允许开工生产，对新生产的每一架飞机都必须进行优质过关。《十项开工标准》的贯彻实施，为重新试制ＭＮΓ－19Ｃ型歼击机并保证优质过关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63年9月23日，优质试制的0001号歼6型歼击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紧接着又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定型试飞。12月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各种条件下的试飞考验，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歼6飞机优质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音速歼击机的新阶段。从此，我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音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
在歼－6飞机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之后，我国又把目标瞄向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战机。
1961年初，苏联准备卖给印度尼西亚一批米格－21歼击机，并与中国政府协商，要求通过中国将这批飞机转到印度尼西亚去。苏联方面还通过驻华大使馆代办安东诺夫，向周恩来总理转达：如果中国需要，向中国提供米格－21Ф－13型歼击机。不久，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Ф－13型飞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并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当毛主席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Ф－13飞机。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是在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这样，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周总理专门请示了毛主席，当毛主席听完周总理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总理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数。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取得谈判成功。3月30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在代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这次谈判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转机。然而，这一机型的技术引进是在没有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不全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的困难和风险是超乎想象的。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Ф－13型飞机，定名为“62式”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项零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试验设备177项。
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歼7的生产，周总理于1962年曾亲到飞机厂视察；1964年6月25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邓小平一再强调：“试制要自力更生，全机材料一定要自己搞。”当厂党委书记王其恭、厂长陆纲请邓总书记作指示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没有什么指示，有希望，希望1967年把我们自己的歼7搞出来。”
跨入第二代战机的先进行列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然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我国制造的第一架2倍音速——歼7型歼击机被牵引到起飞线。来自军委、总部、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及航空专家，还有数千名工厂技术人员、部队官兵伫立在塔台两侧，关注这架国产歼7飞机首次试飞。
为了保证首飞成功，由有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空军飞行员葛文墉担任首席试飞员。此刻，葛文墉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但他还是尽力克制这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次首飞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在飞前的短暂一刻，他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试飞科目和线路，确信无疑时果断地按下开车按钮。
“报告1号，02号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起飞命令。
刹那间，只见新型战机雷霆万钧、昂首展翼，直刺苍穹，一转眼又呼啸着掠过机场上空。葛文墉先游刃自如地在机场上空作低空盘旋，继而又急剧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俯冲攻击，转而又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这一个个惊险的飞行动作，迅捷矫健，优美精准，令现场的人群兴奋不已，欢呼雀跃。
随后，葛文墉又担负该机全部试验科目和定型科目的试飞。在工厂完成飞机的基本性能试飞科目之后，又转场至普兰店空军某机场，在渤海上空进行航炮、火箭等空射试验。4月13日，全部科目试飞完毕，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安定性、操纵性良好，飞机的技术、战术性能均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性能还超过了米格－21Ф－13样机的水平。
从1964年初开始进行生产准备，到1966年4月试飞结束，歼7飞机的整个试制周期为2年零4个月，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2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12月28日，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歼7定型并投入批生产。
歼7型歼击机的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不仅使我国的飞机工业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一跃跨进了第二代先进战机的行列，而且也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空军的军力。首批装配的米格－21Ф－13型飞机试飞合格后，立即装备到空军部队，并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国产歼7大批装备部队后，至1971年，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美蒋战斗机7架，还击落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从而有力地捍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和国家的尊严。
力排“极左”错误的干扰破坏
国防航空工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跃进”和“极左”错误的影响下曾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并于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
1960年，11月20日，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人的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3年来工厂没有向部队提供一架合格飞机的事实时，十分震怒和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元帅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踏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的有关质量情况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对过去的质量问题下决心“一刀两断”，从而试制工作有所好转。
为了挽回和纠正“大跃进”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与影响，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总理重点作了5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文史精华 2007年第3期
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挨骂” 推出精兵简政
近年来，一些报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挨骂”的文章。有些内容并不符合史实。
笔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访谈了不少老农民、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现将了解的史实整理和记述如下。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文/薛鑫良）作者注：笔者访谈的对象有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张思德的战友陈耀、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杨步浩、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的亲属、原延安地委书记冯怀亮、原志丹县政协副主席白黎、老红军刘明文、老游击队员张明科、老农民边长城等人；查阅的资料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领袖与百姓——毛主席在陕北的足迹》、江苏文艺出版社《延安整风前后》、红旗出版社《延安秘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延安革命纪念馆《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市志》等。（来源：学习时报）
笔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访谈了不少老农民、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并查阅了有关资料。现将了解的史实整理和记述如下。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文/薛鑫良）作者注：笔者访谈的对象有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张思德的战友陈耀、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杨步浩、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的亲属、原延安地委书记冯怀亮、原志丹县政协副主席白黎、老红军刘明文、老游击队员张明科、老农民边长城等人；查阅的资料有《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领袖与百姓——毛主席在陕北的足迹》、江苏文艺出版社《延安整风前后》、红旗出版社《延安秘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延安革命纪念馆《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市志》等。（来源：学习时报）
高戈里痛斥流沙河：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高戈里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 － 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不容否认，但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了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代言人”，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新课文]《〈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探踪”方向。
——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高戈里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 － 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不容否认，但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了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代言人”，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新课文]《〈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探踪”方向。
中国在“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Labels: 科学技术
视频：文革10年
这本是一个批判文革的系列片。我看了下，除了66-67混乱外，68年就开始纠正混乱。
整体上国家进步很大。当时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当时的突破是一个接一个。
69年北京就修了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号线。20多公里长。现在还在运营。当时是靠自己力量建设的。近40年过去了，我们修地铁大多要靠洋人了。
让人感慨！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整体上国家进步很大。当时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当时的突破是一个接一个。
69年北京就修了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一号线。20多公里长。现在还在运营。当时是靠自己力量建设的。近40年过去了，我们修地铁大多要靠洋人了。
让人感慨！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成就（1949—1976）
（附：新中国水利大事记1949—1976）
作者: 愚笨到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中国28年中，在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通过江河治理和修建水库，实现放洪排涝，抵御旱灾，灌溉农田的最基本的保障。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
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
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
大型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大型水库----中型水库-----小型水库 ----大中小合计
年 代-------------（座）--------（座）--------（座）---------（座）
1949年前-----------6---------------17-----------1200----------1223
1949－1957年---19---------------60-----------1000----------1079
1958－1965年---210------------1200----------44000--------45410
1966－1976年----73-------------850-----------37000--------37923
总 计--------------308-------------2127----------83200--------85635
附：
新中国水利大事记（1949—1976）
1949年
·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4450万人受灾。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西江灾情最为严重，长江中下游干支流普遍大水，810万人受灾，5.7万人死亡。珠江流域广东、广西两省370万人受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
·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在北京成立。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成立。1953年转建为中央气象局，1982年改名为国家气象局。
·“导沂整沭”和“导沭整沂”工程开工，开挖了新沂河和新沭河。新沂河自老沂河华沂开始，过骆马湖，切开嶂山岭，向东会合老沭河，至灌河口入海，打通沂河入海出路；1958年对堤防进行复堤加固，1964年续建，80年代中期进行了除险加固。新沭河从山东大官庄经大兴镇、沙河、至临洪河口入海，把沭河洪水分入沙河经江苏直接入海。1971年新沭河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扩大治理。
1950年
·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淮河洪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大江大河治理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
·中国全面整修江河堤防。
·毛泽东对淮河治理先后作出四次批示，指出淮河治理要长远规划、科学治理。
·周恩来主持治淮会议，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同意荆江分洪工程兴建方案。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1971年更名为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85年恢复原名，1987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1992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第一次全国防汛会议召开。
·对京杭运河进行恢复和扩建工作。1957~1961年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的河段，70年代又不断增建。
·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并完建，是长江流域第一个蓄洪垦殖区。
·《人民水利》杂志创刊。1956年更名为《中国水利》，1958年与《人民电业》、《水利电力工人报》合并为《水利与电力》（半月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1981年复刊，再次更名为《中国水利》，改为月刊。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成立。
1951年
·辽河洪水，干支流决口419处，受灾农田37.6万hm2，受灾人口87.6万，死亡3100人，沈山、长大铁路中断行车40余天。
·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治理的大河。
·中国开始布测全国天文大地网。
·编制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
·根治淮河一期工程完成。
·对洪泽湖大堤进行修复。1979年对其进行抗震加固，三河闸、高良涧进水闸先后进行加固整修。洪泽湖大堤逐渐将直墙改为斜坡和平台防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新建的水电站——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开工。
·北京水利学校成立。1958年与其他学校联合成立北京水利水电学院。1969年该校由北京迁往河北岳城水库，后改名为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6年迁往邯郸市。1978年改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1987年迁往郑州。
·江苏苏北灌溉总渠开工，1952年建成。全长168km，引水过流量800m3/s。
·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全面动工，以后多次进行整治和修复。
1952年
·毛泽东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这是中国领导人针对中国北方缺水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并完建，设计分洪流量8000m3/s。
·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竣工，改名为“人民胜利渠”，1951年开工，1953年建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引黄灌溉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4万hm2。
·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在新疆轮台县依拉河口筑坝，使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与孔雀河分开，塔里木河南流入故道。
1953年
·辽河洪水，27个县市受灾，167人死亡，沈山、长大铁路中断59天。
·由13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水利援藏干部工作组开赴昌都，成为首批援藏工作者与西藏现代水利的开拓者。
·在江苏洪泽县建成洪泽湖三河闸，设计过闸流量1.2万m3/s。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海客货轮在上海下水。
1954年
·长江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6.68万m3/s,长江流域农田受淹317万hm2，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中断100天。抗洪中先后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区。
·淮河洪水。淮河大堤在禹山坝和毛滩分别决口，受灾农田408hm2，受灾人口2000多万。
·中国第一部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制完成。
·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编算、出版《航海天文历》。
·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总库容22.7亿m3，是全国第一座大型土坝水库，也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设。
·长江上游狮子滩水电站开工，是中国最早实现梯级开发的河流——龙溪河上兴建的第一级重点梯级电站。总库容10.28亿m3,坝高51m，是中国第一座堆石坝。
·在安徽霍山县建成佛子岭水库，坝高75.9 m，总库容5.01亿m3，电站装机21.7万kW,是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发电厂安装了中国首次设计制造的水轮发电机组。该工程于1952年开工，1984年大坝加高1.5m。
·武汉水利学院成立，其前身是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9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
1955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水利部制定和实施水库、水闸的等级标准。
·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6年
·中国采用第一个全国性国家高程系统——1956年黄海高程系。
·中国编制第一个海洋科学远景发展规划。
·组织进行第一次全国水文站网规划，1959年基本实现。
·编制完成《淮河流域规划》，70年代进行修订。20~30年代曾制定《导淮工程计划》，但实施的工程极少。
·水利部建立水利科学研究院，1958年与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燃料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合并成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在安徽金寨县建成梅山水库混凝土连拱坝，坝高88.24m,为中国最高的混凝土连拱坝，也是当时世界最高拦洪坝。
·汉水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设计分洪流量4000 m3/s，该工程于1955年开工。
1957年
·松花江洪水，哈尔滨市水位超过1932年受淹水位0.58m，全流域受淹农田93万hm2,受灾人口370万人。
·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建设提出“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并提出“还必须注意掌握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和管理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
·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历史暴雨洪水调查。
·编制完成了《海河流域规划》，1986年进行修订。
·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1960年蓄水，1962年发电，成为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由于泥沙淤积，从1964年开始多次改建或增建泄洪设施，改变运用方式。
·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开工，1965年建成，坝高105m，装机容量66.25万kW,为中国首次采用宽缝重力坝和溢流式厂房，也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站。
·武汉建成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长江桥，全长1670 m。
1958年
·“大跃进”时期（至1960年），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建设运动。《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水利工程“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建设方针，建设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对当时防洪、抗旱、排涝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规模过大，质量较差，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
·黄河洪水，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2.23万m3/s。京广铁路交通中断14天。经全力防守，在不分洪的情况下，黄河大堤未发生决口。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明确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该报告1990年修订，成为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
·中国开展全国海洋调查，1960年结束。
·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分淮入沂工程动工开挖，1972年基本完成。全长98km，后逐年进行续建和加固。
·在安徽霍山县磨子潭水库建成中国第一座大头坝，坝高82m。
·在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建成中国第一座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高78m。
·北京十三陵水库举行落成典礼。
·丹江口水利枢纽正式开工,是治理开发汉水的关键性工程，也是实现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重要枢纽。1968年首台机组发电，1974年按初期规模建成，总库容209亿m3，装机容量90万 kW 。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67年建成，为中国首次采用闸墩式电站。总库容7.35亿m3，装机容量27.2万kW。
·刘家峡水利枢纽开工建设，1961年停建，1964年复工，1974年建成，坝高147m，装机容量122.5万kW，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座100万kW以上的大型水电站。
·安徽淠史杭灌区开工修建，渠系还具有通航、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总控制面积1.31万km2,设计灌溉面积68.4万hm2。1959年开始灌溉农田，以后逐年续建配套。
·新丰江水电站开工兴建，是珠江流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库容139亿m3,电站装机容量29.25万kW，坝高105m。1962年水库发生6.1级地震,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水库诱发地震。
·北京密云水库开工建设，1960年建成，总库容43.75亿m3,逐渐演变为向北京供水的主要水源。
·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中国创制出蛙式夯土机。
1959年
·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开始对中国沙漠和戈壁进行考察研究。
·中国在新疆乌鲁木齐河源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山冰川研究试验站。
·中国提出农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
·新疆玛纳斯河灌区骨干工程建成，具有引、蓄、灌、排和水力发电等多种功能，设计灌溉面积21万hm2。后几经扩建，总干渠全长18 km。
1959~1961年
·发生连年干旱，灾害影响到1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受灾面积3659万hm2,成灾1533万hm2。全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出现国民经济严峻困难局面。
1960年
·河南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65年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总干渠长70km。
·珠江流域南盘江支流上的六郎洞水电站开工，成为中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发电的中型水电站。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了下荆江系统裁弯工程规划。经过比较选择后，一部分工程相继实施，其中中洲子裁弯工程1966年开工；上车湾裁弯工程1968年开工；沙滩子裁弯工程未及实施，1972年自然裁弯。
·在黑龙江省兴凯湖附近新开流建成中国第一座鱼道，总长70m，宽11m。
·广东省乳源南水堆石坝采用定向爆破筑坝技术，坝高81.3m,长215m。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船“东风号”下水。
·南京长江大桥动工兴建，1968年建成通车。大桥正桥长1576米，为公路、铁路两用桥。
1961年
·江西上犹江建成中国第一座空腹重力坝、坝内厂房，坝高67.5m。
·江苏江都排灌站动工建设，1977年建成，装机容量4.98万kW，最大提水流量为470m3/s，是中国最大的电力排灌站，也是连接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大型工程。
·内蒙古河套灌区总干渠建成，改多口引水为一口引水，后来相继开挖排水总干渠，并进行了渠系配套工程建设。
1962年
·中国首次采用碾压混凝土修建的防渗心墙在台湾省塞门坝建成。
·中国完成第一次全国性森林资源调查。
1963年
·海河洪水，受灾农田440万hm2，冲毁铁路75km，受灾人口2200万,死亡5600余人。
·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自治区）发生严重干旱，以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受灾最重，全国受旱面积1686万hm2，成灾面积902万hm2。
·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国务院作出《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
·《中国水文图集》出版。
·湖南双牌船闸（两级）建成，提升高度达43 m，为当时中国提升高度最大的多级船闸。
1964年
·国家海洋局成立。
·美籍华人周文德编著的《应用水文学》问世，受到国际水利学界的重视。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工，1965年正式向香港供水。1978年完成一期扩建工程，1987年完成二期扩建工程，1994年完成三期扩建工程。向香港年供水能力达11亿m3，向深圳年供水能力达4.93亿m3。
·1.2万吨压力巨型水压机宣布建成。
1965年
·中国开始数值天气预报业务。
·全面总结了“四重四轻”（重建轻管、重大轻小、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的水利建设特点，制定了“大、小、全、管、好”（发扬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作方针。
·国务院批准《水利工程税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这是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水费制度。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出版。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至1976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性水利建设得到发展。[本人69年时，曾经去过一个中型水库建设工地，那里工地上的建设热火朝天，有非常明确的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存在。当时曾经进过机器轰鸣的掘进隧洞。也是在那个时候，参考消息上有一条消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死了（死亡日期1969年11月12日）。]
·淮河新汴河开工，1970年完成，全长128km，是一条横贯豫、皖、苏三省的综合性利用的大型人工河道。
·海河子牙新河开工，1967年全部建成，全长144km。
·在海河流域首先采用升卧闸门。
1967年
·鸭绿江云峰水电站建成，1958年动工建设，是中国和朝鲜共同建设的，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100MW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在此。
1968年
·中国第一台抽水蓄能机组在河北岗南水电站投产，机组装机容量1.1万kW。
1969年
·中国第一座充气橡胶坝在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建成。
·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期工程开工建设，1974年竣工。二期工程1984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1999年竣工验收。该工程是一项高扬程、大流量、多梯级的电力提水灌溉工程，设计提水流量28.6m3/s,装机容量24.8万kW。
1970年
·毛泽东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成为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1972年停工，1974年复工，1981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1988年竣工，设3座船闸，水电站和船闸的规模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开挖永定新河，1971年完成，全长61.9km，设计流量1400m3/s，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
·大型人工河——湖北汉北河竣工。
·上海用盾构法凿成黄浦江打浦路隧道，全长2761m，为中国第一条水底公路隧道。
1971年
·周恩来连续三次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指出“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事，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治淮骨干工程茨淮新河开工，1991年完工，总土方2.1亿m3,总投资5.44亿元。
·中国在映秀湾水电站首次将沉井用于水利工程。
·在河南焦作建成群英坝，高100.5m,为世界最高的浆砌石重力拱坝。
·上海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2年
·北方大旱，以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为主，是1949年以来黄河和海河流域一次大范围的严重干旱，受旱面积3070万hm2,成灾面积1360hm2,受灾人口达1539万。
·黄河下游河道第一次发生明显断流。到20世纪末有22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累计断流86次，共1084天，其中1991~1999年连年断流。
·国务院决定从河南省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支援天津，解决天津水源危机。
·治淮骨干工程淮洪新河开工，1979年停缓建，1991年复工续建。
·湖南青山水轮泵站竣工，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轮泵站。
·白山水电站开工兴建，1991年竣工，总装机容量150万kW，坝高149.5m,是中国第一座三心重力拱坝。
·《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探索江河规律，当好水利尖兵》。
1973年
·中国大坝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74年中国成为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成员国。
·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召开北方17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旱打井建设，至1998年，全国配套打井达372万眼。
·台湾省曾文坝竣工，坝高133m,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土石坝。
·在晋西和陕北利用水力冲填法筑坝，又称水坠坝。
·灾甘肃省兰州建成黄河西津电灌站，装机11440 kW，10级总扬程684m，为中国扬程最高的电灌站。
·浙江余姚市在河姆渡建造防洪排涝工程时，发现了7000年前的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4年
·云南省东川蒋家沟发生一次极粘稠泥石流，含水量仅11%。
·国际水文计划(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台湾省德基坝建成,坝高181m，为当时中国最高坝。
·中国建成25000吨级的“黄山”号浮船坞。
1975年
·淮河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失事，全流域受灾面积184.5万hm2，2.6万人死亡，京广铁路中断18天，造成毁灭性灾害。两座水库的复建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完成。
·开始引进和研制水文遥测系统，并建设水利系统防汛通信网。
1976年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伤40多万人，城市遭毁灭性破坏。地震波及京津地区。
·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选定东线工程作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
·甘肃省引大入秦调水工程正式开工。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两次停工，1994年总干渠全线通水,是一项跨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设计引水流量32m3/s,总干线全长87km，隧道33条，总长75.1km，其中的盘道岭隧道长15.7km。
·中国最大的牧区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海日苏水利枢纽动工，1978年建成。
·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开工,1987年发电，1989年建成，坝高178m，总库容247亿m3，装机容量128万kW。
·开展应用计算机进行水情电报翻译的研究，计算机应用与水利通信网建设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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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座大型水库建成时间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 库 名 单
长 委 3 丹江口59(67)(73)(74)、陆水67、三峡06
黄 委 4 三门峡60、故县58(92)(94)、万家寨99、小浪底01
松辽委 1 察尔森89
海 委 3 潘家口79、大黑汀79、岳城70
北 京 4 海子60、密云60、怀柔58、官厅54
天 津 2 于桥60、北大港80
河 北 18 庙宫60、洋河59（61）、陡河56、邱庄60、云州72、友谊、安各庄、西大洋60、王快58、龙门、口头、横山岭、岗南62、黄壁庄60(64)(68)、东武仕、朱庄76(85)、临城58(90)、桃林口97
山 西 6 册田58、漳泽60、后湾60、关河60、汾河60(61)、文峪河61(66)
内 蒙 8 打虎石76、红山60(65)、孟家段（上）、孟家段（下）、莫力庙59、舍力虎、土尔基山59、他拉干
辽 宁 28 桓仁68(72)(75)、回龙山、铁甲65、南城子65、清河59(60)(66)、柴河74、榛子岭76、闹德海42、大伙房58、参窝74、汤河69、土门子77、转角楼69、朱家隈子58(60)(65)(68)、碧流河86、刘大71、松树71、石门岭71、宫山嘴62(77)、佛寺71(84)、乌金塘73、大风口(74)、龙屯76、观音阁94、东风96、水丰43(58)(88)、太平哨、太平湾87
吉 林 12 月亮泡71(75)、向海、亮甲山、白山74、海龙65、丰满37(53)(59)、石头口门65、星星哨、新立城60、太平池、二龙山59、红石
黑龙江 19 蛤蟆通、青年、太平湖、音河、龙凤山68、泥河、东方红、镜泊湖、桦树川、向阳山、桃山93、团结、库尔滨、双阳河、西泉眼、西沟、龙头桥水库、莲花电站、山口电站
江 苏 8 洪泽湖1578、石梁河、小塔山、安峰山、骆马湖、沙河73、大溪、横山69
浙 江 23 青山、对河口、老石坎、赋石80、富春江、长诏、乌溪江、铜山源、横锦、新安江60(65)、陈蔡、南山、四明湖、亭下83、皎口75、里石门、长潭、紧水滩、横山、南江、牛头山96、石壁、黄坛口
安 徽 12 梅山56(57)、响洪甸、磨子潭58、佛子岭(56)、花凉亭、陈村、龙河口、董铺58（81）、黄栗树、沙河集、大房郢、港口湾
福 建 17 古田56、安砂、山美72、东张58、东圳60、惠女63、池潭(60)、水口、山仔、峰头、南一、东溪、沙溪口、水东、万安、棉花滩、芹山
江 西 25 上犹江57(61)、团结、油罗口、长冈、白云山、社上、老营盘、江口、紫云山、飞剑潭、上游、潘桥、共产主义、七一、滨田、军民、柘林、洪门、万安、大段、龙潭、东津、南车、廖坊、大坳
附件7（续）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 库 名 单
山 东 34 太河（01）、卧虎山60、雪野、光明、田庄、跋山、岸堤、唐村、许家崖、沙沟、青峰岭、小仕阳、陡山、日照、尼山（58）、西苇、马河60、岩马60、会宝岭南、会宝岭北、冶源、墙夼东、墙夼西、峡山、高崖、牟山、白浪河、产芝、尹府、沐浴60、王屋59、门楼58、米山60、龙角山60
河 南 19 窄口、陆浑、南湾(56)、石山口、泼河、五岳、宿鸭湖、薄山(56)、鲇鱼山、昭平台、白黾山、孤石滩、白沙53(56)、鸭河口、宋家场69、板桥52(56)(93)、石漫滩(56)(97)、南海、赵湾
湖 北 55 张家嘴、梅店、南川、王英、青山、温峡口、巩河、大洪山、漳河(李家洲)、烟灯内、石门(64)、惠亭山、高关、三湖连江、富水、吴山、黑屋湾58、封江口、先觉庙、徐家河、天河口、郑家河、花山、观音岩、夏家寺60、金沙河、道观河、浮桥河、三河口、明山、尾斗山、牛车河、白莲河、大同、花园坳、龙坪58、天堂、危水70、黄龙滩、华阳河、熊河、云台山、孟桥川、西排子河、三道河、石门集、红水河、英河一库、隔河岩、太湖港、霍河、黄坡、西北口、水布垭、高坝洲
湖 南 22 凤滩80、黄石68、王家厂、涔天河、双牌、欧阳海、东江、酒埠江、水府庙、官庄、黄材、铁山、青山垅、柘溪、五强溪、株树桥、六都寨、竹园、江垭、白云、三江口、艳州
广 东 30 流溪河58、锦江72、大沙河61、镇海62、大隆洞59、南水60（71）、潭岭66、长湖73、小坑、新丰江60(62)（76）、显岗、枫树坝75、白盆珠(87)、汤溪60、龙颈60、石榴潭59、公平60、龙潭61、合水57(64)、益塘74、高州良德60、高州石骨60、罗坑60、东湖61(74)、鹤地59、长青59、大水桥57(64)(76)、长潭、天堂山、飞来峡
广 西 28 大化、麻石、拉浪、洛东、青狮潭、大龙洞、澄碧河61、仙湖、那板、客兰59、凤亭河、大王滩、屯六、西津、平龙、武思江、达开、六陈、龟石、合面狮、小江、旺盛江、洪潮江、灵东、老虎头、岩滩、爽岛、左江
海 南 6 万宁68、长茅64、松涛70、石碌63(76)、牛路岭、大广坝
重 庆 4 大洪河、狮子滩、大河口、石板水
四 川 10 黑龙滩72、龚嘴、三岔、鲁班83、升钟、铜街子、宝珠寺、二滩99、大桥、江口
贵 州 8 红枫、百花、乌江渡83、观音岩、天生桥(一)、红家渡、东风、普定93
云 南 7 毛家村、独木58、松华坝、鲁布革91、漫湾、渔洞、清水海
陕 西 9 王瑶72(79)、冯家山、羊毛湾73、石头河、石泉、石门、安康、金盆、喜河
甘 肃 5 双塔堡、鸳鸯池、刘家峡、巴家嘴、碧口
青 海 2 龙羊峡(89)、温泉
新 疆 4 福海、西克尔、唐巴湖、克孜尔
兵 团 7 跃进、磨菇湖、柳沟、小海子、上游、大西海子、胜利、
宁 夏 1 青铜峡67
作者: 愚笨到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中国28年中，在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通过江河治理和修建水库，实现放洪排涝，抵御旱灾，灌溉农田的最基本的保障。
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
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
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
大型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大型水库----中型水库-----小型水库 ----大中小合计
年 代-------------（座）--------（座）--------（座）---------（座）
1949年前-----------6---------------17-----------1200----------1223
1949－1957年---19---------------60-----------1000----------1079
1958－1965年---210------------1200----------44000--------45410
1966－1976年----73-------------850-----------37000--------37923
总 计--------------308-------------2127----------83200--------85635
附：
新中国水利大事记（1949—1976）
1949年
·全国发生大面积水灾，20多个省的354个县市、4450万人受灾。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的西江灾情最为严重，长江中下游干支流普遍大水，810万人受灾，5.7万人死亡。珠江流域广东、广西两省370万人受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
·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在北京成立。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成立。1953年转建为中央气象局，1982年改名为国家气象局。
·“导沂整沭”和“导沭整沂”工程开工，开挖了新沂河和新沭河。新沂河自老沂河华沂开始，过骆马湖，切开嶂山岭，向东会合老沭河，至灌河口入海，打通沂河入海出路；1958年对堤防进行复堤加固，1964年续建，80年代中期进行了除险加固。新沭河从山东大官庄经大兴镇、沙河、至临洪河口入海，把沭河洪水分入沙河经江苏直接入海。1971年新沭河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扩大治理。
1950年
·中国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淮河洪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大江大河治理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
·中国全面整修江河堤防。
·毛泽东对淮河治理先后作出四次批示，指出淮河治理要长远规划、科学治理。
·周恩来主持治淮会议，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汇报，同意荆江分洪工程兴建方案。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1971年更名为中央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85年恢复原名，1987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总指挥部，1992年更名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第一次全国防汛会议召开。
·对京杭运河进行恢复和扩建工作。1957~1961年重点扩建了徐州至长江的河段，70年代又不断增建。
·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并完建，是长江流域第一个蓄洪垦殖区。
·《人民水利》杂志创刊。1956年更名为《中国水利》，1958年与《人民电业》、《水利电力工人报》合并为《水利与电力》（半月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1981年复刊，再次更名为《中国水利》，改为月刊。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成立。
1951年
·辽河洪水，干支流决口419处，受灾农田37.6万hm2，受灾人口87.6万，死亡3100人，沈山、长大铁路中断行车40余天。
·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治理的大河。
·中国开始布测全国天文大地网。
·编制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
·根治淮河一期工程完成。
·对洪泽湖大堤进行修复。1979年对其进行抗震加固，三河闸、高良涧进水闸先后进行加固整修。洪泽湖大堤逐渐将直墙改为斜坡和平台防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新建的水电站——福建古田溪一级水电站开工。
·北京水利学校成立。1958年与其他学校联合成立北京水利水电学院。1969年该校由北京迁往河北岳城水库，后改名为河北水利水电学院。1976年迁往邯郸市。1978年改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1987年迁往郑州。
·江苏苏北灌溉总渠开工，1952年建成。全长168km，引水过流量800m3/s。
·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全面动工，以后多次进行整治和修复。
1952年
·毛泽东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这是中国领导人针对中国北方缺水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并完建，设计分洪流量8000m3/s。
·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竣工，改名为“人民胜利渠”，1951年开工，1953年建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引黄灌溉工程，有效灌溉面积达4万hm2。
·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在新疆轮台县依拉河口筑坝，使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与孔雀河分开，塔里木河南流入故道。
1953年
·辽河洪水，27个县市受灾，167人死亡，沈山、长大铁路中断59天。
·由13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水利援藏干部工作组开赴昌都，成为首批援藏工作者与西藏现代水利的开拓者。
·在江苏洪泽县建成洪泽湖三河闸，设计过闸流量1.2万m3/s。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海客货轮在上海下水。
1954年
·长江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6.68万m3/s,长江流域农田受淹317万hm2，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中断100天。抗洪中先后三次启用荆江分洪区。
·淮河洪水。淮河大堤在禹山坝和毛滩分别决口，受灾农田408hm2，受灾人口2000多万。
·中国第一部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编制完成。
·中国紫金山天文台编算、出版《航海天文历》。
·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总库容22.7亿m3，是全国第一座大型土坝水库，也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设。
·长江上游狮子滩水电站开工，是中国最早实现梯级开发的河流——龙溪河上兴建的第一级重点梯级电站。总库容10.28亿m3,坝高51m，是中国第一座堆石坝。
·在安徽霍山县建成佛子岭水库，坝高75.9 m，总库容5.01亿m3，电站装机21.7万kW,是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发电厂安装了中国首次设计制造的水轮发电机组。该工程于1952年开工，1984年大坝加高1.5m。
·武汉水利学院成立，其前身是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59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93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武汉大学。
1955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水利部制定和实施水库、水闸的等级标准。
·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6年
·中国采用第一个全国性国家高程系统——1956年黄海高程系。
·中国编制第一个海洋科学远景发展规划。
·组织进行第一次全国水文站网规划，1959年基本实现。
·编制完成《淮河流域规划》，70年代进行修订。20~30年代曾制定《导淮工程计划》，但实施的工程极少。
·水利部建立水利科学研究院，1958年与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燃料工业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合并成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994年更名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在安徽金寨县建成梅山水库混凝土连拱坝，坝高88.24m,为中国最高的混凝土连拱坝，也是当时世界最高拦洪坝。
·汉水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设计分洪流量4000 m3/s，该工程于1955年开工。
1957年
·松花江洪水，哈尔滨市水位超过1932年受淹水位0.58m，全流域受淹农田93万hm2,受灾人口370万人。
·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建设提出“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并提出“还必须注意掌握巩固与发展并重，兴建和管理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
·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历史暴雨洪水调查。
·编制完成了《海河流域规划》，1986年进行修订。
·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兴建，1960年蓄水，1962年发电，成为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由于泥沙淤积，从1964年开始多次改建或增建泄洪设施，改变运用方式。
·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开工，1965年建成，坝高105m，装机容量66.25万kW,为中国首次采用宽缝重力坝和溢流式厂房，也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站。
·武汉建成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长江桥，全长1670 m。
1958年
·“大跃进”时期（至1960年），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建设运动。《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水利工程“以小型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建设方针，建设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对当时防洪、抗旱、排涝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规模过大，质量较差，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
·黄河洪水，花园口站洪峰流量达2.23万m3/s。京广铁路交通中断14天。经全力防守，在不分洪的情况下，黄河大堤未发生决口。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明确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工程。该报告1990年修订，成为长江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害活动的基本依据。
·中国开展全国海洋调查，1960年结束。
·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分淮入沂工程动工开挖，1972年基本完成。全长98km，后逐年进行续建和加固。
·在安徽霍山县磨子潭水库建成中国第一座大头坝，坝高82m。
·在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建成中国第一座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高78m。
·北京十三陵水库举行落成典礼。
·丹江口水利枢纽正式开工,是治理开发汉水的关键性工程，也是实现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重要枢纽。1968年首台机组发电，1974年按初期规模建成，总库容209亿m3，装机容量90万 kW 。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67年建成，为中国首次采用闸墩式电站。总库容7.35亿m3，装机容量27.2万kW。
·刘家峡水利枢纽开工建设，1961年停建，1964年复工，1974年建成，坝高147m，装机容量122.5万kW，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第一座100万kW以上的大型水电站。
·安徽淠史杭灌区开工修建，渠系还具有通航、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总控制面积1.31万km2,设计灌溉面积68.4万hm2。1959年开始灌溉农田，以后逐年续建配套。
·新丰江水电站开工兴建，是珠江流域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库容139亿m3,电站装机容量29.25万kW，坝高105m。1962年水库发生6.1级地震,是中国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水库诱发地震。
·北京密云水库开工建设，1960年建成，总库容43.75亿m3,逐渐演变为向北京供水的主要水源。
·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
·中国创制出蛙式夯土机。
1959年
·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开始对中国沙漠和戈壁进行考察研究。
·中国在新疆乌鲁木齐河源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山冰川研究试验站。
·中国提出农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
·新疆玛纳斯河灌区骨干工程建成，具有引、蓄、灌、排和水力发电等多种功能，设计灌溉面积21万hm2。后几经扩建，总干渠全长18 km。
1959~1961年
·发生连年干旱，灾害影响到1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受灾面积3659万hm2,成灾1533万hm2。全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出现国民经济严峻困难局面。
1960年
·河南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65年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总干渠长70km。
·珠江流域南盘江支流上的六郎洞水电站开工，成为中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发电的中型水电站。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了下荆江系统裁弯工程规划。经过比较选择后，一部分工程相继实施，其中中洲子裁弯工程1966年开工；上车湾裁弯工程1968年开工；沙滩子裁弯工程未及实施，1972年自然裁弯。
·在黑龙江省兴凯湖附近新开流建成中国第一座鱼道，总长70m，宽11m。
·广东省乳源南水堆石坝采用定向爆破筑坝技术，坝高81.3m,长215m。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船“东风号”下水。
·南京长江大桥动工兴建，1968年建成通车。大桥正桥长1576米，为公路、铁路两用桥。
1961年
·江西上犹江建成中国第一座空腹重力坝、坝内厂房，坝高67.5m。
·江苏江都排灌站动工建设，1977年建成，装机容量4.98万kW，最大提水流量为470m3/s，是中国最大的电力排灌站，也是连接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大型工程。
·内蒙古河套灌区总干渠建成，改多口引水为一口引水，后来相继开挖排水总干渠，并进行了渠系配套工程建设。
1962年
·中国首次采用碾压混凝土修建的防渗心墙在台湾省塞门坝建成。
·中国完成第一次全国性森林资源调查。
1963年
·海河洪水，受灾农田440万hm2，冲毁铁路75km，受灾人口2200万,死亡5600余人。
·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自治区）发生严重干旱，以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受灾最重，全国受旱面积1686万hm2，成灾面积902万hm2。
·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国务院作出《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
·《中国水文图集》出版。
·湖南双牌船闸（两级）建成，提升高度达43 m，为当时中国提升高度最大的多级船闸。
1964年
·国家海洋局成立。
·美籍华人周文德编著的《应用水文学》问世，受到国际水利学界的重视。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工，1965年正式向香港供水。1978年完成一期扩建工程，1987年完成二期扩建工程，1994年完成三期扩建工程。向香港年供水能力达11亿m3，向深圳年供水能力达4.93亿m3。
·1.2万吨压力巨型水压机宣布建成。
1965年
·中国开始数值天气预报业务。
·全面总结了“四重四轻”（重建轻管、重大轻小、重骨干轻配套、重工程轻实效）的水利建设特点，制定了“大、小、全、管、好”（发扬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作方针。
·国务院批准《水利工程税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这是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水费制度。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地图集》出版。
196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至1976年），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性水利建设得到发展。[本人69年时，曾经去过一个中型水库建设工地，那里工地上的建设热火朝天，有非常明确的水利工程指挥部的存在。当时曾经进过机器轰鸣的掘进隧洞。也是在那个时候，参考消息上有一条消息，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死了（死亡日期1969年11月12日）。]
·淮河新汴河开工，1970年完成，全长128km，是一条横贯豫、皖、苏三省的综合性利用的大型人工河道。
·海河子牙新河开工，1967年全部建成，全长144km。
·在海河流域首先采用升卧闸门。
1967年
·鸭绿江云峰水电站建成，1958年动工建设，是中国和朝鲜共同建设的，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100MW水轮发电机组安装在此。
1968年
·中国第一台抽水蓄能机组在河北岗南水电站投产，机组装机容量1.1万kW。
1969年
·中国第一座充气橡胶坝在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建成。
·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期工程开工建设，1974年竣工。二期工程1984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1999年竣工验收。该工程是一项高扬程、大流量、多梯级的电力提水灌溉工程，设计提水流量28.6m3/s,装机容量24.8万kW。
1970年
·毛泽东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成为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1972年停工，1974年复工，1981年首台机组投产发电，1988年竣工，设3座船闸，水电站和船闸的规模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开挖永定新河，1971年完成，全长61.9km，设计流量1400m3/s，按5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
·大型人工河——湖北汉北河竣工。
·上海用盾构法凿成黄浦江打浦路隧道，全长2761m，为中国第一条水底公路隧道。
1971年
·周恩来连续三次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指出“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事，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
·治淮骨干工程茨淮新河开工，1991年完工，总土方2.1亿m3,总投资5.44亿元。
·中国在映秀湾水电站首次将沉井用于水利工程。
·在河南焦作建成群英坝，高100.5m,为世界最高的浆砌石重力拱坝。
·上海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2年
·北方大旱，以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为主，是1949年以来黄河和海河流域一次大范围的严重干旱，受旱面积3070万hm2,成灾面积1360hm2,受灾人口达1539万。
·黄河下游河道第一次发生明显断流。到20世纪末有22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累计断流86次，共1084天，其中1991~1999年连年断流。
·国务院决定从河南省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支援天津，解决天津水源危机。
·治淮骨干工程淮洪新河开工，1979年停缓建，1991年复工续建。
·湖南青山水轮泵站竣工，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轮泵站。
·白山水电站开工兴建，1991年竣工，总装机容量150万kW，坝高149.5m,是中国第一座三心重力拱坝。
·《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探索江河规律，当好水利尖兵》。
1973年
·中国大坝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74年中国成为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成员国。
·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召开北方17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旱打井建设，至1998年，全国配套打井达372万眼。
·台湾省曾文坝竣工，坝高133m,为当时中国最高的土石坝。
·在晋西和陕北利用水力冲填法筑坝，又称水坠坝。
·灾甘肃省兰州建成黄河西津电灌站，装机11440 kW，10级总扬程684m，为中国扬程最高的电灌站。
·浙江余姚市在河姆渡建造防洪排涝工程时，发现了7000年前的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4年
·云南省东川蒋家沟发生一次极粘稠泥石流，含水量仅11%。
·国际水文计划(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台湾省德基坝建成,坝高181m，为当时中国最高坝。
·中国建成25000吨级的“黄山”号浮船坞。
1975年
·淮河洪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失事，全流域受灾面积184.5万hm2，2.6万人死亡，京广铁路中断18天，造成毁灭性灾害。两座水库的复建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完成。
·开始引进和研制水文遥测系统，并建设水利系统防汛通信网。
1976年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伤40多万人，城市遭毁灭性破坏。地震波及京津地区。
·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选定东线工程作为南水北调近期工程。
·甘肃省引大入秦调水工程正式开工。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两次停工，1994年总干渠全线通水,是一项跨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设计引水流量32m3/s,总干线全长87km，隧道33条，总长75.1km，其中的盘道岭隧道长15.7km。
·中国最大的牧区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海日苏水利枢纽动工，1978年建成。
·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开工,1987年发电，1989年建成，坝高178m，总库容247亿m3，装机容量128万kW。
·开展应用计算机进行水情电报翻译的研究，计算机应用与水利通信网建设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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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座大型水库建成时间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 库 名 单
长 委 3 丹江口59(67)(73)(74)、陆水67、三峡06
黄 委 4 三门峡60、故县58(92)(94)、万家寨99、小浪底01
松辽委 1 察尔森89
海 委 3 潘家口79、大黑汀79、岳城70
北 京 4 海子60、密云60、怀柔58、官厅54
天 津 2 于桥60、北大港80
河 北 18 庙宫60、洋河59（61）、陡河56、邱庄60、云州72、友谊、安各庄、西大洋60、王快58、龙门、口头、横山岭、岗南62、黄壁庄60(64)(68)、东武仕、朱庄76(85)、临城58(90)、桃林口97
山 西 6 册田58、漳泽60、后湾60、关河60、汾河60(61)、文峪河61(66)
内 蒙 8 打虎石76、红山60(65)、孟家段（上）、孟家段（下）、莫力庙59、舍力虎、土尔基山59、他拉干
辽 宁 28 桓仁68(72)(75)、回龙山、铁甲65、南城子65、清河59(60)(66)、柴河74、榛子岭76、闹德海42、大伙房58、参窝74、汤河69、土门子77、转角楼69、朱家隈子58(60)(65)(68)、碧流河86、刘大71、松树71、石门岭71、宫山嘴62(77)、佛寺71(84)、乌金塘73、大风口(74)、龙屯76、观音阁94、东风96、水丰43(58)(88)、太平哨、太平湾87
吉 林 12 月亮泡71(75)、向海、亮甲山、白山74、海龙65、丰满37(53)(59)、石头口门65、星星哨、新立城60、太平池、二龙山59、红石
黑龙江 19 蛤蟆通、青年、太平湖、音河、龙凤山68、泥河、东方红、镜泊湖、桦树川、向阳山、桃山93、团结、库尔滨、双阳河、西泉眼、西沟、龙头桥水库、莲花电站、山口电站
江 苏 8 洪泽湖1578、石梁河、小塔山、安峰山、骆马湖、沙河73、大溪、横山69
浙 江 23 青山、对河口、老石坎、赋石80、富春江、长诏、乌溪江、铜山源、横锦、新安江60(65)、陈蔡、南山、四明湖、亭下83、皎口75、里石门、长潭、紧水滩、横山、南江、牛头山96、石壁、黄坛口
安 徽 12 梅山56(57)、响洪甸、磨子潭58、佛子岭(56)、花凉亭、陈村、龙河口、董铺58（81）、黄栗树、沙河集、大房郢、港口湾
福 建 17 古田56、安砂、山美72、东张58、东圳60、惠女63、池潭(60)、水口、山仔、峰头、南一、东溪、沙溪口、水东、万安、棉花滩、芹山
江 西 25 上犹江57(61)、团结、油罗口、长冈、白云山、社上、老营盘、江口、紫云山、飞剑潭、上游、潘桥、共产主义、七一、滨田、军民、柘林、洪门、万安、大段、龙潭、东津、南车、廖坊、大坳
附件7（续） 全年报送水库蓄水量的444座大型水库库名表
单 位 座数 水 库 名 单
山 东 34 太河（01）、卧虎山60、雪野、光明、田庄、跋山、岸堤、唐村、许家崖、沙沟、青峰岭、小仕阳、陡山、日照、尼山（58）、西苇、马河60、岩马60、会宝岭南、会宝岭北、冶源、墙夼东、墙夼西、峡山、高崖、牟山、白浪河、产芝、尹府、沐浴60、王屋59、门楼58、米山60、龙角山60
河 南 19 窄口、陆浑、南湾(56)、石山口、泼河、五岳、宿鸭湖、薄山(56)、鲇鱼山、昭平台、白黾山、孤石滩、白沙53(56)、鸭河口、宋家场69、板桥52(56)(93)、石漫滩(56)(97)、南海、赵湾
湖 北 55 张家嘴、梅店、南川、王英、青山、温峡口、巩河、大洪山、漳河(李家洲)、烟灯内、石门(64)、惠亭山、高关、三湖连江、富水、吴山、黑屋湾58、封江口、先觉庙、徐家河、天河口、郑家河、花山、观音岩、夏家寺60、金沙河、道观河、浮桥河、三河口、明山、尾斗山、牛车河、白莲河、大同、花园坳、龙坪58、天堂、危水70、黄龙滩、华阳河、熊河、云台山、孟桥川、西排子河、三道河、石门集、红水河、英河一库、隔河岩、太湖港、霍河、黄坡、西北口、水布垭、高坝洲
湖 南 22 凤滩80、黄石68、王家厂、涔天河、双牌、欧阳海、东江、酒埠江、水府庙、官庄、黄材、铁山、青山垅、柘溪、五强溪、株树桥、六都寨、竹园、江垭、白云、三江口、艳州
广 东 30 流溪河58、锦江72、大沙河61、镇海62、大隆洞59、南水60（71）、潭岭66、长湖73、小坑、新丰江60(62)（76）、显岗、枫树坝75、白盆珠(87)、汤溪60、龙颈60、石榴潭59、公平60、龙潭61、合水57(64)、益塘74、高州良德60、高州石骨60、罗坑60、东湖61(74)、鹤地59、长青59、大水桥57(64)(76)、长潭、天堂山、飞来峡
广 西 28 大化、麻石、拉浪、洛东、青狮潭、大龙洞、澄碧河61、仙湖、那板、客兰59、凤亭河、大王滩、屯六、西津、平龙、武思江、达开、六陈、龟石、合面狮、小江、旺盛江、洪潮江、灵东、老虎头、岩滩、爽岛、左江
海 南 6 万宁68、长茅64、松涛70、石碌63(76)、牛路岭、大广坝
重 庆 4 大洪河、狮子滩、大河口、石板水
四 川 10 黑龙滩72、龚嘴、三岔、鲁班83、升钟、铜街子、宝珠寺、二滩99、大桥、江口
贵 州 8 红枫、百花、乌江渡83、观音岩、天生桥(一)、红家渡、东风、普定93
云 南 7 毛家村、独木58、松华坝、鲁布革91、漫湾、渔洞、清水海
陕 西 9 王瑶72(79)、冯家山、羊毛湾73、石头河、石泉、石门、安康、金盆、喜河
甘 肃 5 双塔堡、鸳鸯池、刘家峡、巴家嘴、碧口
青 海 2 龙羊峡(89)、温泉
新 疆 4 福海、西克尔、唐巴湖、克孜尔
兵 团 7 跃进、磨菇湖、柳沟、小海子、上游、大西海子、胜利、
宁 夏 1 青铜峡67
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1949—1976）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经济发展统计年鉴》，1983年3月出版。
主要经济指标
年份------------------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人口（百万）----------541.6---574.8---646.5---725.4--919.7----1.7倍
社会总产值（亿元）---518------951----1606----2390---5427-----10.5倍
工农业生产总值（亿元--466------827----1241----1984---4504-----9.7倍
农业生产总值（亿元）--326------484----537-----590----1285-----3.9倍
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40------343----704-----1394---3219-----23 倍
轻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03------221----374-----703----1393-----13.5 倍
重工业生产总值（亿元--37-------122----330-----691----1826-----49.4倍
国民收入（亿元）------358 -----589----908-----1387---2505-----7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140------277----474-----670----1271-----9.1 倍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
工业产品： -----------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煤（百万吨）----------32-------66-----131-----232----482------15 倍
石油（百万吨）--------0.12----0.44----1.46----11.31--77.1----642.5 倍
电（亿度）------------43-------73-----193-----676----1958----45.5 倍
钢（百万吨）----------0.15-----1.35---5.35----12.23--23.9----159.3 倍
生铁（百万吨）--------0.25-----1.93---5.94----10.8---24.5----98倍
木材（百万立方米）----5.57-----11.2---27.8----39.8---46.3----8.3 倍
水泥（百万吨）--------0.66-----2.86---6.86----16.3---46.3----70.2 倍
硫酸（千吨）----------40-------190----632-----2340---4847----121.2 倍
纯碱（千吨）----------88-------192----506-----882----1243----14.1 倍
烧碱（千吨）----------15 ------79-----198-----556----1289----85.9 倍
化肥（千吨------------6--------39-----151-----1726---5247----874.5倍
农药（千吨）----------0--------2------65------193----422-----无穷大
塑料（千吨）----------0--------2------13------97-----330-----无穷大
化学纤维（千吨）------0--------0------0.2-----30.1---154.8---无穷大
发电设备（千千瓦）----0--------6------198-----683----4965----无穷大
机床（千台）----------1.3-----13.7----28------39.6---174.9---134.5倍
火车头（台）----------0--------20-----167-----146----526-----无穷大
汽车（万辆）----------0--------0------7.9-----40.5---139.8---无穷大
载重汽车（万辆）------0--------0------6.2-----26.5---77.6----无穷大
拖拉机（万辆）--------0--------0------1.1-----9.6----78.4----无穷大
日用工业产品生产
日用工业产品：--------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棉布（亿米）----------18.9----38.5----50.5----62.8---94------4.97倍
糖（百万吨）----------0.2------0.45---0.86----1.46---1.74----8.7 倍
纸（百万吨）----------0.11-----0.37---0.91----1.73---3.41----31 倍
收音机（千台）--------4--------17-----352-----815----9356----2339 倍
照相机（千台）--------0--------0------0.1-----42-----115-----无穷大
自行车（千辆）--------14-------80-----806-----1838---6232----445.2 倍
家用电冰箱（千台）----0--------0------1.5-----5.2----15------无穷大
电视机（千台）--------0--------0------0-------4.3----177.8---无穷大
录音机（千台）--------0--------0------1-------9.6----34------无穷大
缝纫机（千台）--------2--------66-----278-----1238---3567----1783.5 倍
主要农业产品生产
农业产品：-----------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粮食（百万吨）-------113.2----163.9---195.1--194.6--284.5---2.5倍
棉花（千吨）---------445------1304----1640---2098---2381----5.4倍
油料（千吨-----------2564-----4193----4196---3626---4521----1.8 倍
黄红麻（千吨）-------37-------306-----301----279----700-----18.9 倍
茶叶（千吨）---------41-------83------112----101----211-----5.2 倍
甘蔗（千吨）---------2642-----7116----10393--13392--16667---6.3 倍
甜菜（千吨）---------191------479-----1501---1985---2477----13 倍
猪、牛、羊肉（千头---2132-----3385----3985---5510---7970----3.7 倍
主要畜牧业生产
年底畜生存栏（百万头）
猪-------------------53.61----89.77---166.9--166.9--281.2---5.3 倍
羊-------------------42.77----61.78---145.9--139----163.4---3.9倍
牛-------------------43.936---56.6----63.6---66.9---73.6----1.7 倍
马-------------------48.75----61.3----73.1---79.2---112.9---2.3 倍
主要经济指标
年份------------------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人口（百万）----------541.6---574.8---646.5---725.4--919.7----1.7倍
社会总产值（亿元）---518------951----1606----2390---5427-----10.5倍
工农业生产总值（亿元--466------827----1241----1984---4504-----9.7倍
农业生产总值（亿元）--326------484----537-----590----1285-----3.9倍
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40------343----704-----1394---3219-----23 倍
轻工业生产总值（亿元--103------221----374-----703----1393-----13.5 倍
重工业生产总值（亿元--37-------122----330-----691----1826-----49.4倍
国民收入（亿元）------358 -----589----908-----1387---2505-----7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亿元--140------277----474-----670----1271-----9.1 倍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
工业产品： -----------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煤（百万吨）----------32-------66-----131-----232----482------15 倍
石油（百万吨）--------0.12----0.44----1.46----11.31--77.1----642.5 倍
电（亿度）------------43-------73-----193-----676----1958----45.5 倍
钢（百万吨）----------0.15-----1.35---5.35----12.23--23.9----159.3 倍
生铁（百万吨）--------0.25-----1.93---5.94----10.8---24.5----98倍
木材（百万立方米）----5.57-----11.2---27.8----39.8---46.3----8.3 倍
水泥（百万吨）--------0.66-----2.86---6.86----16.3---46.3----70.2 倍
硫酸（千吨）----------40-------190----632-----2340---4847----121.2 倍
纯碱（千吨）----------88-------192----506-----882----1243----14.1 倍
烧碱（千吨）----------15 ------79-----198-----556----1289----85.9 倍
化肥（千吨------------6--------39-----151-----1726---5247----874.5倍
农药（千吨）----------0--------2------65------193----422-----无穷大
塑料（千吨）----------0--------2------13------97-----330-----无穷大
化学纤维（千吨）------0--------0------0.2-----30.1---154.8---无穷大
发电设备（千千瓦）----0--------6------198-----683----4965----无穷大
机床（千台）----------1.3-----13.7----28------39.6---174.9---134.5倍
火车头（台）----------0--------20-----167-----146----526-----无穷大
汽车（万辆）----------0--------0------7.9-----40.5---139.8---无穷大
载重汽车（万辆）------0--------0------6.2-----26.5---77.6----无穷大
拖拉机（万辆）--------0--------0------1.1-----9.6----78.4----无穷大
日用工业产品生产
日用工业产品：--------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棉布（亿米）----------18.9----38.5----50.5----62.8---94------4.97倍
糖（百万吨）----------0.2------0.45---0.86----1.46---1.74----8.7 倍
纸（百万吨）----------0.11-----0.37---0.91----1.73---3.41----31 倍
收音机（千台）--------4--------17-----352-----815----9356----2339 倍
照相机（千台）--------0--------0------0.1-----42-----115-----无穷大
自行车（千辆）--------14-------80-----806-----1838---6232----445.2 倍
家用电冰箱（千台）----0--------0------1.5-----5.2----15------无穷大
电视机（千台）--------0--------0------0-------4.3----177.8---无穷大
录音机（千台）--------0--------0------1-------9.6----34------无穷大
缝纫机（千台）--------2--------66-----278-----1238---3567----1783.5 倍
主要农业产品生产
农业产品：-----------49年----52年----57年----65年---75年--比49年增长倍数
粮食（百万吨）-------113.2----163.9---195.1--194.6--284.5---2.5倍
棉花（千吨）---------445------1304----1640---2098---2381----5.4倍
油料（千吨-----------2564-----4193----4196---3626---4521----1.8 倍
黄红麻（千吨）-------37-------306-----301----279----700-----18.9 倍
茶叶（千吨）---------41-------83------112----101----211-----5.2 倍
甘蔗（千吨）---------2642-----7116----10393--13392--16667---6.3 倍
甜菜（千吨）---------191------479-----1501---1985---2477----13 倍
猪、牛、羊肉（千头---2132-----3385----3985---5510---7970----3.7 倍
主要畜牧业生产
年底畜生存栏（百万头）
猪-------------------53.61----89.77---166.9--166.9--281.2---5.3 倍
羊-------------------42.77----61.78---145.9--139----163.4---3.9倍
牛-------------------43.936---56.6----63.6---66.9---73.6----1.7 倍
马-------------------48.75----61.3----73.1---79.2---112.9---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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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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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戏曲界高薪阶层的批判
把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的高薪阶层揭出来示众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艺术形式如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林副主席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著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解放十七年来，北京市的文艺部门长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和把持下，把文艺部门看作他们反革命的先头阵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些文艺部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鼓吹和倡导“三名三高”政策，庇护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培植高薪阶层，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1956年就到处散布“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的修正主义谬论。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刘仁、邓拓，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旧劳动局三反分子万一、鲁恒，旧人事局三反分子任彬、齐岩，旧文化局三反分子赵鼎新、张梦庚之流，秉承他们黑主子的意旨，在文艺部门搞了一小撮高薪阶层。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公布于众，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一、文艺部的中的“三高”
文艺部门中由于从民营改国营的人员很多，旧艺人的工资很高，也带到国营剧团来了。定了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工资级别后，有批人产生巨额的保留工资。对于这部份不合理的保留工资，是采取措施逐步取，还是维护不变；对于文艺人员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费之间的差距，是逐步缩小，还是逐步扩大，在这里存在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 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事。
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就明确地指示：“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改革”。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和庇护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却变本加厉地保存和维护高薪制度。国务院曾多次发出“关于取消保留工资的规定”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都抗拒执行，通过1956年的工资改革，反而从制度上把“高薪”肯定了下来。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许多部门的革命群众，提出恢复供给制和取消对少数人的保留工资，这些革命的要求也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压制。
1964年7月14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广大革命职工再次要求取消保留工资，也由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压制，还是没有取消。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把高薪阶层保护了下来。
薪金高得离奇
据初步了解，北京市文艺部门中有些人薪金高得十分惊人，尤其是京剧界，这个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统治下的反动堡垒，纳罗了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大演特演“名、洋、古”，“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名、老”演员，工资之高，令人惊讶 现揪出几个示众：
马连良，1941年伪满州国建国十周年时，马充任演出使节团团长，去伪满作慰问演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被彭真委任为京剧一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工资1，7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366.5元。（驴评：马之子曾特意对此作郑重声明）
张君秋，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京剧二团演员，每月工资1，45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116.5元。
京剧演员谭ＸＸ，每月实领工资1，500元，入党后减为1，38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46.5元 （谭元寿？）
京剧演员裘盛戎，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月实领工资1，4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66.5元。
京剧演员赵ＸＸ，每月工资1，070元，其中保留工资736.5元。
京剧演员荀慧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私营剧团时，自定工资1，800元。合营后高薪不降，工资照发，同时在北京戏曲学校，河北省梆子剧团兼任“顾问”，分别在两处每月领取高额“车马费”200元和300元。最高时每月实领工资达2，300元之巨。
一些“名琴师”、“名鼓师”月薪也都在300元至400元之间。
用高薪拉拢腐蚀中年演员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放松任何机会，对解放后才出名的中年演员，也采取高薪腐蚀，月薪也高达270元至800元。
例如：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800元
京剧演员杜ＸＸ，月工资700.11元。（杜近芳？）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600.11元。
京剧演员李ＸＸ，月工贸399.88元。
京剧演员梅ＸＸ，月工资270元
一戏成功，名利双收
更使人气愤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解放后我们新培养的京剧演员，也用高定工资级别、提前定级等恶劣手段进行拉拢腐蚀。他们把所谓“尖子”，工资定得很高。如：一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开始月工资40多元，一戏成功，1963年突然提高到125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两倍。
再如：另外两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也因一出戏成功，1963年也突然由月工资40多元，提高到86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一倍。
另一名青年学员，也因一戏成功，提前定级，月工资50多元
过去在演员中流传著“一戏成功，身价十倍，出名图利，名利 双收。”这是对修正主义物质刺激的一个写照。
力图让高薪永存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包庇和维护高薪阶层，利用他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订规立法，从制度上给予保证。这些人工作拿著高薪，有病时在家休息，也照常拿著高薪。
1959年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对所谓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对于他们病假工资要酌量提高。还明确提出对高薪人员“少扣薪水或者不扣薪水”，甚至要求对“其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有困难的，还应额外给予补助，”等等。
1963年10月由三反分子贾星五、任彬、齐岩一手泡制的，由旧市人委批转旧人事局《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存在的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公然违背国务院1955年12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相当于付教授以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病假期间，经过任免机关批准，可以少扣或不扣工资，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上有困难，还应额外给予补助。”
这样，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维护资产阶级“名、老”演员的高薪，便有了“政策”依据，让那些坐拿高额工资的资产阶级“老爷”合法化 这里只举一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舒ＸＸ，是三十年代的“名牌”人物 享受文艺一级待遇，月工资333.5元 1957年从上海调京，1960年病休。就是根据上述规章制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养了九年多病，月月照发全工资。
高稿酬，高报酬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的高稿酬、高报酬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除领取高薪外，还领取高稿酬，高报酬。例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汉奸梅阡，月工资170元 。编写反动影片《桃花扇》，得稿酬六千元 梅用此款买了电视机、落地式遥控收音机等，过著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1956年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借东风》，马得报酬一万元，谭富英、叶盛兰二人各得报酬八千元，裘盛戎得报酬六千元。
张君秋在上海拍摄电影《望江亭》，得报酬六千元。
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秦香莲》得报酬万元，他们嫌少，认为没法分配，一直在剧团存著。
1962年马连良灌唱片《失街亭》一段，得报酬一千元，他嫌少，不满地说：“过去我灌一段《武家坡》，就买了一块坟地。”
二、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支持、包庇下，高薪阶层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取，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倡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名、老”演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很多罪恶勾当，这里只举出十一件事情。
（一）彭贼授意，《四郎探母》出笼
1961年11月初，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君秋，要演为汉奸、叛徒唱赞歌的《四郎探母》。张在长安戏院问彭真：《四郎探母》能不能唱？彭真说：“可以唱嘛！过去唱了多少年还不是唱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旧文化局三反分子张梦庚，也在一旁摇旗?喊：“可以唱，可以唱！”张梦庚还发表了《四郎能不能探母》的反动透顶的文章，《四郎探母》又重新出笼了。
（二）徐冰点头，《九更天》上演
1962年，马连良配合国内外牛鬼蛇神的反华活动，要演出宣扬奴化教育的反动京剧《九更天》（即《马义救主》）。马在政协礼堂见到大叛徒徐冰（原中央统战部付部长），徐冰说：“这个戏可以演”于是这出禁演多年的反动京剧，也出笼公演了。
（三）《海瑞罢官》与马连良
1959年，马连良在全国政协礼堂对反革命分子吴晗说：“你给我们写个剧本吧！”吴晗与马连良串通，在其黑主子刘少奇、彭真的支使下，1959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毒草出笼了。为了演出这出反动透顶的京剧，1960年春，在旧市人委西院小客厅开会，三反分子陈克寒在会上说：“京剧、戏曲，现在要从历史剧为主，现代戏可以尝试。”反共老手吴晗在会上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大放厥词，他疯狂地叫嚷：“我是搞历史的，写剧本是我的业余的业余，可是我爱写剧本，我不怕改，一次、两次、七次、八次都 成。”会后经过一番紧张的排练，1960年8月16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彩排《海瑞》。马连良扮演“海瑞”。三反分子齐燕铭、陈克寒等亲临剧场，观看了首次彩排。 1961年1月31日，经这些反动家伙们精心策划，再三修改、彩排后，演出了《海瑞罢官》。这出反革命的历史剧上演后，江青同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了此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才被迫停止演出。
（四）彭真与马连良
1963年，江青同志深入北京京剧团大搞京剧革命，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彭真为了对抗江青同志进行京剧革命，授意马连良等人排演“现代戏”《杜娟山》。反动人物扮演反动人物倒是挺象，要扮演正面人物，怎么也装不象。马连良扮演老贫农郑老万，结果演成了旧戏《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群众对此很有意见。马却对此大为不满，藉口 两句唱腔，封建把头的恶性发作，在排练场上破口大?参加排演的共产党员，使排演中断 。事情发生后，剧团开小会批评了马连良，马更加不满，便找其黑主子彭真“诉苦”。彭真听后大怒，把剧团狠批一顿，并对马进行了安慰，临走时彭贼亲赏马连良半导体收音机一台，以示鼓励。
（五）骇人听闻的“吗啡”事件
解放以来，裘盛戎、马连良经常从后门走私吸毒，扎“吗啡和杜冷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取“掩耳盗铃”的手法，包庇、纵容，让其非法行为长期存在。
1963年4月，北京京剧团去香港演出，裘、马公开提出要扎“吗啡和杜冷丁”。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为他们辩护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成”。他就找旧市委体育卫生部三反分子崔月犁，经崔批准后，在八面槽特种药材公司买到了“吗啡”、“杜冷丁”。 从此，走私变为公开，“后门”变成前门。就这样，把这些家伙们吸毒的犯罪行为，变成了“合法”行动。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些反动艺人关怀备至，唯恐“吗啡”、“杜冷丁”被裘、马的老婆们占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李琪、崔月犁下令，裘、马的老婆（均系家庭妇女）每天也扎几针。他们说是对演员的“精神鼓励”，“可以保证演出质量”。
裘盛戎开始每天扎“吗啡”七针，他老婆四针，共十一针；以后夫妇俩人增加到十八针。
马连良开始每天扎“杜冷丁”一针，后增加到八针。晚上演出前还得加一针，最多时每天扎十三针。
裘盛戎、马连良扎“吗啡和杜冷丁”，遭到革命群众的强烈反对，要求立即制止这种极端恶劣的罪恶行为。这时，三反分子李琪又出面为他们辩护，采取软拖的办法，迟迟不让取消。李琪说：“别人可以忌，马连良不成。”马连良不忌毒，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在革命群众强大压力下，李琪又推托说：“马连良排完《杜娟山》后再忌”。《杜娟山》排完后，李琪又一拖再拖，说什么“拍成电影后再忌吧！”就这样软泡慢拖，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广大革命群众所制止。
（六）荀剧团单干，资本主义复辟
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资产阶级吹起了一小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单干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成员李琪、赵鼎新、张梦庚之流，配合国内外反华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在北京市文艺部门也刮起一股单干的妖风。张梦庚是单干的吹鼓手，发表了《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谁优越》的反动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荀剧团单干：1963年，他们支援和鼓励荀慧生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恢复封建班主制，向封建社会大倒退 荀慧生称王称霸，自定工资1，800元，一般演员工资50－70元，相差几十倍。旧市委大力主持荀慧生单干，从旧文化局艺术事业费中拨款一万元给荀慧生，以资鼓励。
剧团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单干：荀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剧团革命群众，特别是敢闯的青年演员坚决反对，他们尖锐地指出：“倒退民营，这是反对党的政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单干户”四川之行：1963年荀慧生这个“单干户”到四川演出，旧市委统战部还专门给四川省委统战部打长途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大力协助，“保证演出”。这个“单干户”高抬票价，每张出售2 8元，大发其财。荀剧团的演出，剧目自由安排，于是宣扬封建道德、迷信、色情和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戏纷纷出笼，把社会主义的舞台搞得乌烟瘴气。荀氏剧团所到之处，遭到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对和不满，甚至剧团末到，群众反对演出封建戏剧的来信即至。
荀剧团再改国营，荀慧生讨价还价：1964年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和压力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迫将荀剧团改为国营，但荀慧生讨价还价，其主子一再让步。先想方设法保留荀慧生的800元的工资，荀慧生到北京市戏剧研究所后，工资由几处发给，荀慧生大为不满，他向旧市委统战部告状，他说：“现在我混到要小钱的地步，这里二百，那里三百。”又把他的独眼女儿安排到京剧二团当演员。随后还把他的反革命分子老婆张ＸＸ（刑满释放后，同荀慧生结婚）也安排到京剧二团当“干部”，每月工资84元。这个反革命分子从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从不上班，但工费照发。革命群众对此十分气愤，强烈要求对张ＸＸ停发工资。剧团将群众的意见写报告向旧文化局请示，三反分子赵鼎新，恶毒地诬骂群众，他在报告上批示：“你们不要欺人大甚。”就这样，这个反革命分子就被长期包庇下来，长期每月照发工资。
（七）包庇吴素秋，支持她单干
吴素秋在旧社会生活糜烂，台上演的男盗女娼，台下同伪党、政、军官员鬼混，干的还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她本性不改，解放后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之一罗ＸＸ明来暗往，打得火热，干著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一个“烂菜花”，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相中，视若掌上明珠。
吴素秋东北之行：1960年，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将吴素秋派往辽宁。辽宁省安排她担任辽宁省京剧院付院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还特地为她修了别墅，配备小汽车，工资也提高到每月600元。
吴素秋逃回北京，旧市委支持她单干：吴素秋对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留恋不舍，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连系，她从辽宁逃回北京，又投入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怀抱。其黑主子先支持她搞私营演出小组，下令国营剧团配合她演出，全部收入三、七分帐，即30％交国营剧团，70％归吴私有。这一反革命措施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她的黑主子又批准她成立宣武区民营专业新燕京剧团，工资定为200元。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认为她的工资太少，为她叫苦，说什么“吴素秋现在靠卖衣服吃饭了”，企图给她增加工资，进行补助。
谎言代替不了事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抄了她的家，仅现金一项，存款即达五万元之多。
（八）包庇高薪阶层，大搞投机倒把
荀慧生烟台之行：1963年，荀慧生到山东烟台演出，他在烟台大量套购农副产品，仅香油一项，就用大型蒸馏水瓶（每瓶约50斤）买了五、六瓶，约250斤至300斤，花生米数百斤。这些东西，铁路局不给托运，他们就打入戏箱，偷运北京。
这件事激起了当地革命群众和剧团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影响极坏。对这件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根本不作处理
马连良走私：马连良从国外走私买回答录机、高级手表、电动刮脸刀等，价值两千多元的东西，此事被北京海关查出，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只是补税了事。
1959年到1962年暂时困难时期，经常有从天津等地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去马连良、梅ＸＸ家卖高价农副产品。
（九）马连良敲诈勒索
马连良与澳门一大资本家ＸＸ勾结，他们称兄道弟，来往密切。1959年，这个资本家扬言送给马小卧车一辆，因送私人不能运进，改送北京京剧团。为此马让剧团回送那个资本家高级皮袄一件以示答谢，这辆道基牌小卧车归剧团所有。马见大型小卧车送给剧团，他不甘心失去这块“肥肉”，于是就求助他的黑主子原中央统战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从剧团中要回卧车。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亲自出马，强迫剧团把车送给马连良。
其实，马连良早在1956年用一万多元买了一辆小卧车，嫌不好，卖掉了。他在1960年已花一万三千元买了一辆进口的小型卧车。他找中央统战部也不是真心想要那辆大型小卧车，他嫌大，不方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提出要车的目的，是向剧团勒索车钱，结果剧团给他一万三千元了事。
（十）马连良祝寿
1961年，马连良为庆祝他的生日，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邀请剧团的领导去给他祝寿，剧团政治协理员魏静生同志拒绝参加，他说：“毛主席都不做生日，干么要给马连良祝寿。”剧团没有人去，马感到十分扫兴，大为不满，又向中央统战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告状 剧团因没有给马连良庆贺生日，竟挨了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的一顿批评。
自己掏钱，为马祝寿：1962年1月，为了给马连良祝贺生日，旧市文化局副局长三反分子张梦庚率领剧团领导干部20余人，每人各掏7元，在《青海餐厅》摆了两桌酒席，给马连良祝寿，庆贺一番。
（十一）彭真“开恩”，百姓遭殃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于他们文艺战线上的这支反革命别动队，特别是那些反动的艺人，可以说是关照备至。如：
1963年春节前，荀慧生说了一声“生活困难”，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马上就批给他过节费1，000元。
张君秋的儿子是北京戏剧学校学员，一次随剧团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彭真一见他穿的鞋子旧些，就问他：“你怎么穿这么破旧的鞋？”张君秋的儿子说：“我父亲没钱给我买鞋“。彭真听后，立即让人通知宣武区委补助张君秋“生活困难补助费3，000元。
三、高薪阶层的资产阶级寄生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高薪阶层人员及其家属是一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他们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庇护下，凭著他们剥削来的劳动人民的血汗，任意挥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天津、河北等地大批投机倒把犯，出入这些人的家门，给他们送来小站米、螃蟹、肉、蛋等农付产品 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过的是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只举几例：
（一）马连良之家
马连良一家住著独门独院。家里经常有三口人，却雇用著汽车司机、传达、打扫卫生的勤杂和两个褓姆，共五个人待候他们。
家里养著大黄猫、大黑狗；家里存有大量的文物、古玩；家里设备电气化，甚至刮脸刀都是电动的，电风扇一把400元，带的手表一只876元。他剥削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仅银行存款利息一项，每月共500元，存款总数在30万元以上。
（二）马连良到昌平体验生活
1964年9月，马连良受其黑主子的指示，也要下去体验生活，他就随著剧团到昌平镇演出;十元一两的茶叶：去时他坐著小汽车，到昌平镇不久，他突然若有所失的发现忘记了带茶叶来。立即派人坐车专程进京来取 昌平镇虽小，也不至于买不到一包茶叶？事实上就是买不到，因为马连良终日喝的是10元一两的高级茶“碧罗春”，这种茶要专门供应，昌平镇无法买到。卫生设备不好，没法大便：马连良到了昌平，他的资产阶级丑态百出，洋相出尽。甚至因为厕所里卫生设备不好，没有坐式的抽水马桶，他连大便都拉不下来，为此也得坐车进城。
（三）牛奶洗脸
荀慧生终年用牛奶洗脸，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买不到牛奶，就改用豆浆洗脸。
（四）赵燕侠要喝北京牌啤酒
1962年赵燕侠去宣化演出，她心血来潮，点名要喝北京牌啤酒。宣化城市不大，没有北京牌啤酒，迫得工作人员到宣化火车站，等候从北京开往张家口方面去的客车，幸亏在餐车上买到了几瓶北京牌啤酒。赵燕侠不喝瓶装的熟啤酒，要喝大桶装的生啤酒，买来的好几瓶，也只好送给别人。
（五）北京城中的“小台湾”
京剧演员梅ＸＸ，一家六七口人，平时雇用传达、炊事员、褓姆、勤杂工等八、九人，多时到十四、五人他们有的是钱，仅银行存款现金一项40万元以上，公债几十万元,家里珠宝玉器，古玩、文物，琳琅满目。
梅ＸＸ的儿子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少爷。他说。“我不能吃窝头，吃了窝头要长疙瘩。”下乡劳动要带著够吃几天的面包和香肠。他的爱人原为某图书馆的管理员，嫁到他家后也不工作了。去外地演出，还带著他爱人去放风筝。他有从意大利进口的摩托车，有装有仪器的特殊自行车 整天好逸恶劳，游游逛逛。
梅ＸＸ的老婆经常在家里请客吃饭，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和马连良等人的老婆常来常往，打麻将，斗牌，过著矫奢淫逸的生活 杀害我革命先烈“二七”大罢工工人领袖林祥谦烈士的刽子手张联英和他的小老婆也经常出入梅家。 梅的一家，有北京城中的“小台湾”之称。 （驴评：梅家有人保着，故名字也不说全吗？）
※ ※ ※
毛主席说：“凡是敌入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里我们把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中的高薪阶层揭出来示众。由于我们了解的情况有限，揭得不够深透，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再进一步揭发，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刘少奇！砸烂高薪制！彻底摧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肃清高薪制的恶劣影响。
原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
战斗小组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
前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艺术形式如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林副主席去年三月二十二日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著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解放十七年来，北京市的文艺部门长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和把持下，把文艺部门看作他们反革命的先头阵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些文艺部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鼓吹和倡导“三名三高”政策，庇护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培植高薪阶层，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1956年就到处散布“好演员工资要高些，吃得要好些”的修正主义谬论。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刘仁、邓拓，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旧劳动局三反分子万一、鲁恒，旧人事局三反分子任彬、齐岩，旧文化局三反分子赵鼎新、张梦庚之流，秉承他们黑主子的意旨，在文艺部门搞了一小撮高薪阶层。现将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公布于众，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一、文艺部的中的“三高”
文艺部门中由于从民营改国营的人员很多，旧艺人的工资很高，也带到国营剧团来了。定了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工资级别后，有批人产生巨额的保留工资。对于这部份不合理的保留工资，是采取措施逐步取，还是维护不变；对于文艺人员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费之间的差距，是逐步缩小，还是逐步扩大，在这里存在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 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事。
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造旧职员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中就明确地指示：“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改革”。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和庇护下，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却变本加厉地保存和维护高薪制度。国务院曾多次发出“关于取消保留工资的规定”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都抗拒执行，通过1956年的工资改革，反而从制度上把“高薪”肯定了下来。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许多部门的革命群众，提出恢复供给制和取消对少数人的保留工资，这些革命的要求也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压制。
1964年7月14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广大革命职工再次要求取消保留工资，也由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压制，还是没有取消。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把高薪阶层保护了下来。
薪金高得离奇
据初步了解，北京市文艺部门中有些人薪金高得十分惊人，尤其是京剧界，这个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统治下的反动堡垒，纳罗了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大演特演“名、洋、古”，“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名、老”演员，工资之高，令人惊讶 现揪出几个示众：
马连良，1941年伪满州国建国十周年时，马充任演出使节团团长，去伪满作慰问演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被彭真委任为京剧一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工资1，7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366.5元。（驴评：马之子曾特意对此作郑重声明）
张君秋，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京剧二团演员，每月工资1，45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116.5元。
京剧演员谭ＸＸ，每月实领工资1，500元，入党后减为1，38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46.5元 （谭元寿？）
京剧演员裘盛戎，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月实领工资1，400元，其中级别工资333.5元，保留工资1，066.5元。
京剧演员赵ＸＸ，每月工资1，070元，其中保留工资736.5元。
京剧演员荀慧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私营剧团时，自定工资1，800元。合营后高薪不降，工资照发，同时在北京戏曲学校，河北省梆子剧团兼任“顾问”，分别在两处每月领取高额“车马费”200元和300元。最高时每月实领工资达2，300元之巨。
一些“名琴师”、“名鼓师”月薪也都在300元至400元之间。
用高薪拉拢腐蚀中年演员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放松任何机会，对解放后才出名的中年演员，也采取高薪腐蚀，月薪也高达270元至800元。
例如：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800元
京剧演员杜ＸＸ，月工资700.11元。（杜近芳？）
京剧演员张ＸＸ，月工资600.11元。
京剧演员李ＸＸ，月工贸399.88元。
京剧演员梅ＸＸ，月工资270元
一戏成功，名利双收
更使人气愤的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解放后我们新培养的京剧演员，也用高定工资级别、提前定级等恶劣手段进行拉拢腐蚀。他们把所谓“尖子”，工资定得很高。如：一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开始月工资40多元，一戏成功，1963年突然提高到125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两倍。
再如：另外两位青年演员，1959年中国戏剧学校毕业，也因一出戏成功，1963年也突然由月工资40多元，提高到86元，比原来的工资增加了一倍。
另一名青年学员，也因一戏成功，提前定级，月工资50多元
过去在演员中流传著“一戏成功，身价十倍，出名图利，名利 双收。”这是对修正主义物质刺激的一个写照。
力图让高薪永存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包庇和维护高薪阶层，利用他们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订规立法，从制度上给予保证。这些人工作拿著高薪，有病时在家休息，也照常拿著高薪。
1959年旧市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对所谓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对于他们病假工资要酌量提高。还明确提出对高薪人员“少扣薪水或者不扣薪水”，甚至要求对“其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有困难的，还应额外给予补助，”等等。
1963年10月由三反分子贾星五、任彬、齐岩一手泡制的，由旧市人委批转旧人事局《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存在的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公然违背国务院1955年12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明确规定：“长期从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相当于付教授以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病假期间，经过任免机关批准，可以少扣或不扣工资，因养病开支较大，经济上有困难，还应额外给予补助。”
这样，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维护资产阶级“名、老”演员的高薪，便有了“政策”依据，让那些坐拿高额工资的资产阶级“老爷”合法化 这里只举一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舒ＸＸ，是三十年代的“名牌”人物 享受文艺一级待遇，月工资333.5元 1957年从上海调京，1960年病休。就是根据上述规章制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养了九年多病，月月照发全工资。
高稿酬，高报酬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的高稿酬、高报酬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除领取高薪外，还领取高稿酬，高报酬。例如：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汉奸梅阡，月工资170元 。编写反动影片《桃花扇》，得稿酬六千元 梅用此款买了电视机、落地式遥控收音机等，过著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1956年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借东风》，马得报酬一万元，谭富英、叶盛兰二人各得报酬八千元，裘盛戎得报酬六千元。
张君秋在上海拍摄电影《望江亭》，得报酬六千元。
马连良等人拍摄电影《秦香莲》得报酬万元，他们嫌少，认为没法分配，一直在剧团存著。
1962年马连良灌唱片《失街亭》一段，得报酬一千元，他嫌少，不满地说：“过去我灌一段《武家坡》，就买了一块坟地。”
二、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支持、包庇下，高薪阶层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取，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倡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名、老”演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干了很多罪恶勾当，这里只举出十一件事情。
（一）彭贼授意，《四郎探母》出笼
1961年11月初，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张君秋，要演为汉奸、叛徒唱赞歌的《四郎探母》。张在长安戏院问彭真：《四郎探母》能不能唱？彭真说：“可以唱嘛！过去唱了多少年还不是唱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旧文化局三反分子张梦庚，也在一旁摇旗?喊：“可以唱，可以唱！”张梦庚还发表了《四郎能不能探母》的反动透顶的文章，《四郎探母》又重新出笼了。
（二）徐冰点头，《九更天》上演
1962年，马连良配合国内外牛鬼蛇神的反华活动，要演出宣扬奴化教育的反动京剧《九更天》（即《马义救主》）。马在政协礼堂见到大叛徒徐冰（原中央统战部付部长），徐冰说：“这个戏可以演”于是这出禁演多年的反动京剧，也出笼公演了。
（三）《海瑞罢官》与马连良
1959年，马连良在全国政协礼堂对反革命分子吴晗说：“你给我们写个剧本吧！”吴晗与马连良串通，在其黑主子刘少奇、彭真的支使下，1959年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毒草出笼了。为了演出这出反动透顶的京剧，1960年春，在旧市人委西院小客厅开会，三反分子陈克寒在会上说：“京剧、戏曲，现在要从历史剧为主，现代戏可以尝试。”反共老手吴晗在会上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大放厥词，他疯狂地叫嚷：“我是搞历史的，写剧本是我的业余的业余，可是我爱写剧本，我不怕改，一次、两次、七次、八次都 成。”会后经过一番紧张的排练，1960年8月16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彩排《海瑞》。马连良扮演“海瑞”。三反分子齐燕铭、陈克寒等亲临剧场，观看了首次彩排。 1961年1月31日，经这些反动家伙们精心策划，再三修改、彩排后，演出了《海瑞罢官》。这出反革命的历史剧上演后，江青同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了此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才被迫停止演出。
（四）彭真与马连良
1963年，江青同志深入北京京剧团大搞京剧革命，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的京剧现代戏。彭真为了对抗江青同志进行京剧革命，授意马连良等人排演“现代戏”《杜娟山》。反动人物扮演反动人物倒是挺象，要扮演正面人物，怎么也装不象。马连良扮演老贫农郑老万，结果演成了旧戏《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群众对此很有意见。马却对此大为不满，藉口 两句唱腔，封建把头的恶性发作，在排练场上破口大?参加排演的共产党员，使排演中断 。事情发生后，剧团开小会批评了马连良，马更加不满，便找其黑主子彭真“诉苦”。彭真听后大怒，把剧团狠批一顿，并对马进行了安慰，临走时彭贼亲赏马连良半导体收音机一台，以示鼓励。
（五）骇人听闻的“吗啡”事件
解放以来，裘盛戎、马连良经常从后门走私吸毒，扎“吗啡和杜冷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取“掩耳盗铃”的手法，包庇、纵容，让其非法行为长期存在。
1963年4月，北京京剧团去香港演出，裘、马公开提出要扎“吗啡和杜冷丁”。旧市委宣传部三反分子李琪为他们辩护说：“唱戏的没有这个不成”。他就找旧市委体育卫生部三反分子崔月犁，经崔批准后，在八面槽特种药材公司买到了“吗啡”、“杜冷丁”。 从此，走私变为公开，“后门”变成前门。就这样，把这些家伙们吸毒的犯罪行为，变成了“合法”行动。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这些反动艺人关怀备至，唯恐“吗啡”、“杜冷丁”被裘、马的老婆们占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李琪、崔月犁下令，裘、马的老婆（均系家庭妇女）每天也扎几针。他们说是对演员的“精神鼓励”，“可以保证演出质量”。
裘盛戎开始每天扎“吗啡”七针，他老婆四针，共十一针；以后夫妇俩人增加到十八针。
马连良开始每天扎“杜冷丁”一针，后增加到八针。晚上演出前还得加一针，最多时每天扎十三针。
裘盛戎、马连良扎“吗啡和杜冷丁”，遭到革命群众的强烈反对，要求立即制止这种极端恶劣的罪恶行为。这时，三反分子李琪又出面为他们辩护，采取软拖的办法，迟迟不让取消。李琪说：“别人可以忌，马连良不成。”马连良不忌毒，引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在革命群众强大压力下，李琪又推托说：“马连良排完《杜娟山》后再忌”。《杜娟山》排完后，李琪又一拖再拖，说什么“拍成电影后再忌吧！”就这样软泡慢拖，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广大革命群众所制止。
（六）荀剧团单干，资本主义复辟
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资产阶级吹起了一小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单干风。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成员李琪、赵鼎新、张梦庚之流，配合国内外反华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在北京市文艺部门也刮起一股单干的妖风。张梦庚是单干的吹鼓手，发表了《民营剧团和国营剧团谁优越》的反动文章，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荀剧团单干：1963年，他们支援和鼓励荀慧生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恢复封建班主制，向封建社会大倒退 荀慧生称王称霸，自定工资1，800元，一般演员工资50－70元，相差几十倍。旧市委大力主持荀慧生单干，从旧文化局艺术事业费中拨款一万元给荀慧生，以资鼓励。
剧团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单干：荀剧团由国营改为民营，剧团革命群众，特别是敢闯的青年演员坚决反对，他们尖锐地指出：“倒退民营，这是反对党的政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单干户”四川之行：1963年荀慧生这个“单干户”到四川演出，旧市委统战部还专门给四川省委统战部打长途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大力协助，“保证演出”。这个“单干户”高抬票价，每张出售2 8元，大发其财。荀剧团的演出，剧目自由安排，于是宣扬封建道德、迷信、色情和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戏纷纷出笼，把社会主义的舞台搞得乌烟瘴气。荀氏剧团所到之处，遭到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对和不满，甚至剧团末到，群众反对演出封建戏剧的来信即至。
荀剧团再改国营，荀慧生讨价还价：1964年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和压力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迫将荀剧团改为国营，但荀慧生讨价还价，其主子一再让步。先想方设法保留荀慧生的800元的工资，荀慧生到北京市戏剧研究所后，工资由几处发给，荀慧生大为不满，他向旧市委统战部告状，他说：“现在我混到要小钱的地步，这里二百，那里三百。”又把他的独眼女儿安排到京剧二团当演员。随后还把他的反革命分子老婆张ＸＸ（刑满释放后，同荀慧生结婚）也安排到京剧二团当“干部”，每月工资84元。这个反革命分子从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她从不上班，但工费照发。革命群众对此十分气愤，强烈要求对张ＸＸ停发工资。剧团将群众的意见写报告向旧文化局请示，三反分子赵鼎新，恶毒地诬骂群众，他在报告上批示：“你们不要欺人大甚。”就这样，这个反革命分子就被长期包庇下来，长期每月照发工资。
（七）包庇吴素秋，支持她单干
吴素秋在旧社会生活糜烂，台上演的男盗女娼，台下同伪党、政、军官员鬼混，干的还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她本性不改，解放后仍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之一罗ＸＸ明来暗往，打得火热，干著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一个“烂菜花”，被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相中，视若掌上明珠。
吴素秋东北之行：1960年，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将吴素秋派往辽宁。辽宁省安排她担任辽宁省京剧院付院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还特地为她修了别墅，配备小汽车，工资也提高到每月600元。
吴素秋逃回北京，旧市委支持她单干：吴素秋对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留恋不舍，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连系，她从辽宁逃回北京，又投入这个修正主义集团的怀抱。其黑主子先支持她搞私营演出小组，下令国营剧团配合她演出，全部收入三、七分帐，即30％交国营剧团，70％归吴私有。这一反革命措施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她的黑主子又批准她成立宣武区民营专业新燕京剧团，工资定为200元。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认为她的工资太少，为她叫苦，说什么“吴素秋现在靠卖衣服吃饭了”，企图给她增加工资，进行补助。
谎言代替不了事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抄了她的家，仅现金一项，存款即达五万元之多。
（八）包庇高薪阶层，大搞投机倒把
荀慧生烟台之行：1963年，荀慧生到山东烟台演出，他在烟台大量套购农副产品，仅香油一项，就用大型蒸馏水瓶（每瓶约50斤）买了五、六瓶，约250斤至300斤，花生米数百斤。这些东西，铁路局不给托运，他们就打入戏箱，偷运北京。
这件事激起了当地革命群众和剧团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影响极坏。对这件事，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根本不作处理
马连良走私：马连良从国外走私买回答录机、高级手表、电动刮脸刀等，价值两千多元的东西，此事被北京海关查出，也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只是补税了事。
1959年到1962年暂时困难时期，经常有从天津等地来的投机倒把分子去马连良、梅ＸＸ家卖高价农副产品。
（九）马连良敲诈勒索
马连良与澳门一大资本家ＸＸ勾结，他们称兄道弟，来往密切。1959年，这个资本家扬言送给马小卧车一辆，因送私人不能运进，改送北京京剧团。为此马让剧团回送那个资本家高级皮袄一件以示答谢，这辆道基牌小卧车归剧团所有。马见大型小卧车送给剧团，他不甘心失去这块“肥肉”，于是就求助他的黑主子原中央统战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从剧团中要回卧车。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亲自出马，强迫剧团把车送给马连良。
其实，马连良早在1956年用一万多元买了一辆小卧车，嫌不好，卖掉了。他在1960年已花一万三千元买了一辆进口的小型卧车。他找中央统战部也不是真心想要那辆大型小卧车，他嫌大，不方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提出要车的目的，是向剧团勒索车钱，结果剧团给他一万三千元了事。
（十）马连良祝寿
1961年，马连良为庆祝他的生日，在家里摆了两桌酒席，邀请剧团的领导去给他祝寿，剧团政治协理员魏静生同志拒绝参加，他说：“毛主席都不做生日，干么要给马连良祝寿。”剧团没有人去，马感到十分扫兴，大为不满，又向中央统战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告状 剧团因没有给马连良庆贺生日，竟挨了中央统战部文艺处处长王ＸＸ的一顿批评。
自己掏钱，为马祝寿：1962年1月，为了给马连良祝贺生日，旧市文化局副局长三反分子张梦庚率领剧团领导干部20余人，每人各掏7元，在《青海餐厅》摆了两桌酒席，给马连良祝寿，庆贺一番。
（十一）彭真“开恩”，百姓遭殃
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对于他们文艺战线上的这支反革命别动队，特别是那些反动的艺人，可以说是关照备至。如：
1963年春节前，荀慧生说了一声“生活困难”，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马上就批给他过节费1，000元。
张君秋的儿子是北京戏剧学校学员，一次随剧团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彭真一见他穿的鞋子旧些，就问他：“你怎么穿这么破旧的鞋？”张君秋的儿子说：“我父亲没钱给我买鞋“。彭真听后，立即让人通知宣武区委补助张君秋“生活困难补助费3，000元。
三、高薪阶层的资产阶级寄生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主席又教导我们：“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高薪阶层人员及其家属是一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他们在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庇护下，凭著他们剥削来的劳动人民的血汗，任意挥霍。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天津、河北等地大批投机倒把犯，出入这些人的家门，给他们送来小站米、螃蟹、肉、蛋等农付产品 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过的是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只举几例：
（一）马连良之家
马连良一家住著独门独院。家里经常有三口人，却雇用著汽车司机、传达、打扫卫生的勤杂和两个褓姆，共五个人待候他们。
家里养著大黄猫、大黑狗；家里存有大量的文物、古玩；家里设备电气化，甚至刮脸刀都是电动的，电风扇一把400元，带的手表一只876元。他剥削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血汗，仅银行存款利息一项，每月共500元，存款总数在30万元以上。
（二）马连良到昌平体验生活
1964年9月，马连良受其黑主子的指示，也要下去体验生活，他就随著剧团到昌平镇演出;十元一两的茶叶：去时他坐著小汽车，到昌平镇不久，他突然若有所失的发现忘记了带茶叶来。立即派人坐车专程进京来取 昌平镇虽小，也不至于买不到一包茶叶？事实上就是买不到，因为马连良终日喝的是10元一两的高级茶“碧罗春”，这种茶要专门供应，昌平镇无法买到。卫生设备不好，没法大便：马连良到了昌平，他的资产阶级丑态百出，洋相出尽。甚至因为厕所里卫生设备不好，没有坐式的抽水马桶，他连大便都拉不下来，为此也得坐车进城。
（三）牛奶洗脸
荀慧生终年用牛奶洗脸，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买不到牛奶，就改用豆浆洗脸。
（四）赵燕侠要喝北京牌啤酒
1962年赵燕侠去宣化演出，她心血来潮，点名要喝北京牌啤酒。宣化城市不大，没有北京牌啤酒，迫得工作人员到宣化火车站，等候从北京开往张家口方面去的客车，幸亏在餐车上买到了几瓶北京牌啤酒。赵燕侠不喝瓶装的熟啤酒，要喝大桶装的生啤酒，买来的好几瓶，也只好送给别人。
（五）北京城中的“小台湾”
京剧演员梅ＸＸ，一家六七口人，平时雇用传达、炊事员、褓姆、勤杂工等八、九人，多时到十四、五人他们有的是钱，仅银行存款现金一项40万元以上，公债几十万元,家里珠宝玉器，古玩、文物，琳琅满目。
梅ＸＸ的儿子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少爷。他说。“我不能吃窝头，吃了窝头要长疙瘩。”下乡劳动要带著够吃几天的面包和香肠。他的爱人原为某图书馆的管理员，嫁到他家后也不工作了。去外地演出，还带著他爱人去放风筝。他有从意大利进口的摩托车，有装有仪器的特殊自行车 整天好逸恶劳，游游逛逛。
梅ＸＸ的老婆经常在家里请客吃饭，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和马连良等人的老婆常来常往，打麻将，斗牌，过著矫奢淫逸的生活 杀害我革命先烈“二七”大罢工工人领袖林祥谦烈士的刽子手张联英和他的小老婆也经常出入梅家。 梅的一家，有北京城中的“小台湾”之称。 （驴评：梅家有人保着，故名字也不说全吗？）
※ ※ ※
毛主席说：“凡是敌入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这里我们把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庇护下的北京市文艺部门中的高薪阶层揭出来示众。由于我们了解的情况有限，揭得不够深透，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同志，再进一步揭发，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刘少奇！砸烂高薪制！彻底摧毁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肃清高薪制的恶劣影响。
原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
战斗小组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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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诗词较量
1945年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同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延安机场，乘飞机前往重庆。……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山城，成千上万人为他的弃个人安危而不顾感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却措手不及。艰难谈判的外围，拥簇着无数关切的人们。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竟激起了诗坛的轩然大波。9月6日，毛泽东拜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即结识的老朋友柳亚子。柳欣喜异常，赠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作，10月7日，毛泽东在红岩村手书旧作赠送给他，便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题赠后，不胜赞叹，深感毛氏“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因而忍不住“效颦技痒”，次韵相和。同时，他还特意邀来亲朋好友，一齐欣赏，使这首词被人们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很快轰动了重庆山城。后来，在重庆《新晚报晚刊》做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读到这首词，当即将其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并在词后按语如下：“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其心中难以掩饰的推崇、赞许之意，溢于言表。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共产党人宽广胸怀、高尚情操、及远大志向的一种象征，让主张进步的人们由衷感奋，雀跃不已，同时也使反动派惶恐异常，手足无措。它的发表出人意料地酿成了重庆文化界、乃至政界的一场诗坛大辩论。蒋介石看到此词，起先是不信。蒋介石并非纯是一介武夫，当年也曾作过诗。1926年的《江西日报》创刊号上曾发表过他的一首贺诗：
祝《江西日报》诞生
蒋中正
呀！好革命的怒潮呀！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虽然白话诗不如古体诗蕴含隽永，虽然蒋介石当时还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分，但他的这首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据说蒋介石退往台湾后，于草山别居中写过一些旧体诗词。笔者访问台湾时，曾设法以求一窥，皆未能如愿。据有人私下告，因反映蒋晚年的颓唐烦恼心情，不宜公诸于世云云。两相比较，高下自在人心。蒋介石派部下打听到毛诗获众口称赞，大为光火。他向陈布雷征询看法，陈氏由衷钦佩，如实相告：“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这更加剧了蒋介石的焦躁。他大发雷霆，下令组织易君左等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对这首词群起围攻，大肆发难，连篇累牍地辱骂毛泽东野心勃勃，词中比拟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想当帝王称王称霸。蒋介石的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文化界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重庆的郭沫若、柳亚子，延安的黄齐生、晋察冀的邓拓等人，虽处于不同地域，但都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的这首词进行正确诠释和热情赞扬，批驳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浅薄无知和用心险恶，以为此词“豪情盖世，雄风浩荡”，“妙句拈来着眼高”。如此一辩一驳，让更多的人领悟了《沁园春雪》的深意，就连国民党政府内的某些官员也发自内心地承认毛泽东此词实为“千古绝唱”。
王若飞将重庆一些御用报刊攻击《沁园春雪》的词章和柳亚子的和词收集起来，于12月寄往延安。毛泽东阅后，一笑置之，转寄给黄齐生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国民党“批”既不成，又想出“比”的一招，希图组织人马写出比毛泽东更好的词，把共产党人的气势压下去。于是，国民党宣传部通知各地、各级党部，要求会吟诗作词者，每人都写几首《沁园春》，准备从中选出意境、气势和文笔都能超过毛泽东的。可是，征集上来的词作虽多，奈何均为平庸之作，尽管后来他们又在重庆、上海拉了几位“高手”凑数，终因成绩平平，拿不出手。后来台湾一位叫孟绝子的政论家，在谈到这件事时，不留情面地说：“可惜，国民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孺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国民党的不自量力，正如陈毅在《斥国民党御用文人》词中所说：正是“燕处危巢，鸿飞寥廓，方寸荩楼怎比高？”“比”又自取其辱，最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使出他们惯用的无赖招数——造谣，说毛泽东是“草寇”、“不学术”，他的《沁园春•雪》一词为柳亚子代笔等云云。这谣言，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早已不攻自破。何况还有香港学人黄霑在1993年的考证呢！那位居停香港同样也以歌词名世的学者经过对毛词与柳词的反复比较，认为柳亚子和词“气魄气韵，思想意境都大大不及毛泽东原词”，因而断言：“毛泽东词，不可能由柳亚子代笔，柳亚子写不出毛的气魄，尽管柳先生自己的确自视甚高。”这真是一件发人深省的文字公案。
（摘自陈东林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山城，成千上万人为他的弃个人安危而不顾感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却措手不及。艰难谈判的外围，拥簇着无数关切的人们。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竟激起了诗坛的轩然大波。9月6日，毛泽东拜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即结识的老朋友柳亚子。柳欣喜异常，赠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作，10月7日，毛泽东在红岩村手书旧作赠送给他，便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题赠后，不胜赞叹，深感毛氏“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因而忍不住“效颦技痒”，次韵相和。同时，他还特意邀来亲朋好友，一齐欣赏，使这首词被人们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很快轰动了重庆山城。后来，在重庆《新晚报晚刊》做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读到这首词，当即将其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并在词后按语如下：“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其心中难以掩饰的推崇、赞许之意，溢于言表。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共产党人宽广胸怀、高尚情操、及远大志向的一种象征，让主张进步的人们由衷感奋，雀跃不已，同时也使反动派惶恐异常，手足无措。它的发表出人意料地酿成了重庆文化界、乃至政界的一场诗坛大辩论。蒋介石看到此词，起先是不信。蒋介石并非纯是一介武夫，当年也曾作过诗。1926年的《江西日报》创刊号上曾发表过他的一首贺诗：
祝《江西日报》诞生
蒋中正
呀！好革命的怒潮呀！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虽然白话诗不如古体诗蕴含隽永，虽然蒋介石当时还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分，但他的这首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据说蒋介石退往台湾后，于草山别居中写过一些旧体诗词。笔者访问台湾时，曾设法以求一窥，皆未能如愿。据有人私下告，因反映蒋晚年的颓唐烦恼心情，不宜公诸于世云云。两相比较，高下自在人心。蒋介石派部下打听到毛诗获众口称赞，大为光火。他向陈布雷征询看法，陈氏由衷钦佩，如实相告：“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这更加剧了蒋介石的焦躁。他大发雷霆，下令组织易君左等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对这首词群起围攻，大肆发难，连篇累牍地辱骂毛泽东野心勃勃，词中比拟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想当帝王称王称霸。蒋介石的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文化界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重庆的郭沫若、柳亚子，延安的黄齐生、晋察冀的邓拓等人，虽处于不同地域，但都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的这首词进行正确诠释和热情赞扬，批驳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浅薄无知和用心险恶，以为此词“豪情盖世，雄风浩荡”，“妙句拈来着眼高”。如此一辩一驳，让更多的人领悟了《沁园春雪》的深意，就连国民党政府内的某些官员也发自内心地承认毛泽东此词实为“千古绝唱”。
王若飞将重庆一些御用报刊攻击《沁园春雪》的词章和柳亚子的和词收集起来，于12月寄往延安。毛泽东阅后，一笑置之，转寄给黄齐生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国民党“批”既不成，又想出“比”的一招，希图组织人马写出比毛泽东更好的词，把共产党人的气势压下去。于是，国民党宣传部通知各地、各级党部，要求会吟诗作词者，每人都写几首《沁园春》，准备从中选出意境、气势和文笔都能超过毛泽东的。可是，征集上来的词作虽多，奈何均为平庸之作，尽管后来他们又在重庆、上海拉了几位“高手”凑数，终因成绩平平，拿不出手。后来台湾一位叫孟绝子的政论家，在谈到这件事时，不留情面地说：“可惜，国民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孺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国民党的不自量力，正如陈毅在《斥国民党御用文人》词中所说：正是“燕处危巢，鸿飞寥廓，方寸荩楼怎比高？”“比”又自取其辱，最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使出他们惯用的无赖招数——造谣，说毛泽东是“草寇”、“不学术”，他的《沁园春•雪》一词为柳亚子代笔等云云。这谣言，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早已不攻自破。何况还有香港学人黄霑在1993年的考证呢！那位居停香港同样也以歌词名世的学者经过对毛词与柳词的反复比较，认为柳亚子和词“气魄气韵，思想意境都大大不及毛泽东原词”，因而断言：“毛泽东词，不可能由柳亚子代笔，柳亚子写不出毛的气魄，尽管柳先生自己的确自视甚高。”这真是一件发人深省的文字公案。
（摘自陈东林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毛时期的若干问题剖析
提起毛时期,现在的人们往往以闭关锁国,吃不饱饭来形容,事情其实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我以自己家的亲身经历,和能收集的资料来说明,我的意图不是说那时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坏,或者是现在什么都好,那时什么都坏,只是表明当时的一种存在.
一.闭关锁国.毛时期其实并不闭关锁国,五十年代,在大量引进苏联的技术装备的同时,也积极寻求西方的技术装备,只不过是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西方的禁远,有的项目谈成,有的项目没谈成,比如,五十年代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成渝铁路的建设,原来是决定由西方国家的公司来承建的,后由于英法等方报价太高,没谈成.才自己来修建的.而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电力机车头却是从法国进口的,当时同苏联关系搞翻了,引不进来,自己又造不出,所以从法国进口了二十多个电力车头,不仅如此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大量的机床,重型汽车,合成氨设备,化纤设备,一米七轧机等技术装备,买回来加以仿制,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型国产装备.为改革放开后的中国经济腾飞打下基础.这是工业上的,下面我来说说民用方面的.我父亲的第一块手表是日本进口的,很俊秀,和当时大多数手表不同,它的秒针不是和分针,时针一起做同心圆运转,而是在表盘的下部单独运转,很特别,后来父亲将这块表送给母亲,自己又买了一块从瑞士进口的英纳格手表,那块日本表后来坏了,由于进口批量小,没有零件维修,后来成了我小时的玩具.我家还有一件进口货,就是1974年在商场买的比利时出产的高压锅.可见用笼统的闭关锁国四个字来形容毛时期是错误的.
二.吃不饱饭.熟悉邓丽君的人都知道,她最爱的菜是红烧肉,因为在她小的时候,能吃饱饭已很不容易,更别说是吃肉了,所以发誓长大后要吃个够,可见在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台湾想吃饱饭也不是很容易的.其实粮食产量并不和土地所以制挂钩,或者说联系很小,而是和肥料挂钩.有句俗话叫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这个肥不是指农家肥,而是化肥,现在的绿色食品就是用得农家肥,所以绿色食品产量低,市场售价很高.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都是集体农庄制,和毛时期的大集体一样,由于化肥施用量很大,粮食产量也就很高,国民人均粮食占有量近一吨,可见粮食产量的提高和联产承包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和化肥有很大的关系,毛时期,也意识化肥同粮食产量的关系,碍于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大办小化肥,粮食产量也是稳步提高的,虽然由于人口的增加过快,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不可否认毛的功绩,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毛就高瞻远瞩,决定从西方引进大化肥项目,只不过还没建成他就死了,成就了后来的中国领导人.一米七轧机也是那是引进的,但建成是在1978年.至于三年特殊时期,毛是有责任,但其他领导人也脱不了干系.
三.穿衣问题.人们现在形容毛时期的穿衣,是一片蓝,这一点毛有责任,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也是当时中国化纤生产能力限制的.中国当时没有化纤生产能力.或者说很小.棉布的耐磨性很差,容易坏,做衣服基本上要一年一换,化纤的耐磨能力强,不容易坏.七十年代初日本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穿的里外都是棉的,很是惊叹,因为棉的穿着舒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绿色环保,而且纯棉的衣服在外国很贵,所以才会发出惊叹.毛时期也意识到棉布的耐磨性很差,化纤的耐磨能力强这个问题,从国外引进了成套的化纤生产设备,只不过还没建成他就死了,成就了后来的中国领导人.
四.计划生育问题.人们往往认为毛时期不搞计划生育,这也是片面的,我就亲眼见过毛关于计划生育的最高指示,我在想当初要是毛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马寅初再论证就好了.可偏偏是马寅初先提出,而且是在人口压力不大,人工不够用的时候提出的.所以受到了批判.这也反过来证明毛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是提高的,不然,人口怎么会增加,应该下降才是.
五.军衔问题.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会惊诧,毛时期不是取销军衔制吗,可我要告诉你毛时期没有取消军衔制,取消的是服装,肩章,符号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军衔是换一种方式,换了一种名称,代之为级别,军队干部划分成20多个级别,每级都和原来的军衔相对应,比如,我父亲1965年是上尉,取消军衔制时改为18级,人们通俗的称法是正连级干部,副营级干部,和原来比,军服不如原来的威武,但节省了大量宝贵的金属和许多经费,军服更接近作训服,但军队的顽强作风没有改,现在的军服比那时威武,可官兵的作战能力恐怕不如那时.
六.军队待遇问题.<<高山下的花环>>问世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问一问李存葆这个革命作家,你那个梁三喜的形象是真有其人,还是凭空想象,杜撰加工出来的,一个正连级干部的家里生活真的那么穷,那时就是家里人生病,看病治疗当时也花不了多少钱,更何况还有政府救济,我父亲也是那个级别的,每月一百多元,养了一大家人,我奶奶,我叔父,我妈和我,我妈原来是有工作,就是看我父亲工资高,连工作都不干了,就去随军去了,而且当时想找一个军队干部做丈夫可不容易,想嫁的女人太多了,因为那时军人待遇高,我父母结婚时,父亲是一名少尉,每月工资是70多元,加上吃穿国家供给,实际上比地方上的县处级都高,你要说1984年后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军队工资显得低了,我相信,你要说1979年前,军队工资低,我要说你是胡扯淡,因为这每月一百多元几乎是净得的,而且那时币值很高,在军队里,吃穿不花钱,都是国家供给,当然,我父亲不抽烟,我父亲当时在一所后勤部队里,任车间主任,副营级,十八级,因为是后勤部队,所以低半级,部队里有自己的养猪场和蔬菜地,外面的人们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我们天天吃,母亲都懒的做饭,到时就到食堂打饭菜.总之,毛时期,军队待遇不错,军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中国军人打起战来都不要命.
七.女裸体模特儿事件.现在人们在谈论六十年代康生关于女裸体模特儿问题的批示时,只讲这个结果不对,而不讲起因,其实当时确有美术工作者中的败类,坏分子调戏,猥亵,玩弄女裸体模特儿,使女裸体模特儿怀孕,俗称叫把肚子搞大了,当时中央出台关于美术教育停止使用女裸体模特儿的规定,在主观上是出于保护女性的目的,客观上确实是阻碍了美术教育的发展,现在,当我们在谈论这个批示的荒谬和错误时,不要忘了谴责那些美术工作者中调戏,猥亵,玩弄女裸体模特儿的败类,坏分子,披着人皮的狼.
八.毛时期的干部和社会风尚.毛有一句名言,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毛时期的干部没有什么特殊化,住房差不多,我父亲转业到地方,所在的工厂每户住房最大的只有一间半,没有住两间的,不论干部还是工人.不象现在干部住的必须比职工好,比职工大,分楼房必须把好楼层留给干部.甚至专门盖干部楼.有一个电视剧,说的是成立公社时,干部要吃牛肉,不惜杀耕牛,因为我没在农村蹲过,不知真假,但我敢肯定现在的干部吃喝远超过那时.还有一部伤痕文学,说是毛时期,一个女孩被坏人强奸了,女孩的父母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竞不管,我要说这种事发生在现在有这种可能,放在当时,这是胡扯,是诬蔑,毛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刑事案件很少发生,发生刑事案件的比例就和今天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希罕,一个人正常死亡,没什么,要是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公安局那会闹翻了天.非找出死因不可.那时惩罚罪犯都是从重从快,公安局里开后门,那时不会批评教育的,而是轻则开除回乡,重则判刑,那时一人犯罪,全家都抬不起头来,不象现在这么嚣张,一人犯罪,全家光荣,那时没有罚款这么一说,有的只是蹲大牢,那时伪造假钞是死刑,现在是罚款,有期徒刑,过几年,办个保外就医出来后,再去犯罪害人,反正假钞有老百姓买单.毛时期,人们以干好事为荣,现在以干好事为傻.
九.上学和医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毛时期,高血压,癌症很少,可能和吃的少有关系,但传染型的寻花问柳的性病没有,和吃的少无关,那时女人不知道出卖自己,也没有场所,毛时期也不指望收她们的费来充实地方财政,大多数人不知道毒品是什么样的,如果再有什么伤痕文学说毛时期毒品纵横,性病到处都是,赌博遍地都有,请你向作者脸上唾口水,然后问他还要不要脸?
十.毛时期的援外.和越南关系不好时,我们大谈援助他们多少,其实别人援助我们也不少,比如苏联,建党时就援助卢布,瞿秋白当中央委员时,每月薪金是40个卢布,犯错误时,被赶出党中央时,每月薪金被降为18个卢布,这是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中说的,我们援助越南有的是无息贷款,后来中越关系正常化时要了一些回来,有的是无偿援助,这也不用奇怪,抗美援朝时,苏联不也无偿援助中国几十个师的装备,从大炮.到坦克,飞机,这些都不包括在后来的还债里,说到还苏联的欠债,就不得不说,这个债,还得还是花得来的,武器只要出厂价的五折,比如一颗子弹出厂价是一元,五折就是五角,本来中国当初从苏联领用的这些武器并没都用于朝鲜战场,而是有一些用于改善解放军的装备,花一半的价钱买回本来需要全价购买的装备,你说花不花的来,至于这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最大的冤大头,我敢说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你别听咱中国叫得欢,援助别人多少多少,那是自认的,不是国际公认的,坦赞铁路知道吧,由于宣传上的误导,国人都以为是无偿援助,可实际是无息贷款,铁路建好后,用铜矿石还给中国,知道为什么中国步枪子弹壳是涂铜钢壳弹,锥度又大,弹匣又弯,就是由于缺少铜资源,从这里能看出毛的大手笔.当然后来还没还,那是后来中国领导人的事,和毛无关.
十一.毛时期的歼6生产.说到歼6,就要说到它4千架的产量,现在有些人出于各种目的,总说不该生产那么多,可我要问,不生产那么多的歼6,生产什么,歼7技术当时没有过关,歼8就更不用说了,改革放开以来,有这么好的科研条件,技术都还没完全过关,事故不断,以当时的条件更不用说会取得突破,就是要饭也还要有一根打狗棍,更何况歼6在80年代前技术性能并不落后,毛时期的中国战术就是以多打少,群狼斗恶虎,没有这4千架歼6的守护,就没有中国安宁的天?队的军费开支,几千万干部工资,7亿国人的基本生活医疗住房保障和免费的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等学校教育,市场物价稳定,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值得中国历届政府研究学习的.那时没有收费这一说,纳税对国人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有的人甚至不知纳税为何物,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是依靠国营企业的税收,没有偷漏税的现象,更没有女人卖身的场所,不象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把收卖身女人的钱(管理费和罚款)作为地方财政的来源,无耻!!!
十三.我家的成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其实我父母家都是小业主,解放前是在自家门面房里开店的,父亲刚解放就参加革命,先就读于共产党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刚解放时各地都办,有点象现在的公务员学校),后赴朝参战,家里的房子都上交了,分给无房户,然而改革放开后,那些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跑了的人都以华侨的身份回来后,将政府收走的房子都要了回来,而我家却不行,原因是后来的改革放开政府有一个特殊的革命政策,有海外关系的,政府可以退回当初收走的房子,没有海外关系的不退,我们家只有干瞪眼,埋怨父亲当初不跑.然后来一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家虽然没有要回自己的房子,但我们家的思想境界比你们高尚.呸!!!
说了这些,我的意图并不是说那时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坏,或者是现在什么都好那时什么都坏,而是希望能兴利除弊,把那时好的工作作风发扬光大,现行的弊病得以去除.
一.闭关锁国.毛时期其实并不闭关锁国,五十年代,在大量引进苏联的技术装备的同时,也积极寻求西方的技术装备,只不过是当时外汇支付能力和西方的禁远,有的项目谈成,有的项目没谈成,比如,五十年代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成渝铁路的建设,原来是决定由西方国家的公司来承建的,后由于英法等方报价太高,没谈成.才自己来修建的.而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的电力机车头却是从法国进口的,当时同苏联关系搞翻了,引不进来,自己又造不出,所以从法国进口了二十多个电力车头,不仅如此还从西方国家进口了大量的机床,重型汽车,合成氨设备,化纤设备,一米七轧机等技术装备,买回来加以仿制,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大型国产装备.为改革放开后的中国经济腾飞打下基础.这是工业上的,下面我来说说民用方面的.我父亲的第一块手表是日本进口的,很俊秀,和当时大多数手表不同,它的秒针不是和分针,时针一起做同心圆运转,而是在表盘的下部单独运转,很特别,后来父亲将这块表送给母亲,自己又买了一块从瑞士进口的英纳格手表,那块日本表后来坏了,由于进口批量小,没有零件维修,后来成了我小时的玩具.我家还有一件进口货,就是1974年在商场买的比利时出产的高压锅.可见用笼统的闭关锁国四个字来形容毛时期是错误的.
二.吃不饱饭.熟悉邓丽君的人都知道,她最爱的菜是红烧肉,因为在她小的时候,能吃饱饭已很不容易,更别说是吃肉了,所以发誓长大后要吃个够,可见在五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台湾想吃饱饭也不是很容易的.其实粮食产量并不和土地所以制挂钩,或者说联系很小,而是和肥料挂钩.有句俗话叫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这个肥不是指农家肥,而是化肥,现在的绿色食品就是用得农家肥,所以绿色食品产量低,市场售价很高.当时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都是集体农庄制,和毛时期的大集体一样,由于化肥施用量很大,粮食产量也就很高,国民人均粮食占有量近一吨,可见粮食产量的提高和联产承包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和化肥有很大的关系,毛时期,也意识化肥同粮食产量的关系,碍于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大办小化肥,粮食产量也是稳步提高的,虽然由于人口的增加过快,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不可否认毛的功绩,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毛就高瞻远瞩,决定从西方引进大化肥项目,只不过还没建成他就死了,成就了后来的中国领导人.一米七轧机也是那是引进的,但建成是在1978年.至于三年特殊时期,毛是有责任,但其他领导人也脱不了干系.
三.穿衣问题.人们现在形容毛时期的穿衣,是一片蓝,这一点毛有责任,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也是当时中国化纤生产能力限制的.中国当时没有化纤生产能力.或者说很小.棉布的耐磨性很差,容易坏,做衣服基本上要一年一换,化纤的耐磨能力强,不容易坏.七十年代初日本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穿的里外都是棉的,很是惊叹,因为棉的穿着舒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绿色环保,而且纯棉的衣服在外国很贵,所以才会发出惊叹.毛时期也意识到棉布的耐磨性很差,化纤的耐磨能力强这个问题,从国外引进了成套的化纤生产设备,只不过还没建成他就死了,成就了后来的中国领导人.
四.计划生育问题.人们往往认为毛时期不搞计划生育,这也是片面的,我就亲眼见过毛关于计划生育的最高指示,我在想当初要是毛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马寅初再论证就好了.可偏偏是马寅初先提出,而且是在人口压力不大,人工不够用的时候提出的.所以受到了批判.这也反过来证明毛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是提高的,不然,人口怎么会增加,应该下降才是.
五.军衔问题.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会惊诧,毛时期不是取销军衔制吗,可我要告诉你毛时期没有取消军衔制,取消的是服装,肩章,符号等形式主义的东西,军衔是换一种方式,换了一种名称,代之为级别,军队干部划分成20多个级别,每级都和原来的军衔相对应,比如,我父亲1965年是上尉,取消军衔制时改为18级,人们通俗的称法是正连级干部,副营级干部,和原来比,军服不如原来的威武,但节省了大量宝贵的金属和许多经费,军服更接近作训服,但军队的顽强作风没有改,现在的军服比那时威武,可官兵的作战能力恐怕不如那时.
六.军队待遇问题.<<高山下的花环>>问世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问一问李存葆这个革命作家,你那个梁三喜的形象是真有其人,还是凭空想象,杜撰加工出来的,一个正连级干部的家里生活真的那么穷,那时就是家里人生病,看病治疗当时也花不了多少钱,更何况还有政府救济,我父亲也是那个级别的,每月一百多元,养了一大家人,我奶奶,我叔父,我妈和我,我妈原来是有工作,就是看我父亲工资高,连工作都不干了,就去随军去了,而且当时想找一个军队干部做丈夫可不容易,想嫁的女人太多了,因为那时军人待遇高,我父母结婚时,父亲是一名少尉,每月工资是70多元,加上吃穿国家供给,实际上比地方上的县处级都高,你要说1984年后由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军队工资显得低了,我相信,你要说1979年前,军队工资低,我要说你是胡扯淡,因为这每月一百多元几乎是净得的,而且那时币值很高,在军队里,吃穿不花钱,都是国家供给,当然,我父亲不抽烟,我父亲当时在一所后勤部队里,任车间主任,副营级,十八级,因为是后勤部队,所以低半级,部队里有自己的养猪场和蔬菜地,外面的人们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我们天天吃,母亲都懒的做饭,到时就到食堂打饭菜.总之,毛时期,军队待遇不错,军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当时中国军人打起战来都不要命.
七.女裸体模特儿事件.现在人们在谈论六十年代康生关于女裸体模特儿问题的批示时,只讲这个结果不对,而不讲起因,其实当时确有美术工作者中的败类,坏分子调戏,猥亵,玩弄女裸体模特儿,使女裸体模特儿怀孕,俗称叫把肚子搞大了,当时中央出台关于美术教育停止使用女裸体模特儿的规定,在主观上是出于保护女性的目的,客观上确实是阻碍了美术教育的发展,现在,当我们在谈论这个批示的荒谬和错误时,不要忘了谴责那些美术工作者中调戏,猥亵,玩弄女裸体模特儿的败类,坏分子,披着人皮的狼.
八.毛时期的干部和社会风尚.毛有一句名言,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毛时期的干部没有什么特殊化,住房差不多,我父亲转业到地方,所在的工厂每户住房最大的只有一间半,没有住两间的,不论干部还是工人.不象现在干部住的必须比职工好,比职工大,分楼房必须把好楼层留给干部.甚至专门盖干部楼.有一个电视剧,说的是成立公社时,干部要吃牛肉,不惜杀耕牛,因为我没在农村蹲过,不知真假,但我敢肯定现在的干部吃喝远超过那时.还有一部伤痕文学,说是毛时期,一个女孩被坏人强奸了,女孩的父母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竞不管,我要说这种事发生在现在有这种可能,放在当时,这是胡扯,是诬蔑,毛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刑事案件很少发生,发生刑事案件的比例就和今天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希罕,一个人正常死亡,没什么,要是一个人非正常死亡,公安局那会闹翻了天.非找出死因不可.那时惩罚罪犯都是从重从快,公安局里开后门,那时不会批评教育的,而是轻则开除回乡,重则判刑,那时一人犯罪,全家都抬不起头来,不象现在这么嚣张,一人犯罪,全家光荣,那时没有罚款这么一说,有的只是蹲大牢,那时伪造假钞是死刑,现在是罚款,有期徒刑,过几年,办个保外就医出来后,再去犯罪害人,反正假钞有老百姓买单.毛时期,人们以干好事为荣,现在以干好事为傻.
九.上学和医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毛时期,高血压,癌症很少,可能和吃的少有关系,但传染型的寻花问柳的性病没有,和吃的少无关,那时女人不知道出卖自己,也没有场所,毛时期也不指望收她们的费来充实地方财政,大多数人不知道毒品是什么样的,如果再有什么伤痕文学说毛时期毒品纵横,性病到处都是,赌博遍地都有,请你向作者脸上唾口水,然后问他还要不要脸?
十.毛时期的援外.和越南关系不好时,我们大谈援助他们多少,其实别人援助我们也不少,比如苏联,建党时就援助卢布,瞿秋白当中央委员时,每月薪金是40个卢布,犯错误时,被赶出党中央时,每月薪金被降为18个卢布,这是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中说的,我们援助越南有的是无息贷款,后来中越关系正常化时要了一些回来,有的是无偿援助,这也不用奇怪,抗美援朝时,苏联不也无偿援助中国几十个师的装备,从大炮.到坦克,飞机,这些都不包括在后来的还债里,说到还苏联的欠债,就不得不说,这个债,还得还是花得来的,武器只要出厂价的五折,比如一颗子弹出厂价是一元,五折就是五角,本来中国当初从苏联领用的这些武器并没都用于朝鲜战场,而是有一些用于改善解放军的装备,花一半的价钱买回本来需要全价购买的装备,你说花不花的来,至于这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最大的冤大头,我敢说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你别听咱中国叫得欢,援助别人多少多少,那是自认的,不是国际公认的,坦赞铁路知道吧,由于宣传上的误导,国人都以为是无偿援助,可实际是无息贷款,铁路建好后,用铜矿石还给中国,知道为什么中国步枪子弹壳是涂铜钢壳弹,锥度又大,弹匣又弯,就是由于缺少铜资源,从这里能看出毛的大手笔.当然后来还没还,那是后来中国领导人的事,和毛无关.
十一.毛时期的歼6生产.说到歼6,就要说到它4千架的产量,现在有些人出于各种目的,总说不该生产那么多,可我要问,不生产那么多的歼6,生产什么,歼7技术当时没有过关,歼8就更不用说了,改革放开以来,有这么好的科研条件,技术都还没完全过关,事故不断,以当时的条件更不用说会取得突破,就是要饭也还要有一根打狗棍,更何况歼6在80年代前技术性能并不落后,毛时期的中国战术就是以多打少,群狼斗恶虎,没有这4千架歼6的守护,就没有中国安宁的天?队的军费开支,几千万干部工资,7亿国人的基本生活医疗住房保障和免费的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等学校教育,市场物价稳定,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值得中国历届政府研究学习的.那时没有收费这一说,纳税对国人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有的人甚至不知纳税为何物,国家的财政收入就是依靠国营企业的税收,没有偷漏税的现象,更没有女人卖身的场所,不象现在有的地方政府把收卖身女人的钱(管理费和罚款)作为地方财政的来源,无耻!!!
十三.我家的成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其实我父母家都是小业主,解放前是在自家门面房里开店的,父亲刚解放就参加革命,先就读于共产党的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刚解放时各地都办,有点象现在的公务员学校),后赴朝参战,家里的房子都上交了,分给无房户,然而改革放开后,那些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跑了的人都以华侨的身份回来后,将政府收走的房子都要了回来,而我家却不行,原因是后来的改革放开政府有一个特殊的革命政策,有海外关系的,政府可以退回当初收走的房子,没有海外关系的不退,我们家只有干瞪眼,埋怨父亲当初不跑.然后来一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家虽然没有要回自己的房子,但我们家的思想境界比你们高尚.呸!!!
说了这些,我的意图并不是说那时什么都好,现在什么都坏,或者是现在什么都好那时什么都坏,而是希望能兴利除弊,把那时好的工作作风发扬光大,现行的弊病得以去除.
毛泽东和格瓦拉：两代游击战英雄的对话
毛泽东和格瓦拉：两代游击战英雄的对话
2007年6月2日
“铁老虎”和“ 纸老虎”：从两则消息说起
1960年9月29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将出版的消息。9月30日，外电纷纷作了报道。合众国际社记者克雷格莫在报道中说：毛泽东在最近出版的书中发表了1946年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创造了他的得意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时他是在延安山洞中的一个叛乱的游击队的领袖”。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又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专门评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这两则消息特别关注的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那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或者从冰岛、日本冲绳和中国的军事基地去轰炸苏联，情况将会怎样？毛泽东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前，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对他1946年的这个观点作了发挥。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又为“和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加写了一个题注，提出革命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具体斗争中要“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就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说，采用“适当的斗争形式”，就是在敌强我弱和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情况下，慎打硬碰硬的歼灭战和阵地战，要更多地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才能慢慢把“铁老虎”变成“纸老虎”。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地区性局部战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抗美战争，都经历过游击战，然后由小到大，最终以弱胜强。在各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传统的游击战还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在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因此，通过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他把强大敌人视为“纸老虎”的观点，在当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大概就是外电特别注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来也巧，就在美国媒体评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前两天，刚刚成功不久的古巴革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切?格瓦拉在《绿橄榄》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毛泽东不久便读到了这个笔记的中文摘要。一个月后，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向他表示：“很赞成你的意见。你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发生影响。”接着，还重复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人民可以战胜反动派；第二，进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农村。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毛泽东的“纸老虎”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从游击战角度看，古巴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时间相差近30年。卡斯特罗和比他小两岁的格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显然是新一代的革命和游击战的象征。毛泽东对古巴革命的斗争经历和斗争形式很感兴趣，在60年代初接见亚、非、拉外宾时经常讲述。他说：古巴只有600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卡斯特罗率领82个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只剩下12个人，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1960年5月7日）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毛泽东在向其临时政府代表团介绍了古巴的游击战经历后，鼓励说：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1960年5月17日）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同古巴游击战英雄面对面地交流经验。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格瓦拉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一道吃了晚饭。谈话中，格瓦拉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很敬仰。”毛泽东对他则称许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们很坚决，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粮食，看不到材料。”周恩来从旁介绍：“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毛泽东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毛泽东又问道：“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时间，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格瓦拉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环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困难，但有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们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吃饭的时候，勤于思考的格瓦拉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经验。他说：“有两点相似。你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向你们进攻，说是‘围剿’。我们那里的反动派对我们也用这两个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开始的时候，你们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农村。我们也是一些人在打游击，在山区，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罢工，但结果搞罢工的失败了。”格瓦拉的这个总结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格瓦拉渴望用游击战方式继续推进拉美的革命斗争。1965年，他辞去在古巴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带领17个人到玻利维亚打游击。但古巴革命的胜利之路没有在玻利维亚重演，因为，缺少群众基础，仅仅从外面输入革命不大现实。此外，格瓦拉还忽视了他同毛泽东谈话时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即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美国和其他势力会来干涉。从这点看，毛泽东在阐述他的“纸老虎”观点时所特别强调的，即在具体斗争中要把敌人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并“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是多么必要。
1967年，格瓦拉被俘牺牲了，但他的故事在全世界传扬，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偶像人物。法国大哲学家萨特称这位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舍弃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远赴异国他乡苦心奋斗的游击战英雄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格瓦拉精神和游击战方式对不少国家人民的感召力是相当大的。
“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
1965年1月，就在格瓦拉重入拉美丛林前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斯诺，在近30年前通过《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知道了中国革命，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游击战。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认为“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毛泽东随即有意无意地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不过，这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泽东提起，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人当时如此重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的需要。越南在60年代进行的抗美战争，打的就是游击战。有趣的是，1960年9月30日，正在努力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访问中国时，曾担心地问毛泽东：“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应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60年代来访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领导人，总不免谈起游击战这个话题。1
967年4月11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等人谈话时，便提到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靠熬时间，打了八年（1954年至1962年―――引者注），打得法国的政策改变，就撤了兵”；同时又说到他同阿巴斯谈话的情况，再次强调，对自己的军事著作，“美国人研究，过去蒋介石也研究，日本人也研究。他们怎么不会去研究我们这一套呢？当然要研究。但是，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因为它是反人民战争，我们是人民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你们那里又没有一百万美国人的居民，全体人民都是越南人民”。
正如毛泽东所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然前后调动了60万兵力，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仍然陷入越南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美国军队不得不像当年侵华日军搞据点炮楼那样实施“战略村计划”。这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恰恰为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提供了绝好的天地。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甚至像当年的中国敌后抗战一样，打起了地道战。于是，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军官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毛泽东的英文小册子《论游击战》。
不知是受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还是出于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派遣突击队作战的经验，1963年底，美国军队在用正规军对付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同时，开始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越南北方的军队。这个时候，越南北方的军队却反过来派其正规军赶赴南方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无形中换了位，但结果越战越糟的仍然是美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来说，这恰恰体现了毛泽东说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就美国军队而言，却依然无法在实践中吃透，更谈不上发挥游击战的真谛。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搞反人民战争的人是没法子学到和使用人民战争的战法的。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依靠人民进行“游击”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你便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战争形态上讲，恰恰在于把对方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只有政治优势不行，仅从军事上着眼也不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上演的游击战大戏中，一些“铁老虎”变成“纸老虎”，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前提，因而不可能参透这些真谛。
2007年6月2日
“铁老虎”和“ 纸老虎”：从两则消息说起
1960年9月29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即将出版的消息。9月30日，外电纷纷作了报道。合众国际社记者克雷格莫在报道中说：毛泽东在最近出版的书中发表了1946年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创造了他的得意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时他是在延安山洞中的一个叛乱的游击队的领袖”。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又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专门评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这两则消息特别关注的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那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斯特朗问毛泽东，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或者从冰岛、日本冲绳和中国的军事基地去轰炸苏联，情况将会怎样？毛泽东由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前，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对他1946年的这个观点作了发挥。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又为“和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加写了一个题注，提出革命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在具体斗争中要“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就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说，采用“适当的斗争形式”，就是在敌强我弱和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情况下，慎打硬碰硬的歼灭战和阵地战，要更多地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才能慢慢把“铁老虎”变成“纸老虎”。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地区性局部战争。在这些局部战争中，越南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抗美战争，都经历过游击战，然后由小到大，最终以弱胜强。在各军事强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传统的游击战还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在6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因此，通过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和他把强大敌人视为“纸老虎”的观点，在当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大概就是外电特别注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来也巧，就在美国媒体评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前两天，刚刚成功不久的古巴革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切?格瓦拉在《绿橄榄》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毛泽东不久便读到了这个笔记的中文摘要。一个月后，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向他表示：“很赞成你的意见。你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发生影响。”接着，还重复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人民可以战胜反动派；第二，进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农村。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毛泽东的“纸老虎”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从游击战角度看，古巴革命同中国革命的时间相差近30年。卡斯特罗和比他小两岁的格瓦拉在人们的心目中，显然是新一代的革命和游击战的象征。毛泽东对古巴革命的斗争经历和斗争形式很感兴趣，在60年代初接见亚、非、拉外宾时经常讲述。他说：古巴只有600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卡斯特罗率领82个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只剩下12个人，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1960年5月7日）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毛泽东在向其临时政府代表团介绍了古巴的游击战经历后，鼓励说：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1960年5月17日）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还是同古巴游击战英雄面对面地交流经验。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和格瓦拉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一道吃了晚饭。谈话中，格瓦拉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很敬仰。”毛泽东对他则称许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们很坚决，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粮食，看不到材料。”周恩来从旁介绍：“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毛泽东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毛泽东又问道：“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时间，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格瓦拉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环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困难，但有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们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吃饭的时候，勤于思考的格瓦拉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经验。他说：“有两点相似。你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向你们进攻，说是‘围剿’。我们那里的反动派对我们也用这两个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开始的时候，你们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农村。我们也是一些人在打游击，在山区，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罢工，但结果搞罢工的失败了。”格瓦拉的这个总结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
格瓦拉渴望用游击战方式继续推进拉美的革命斗争。1965年，他辞去在古巴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带领17个人到玻利维亚打游击。但古巴革命的胜利之路没有在玻利维亚重演，因为，缺少群众基础，仅仅从外面输入革命不大现实。此外，格瓦拉还忽视了他同毛泽东谈话时已经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即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美国和其他势力会来干涉。从这点看，毛泽东在阐述他的“纸老虎”观点时所特别强调的，即在具体斗争中要把敌人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并“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是多么必要。
1967年，格瓦拉被俘牺牲了，但他的故事在全世界传扬，他成为人们心目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偶像人物。法国大哲学家萨特称这位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舍弃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远赴异国他乡苦心奋斗的游击战英雄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格瓦拉精神和游击战方式对不少国家人民的感召力是相当大的。
“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
1965年1月，就在格瓦拉重入拉美丛林前夕，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斯诺，在近30年前通过《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知道了中国革命，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游击战。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认为“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毛泽东随即有意无意地说到：“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个消息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不过，这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曾向毛泽东提起，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人当时如此重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的需要。越南在60年代进行的抗美战争，打的就是游击战。有趣的是，1960年9月30日，正在努力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访问中国时，曾担心地问毛泽东：“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应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60年代来访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领导人，总不免谈起游击战这个话题。1
967年4月11日，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等人谈话时，便提到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靠熬时间，打了八年（1954年至1962年―――引者注），打得法国的政策改变，就撤了兵”；同时又说到他同阿巴斯谈话的情况，再次强调，对自己的军事著作，“美国人研究，过去蒋介石也研究，日本人也研究。他们怎么不会去研究我们这一套呢？当然要研究。但是，我们这一套打仗的办法，帝国主义没有法子使用。因为它是反人民战争，我们是人民战争”。在越南战场上，“你们那里又没有一百万美国人的居民，全体人民都是越南人民”。
正如毛泽东所言，强大的美国军队虽然前后调动了60万兵力，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仍然陷入越南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美国军队不得不像当年侵华日军搞据点炮楼那样实施“战略村计划”。这种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恰恰为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提供了绝好的天地。越南南方的游击队甚至像当年的中国敌后抗战一样，打起了地道战。于是，一个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军官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毛泽东的英文小册子《论游击战》。
不知是受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还是出于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派遣突击队作战的经验，1963年底，美国军队在用正规军对付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同时，开始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越南北方的军队。这个时候，越南北方的军队却反过来派其正规军赶赴南方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无形中换了位，但结果越战越糟的仍然是美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来说，这恰恰体现了毛泽东说的，“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就美国军队而言，却依然无法在实践中吃透，更谈不上发挥游击战的真谛。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搞反人民战争的人是没法子学到和使用人民战争的战法的。
游击战的真谛，从政治上讲，就是依靠人民进行“游击”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你便无法“游击”；失去正义的本质上是反人民的战争，则永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从战争形态上讲，恰恰在于把对方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只有政治优势不行，仅从军事上着眼也不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上演的游击战大戏中，一些“铁老虎”变成“纸老虎”，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前提，因而不可能参透这些真谛。
新评选出的现代中国“新四大发明” 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Labels: 科学技术
视频：驯核记，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发展的艰苦历程
这是CCTV拍摄的、反映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发展的艰苦历程的电视系列片。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中国核技术从起步到发展的过程。其中50年代到70年代起步的艰辛和发展的迅猛与改革后的什么科技陷于崩溃边缘的宣传是格格不入。6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核技术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电视也承认，由于核技术发展的需要，也带动了中国很多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其中关于新材料就研究了6000多种。
探索·发现_驯核记(1)划破世界的粒子
讲的是中国核技术开发的创业阶段。
探索·发现_驯核记(2)壮志千军鼓
讲述的是60-70年代中国核技术的迅猛发展时期。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爆炸实验到导弹、飞机的核武器投放、核潜艇的成功建设都相继在这阶段得以实现。
探索·发现_驯核记(3)：倚剑铸犁
主要讲中国的核电发展。总体看，70年代发展远比80年代改革后要快。并且也指出有人甚至想把发展核电的728计划下马。幸亏728计划得以继续，而没有落如与运10相同的命运。
电视也承认，由于核技术发展的需要，也带动了中国很多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其中关于新材料就研究了6000多种。
探索·发现_驯核记(1)划破世界的粒子
讲的是中国核技术开发的创业阶段。
探索·发现_驯核记(2)壮志千军鼓
讲述的是60-70年代中国核技术的迅猛发展时期。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地面爆炸实验到导弹、飞机的核武器投放、核潜艇的成功建设都相继在这阶段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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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中国的核电发展。总体看，70年代发展远比80年代改革后要快。并且也指出有人甚至想把发展核电的728计划下马。幸亏728计划得以继续，而没有落如与运10相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