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破坏文物”与“改革破坏文物”
　　
黎阳/2010．6．27．

　　
　　以下是《瞭望》杂志最近一期的文章《得知少林寺准备上市之后》中报道的记者与88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的对话摘要：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瞭望》：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这段对话说得非常清楚：
　　
　　 1．“‘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时间很短”、“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而且有得力的措施：“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
　　
　　2．“文革”中“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3．“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4．“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这足以证明：真正破坏文物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 文革刚开始时破坏文物的歪风刚一露头就被制止了，以后出现的不是破坏文物，而是保护文物，而且是轰动世界的文物保护——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等等。
　　
　　而改革对文物的破坏根本不是文革初那几天所能相比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已经几十年了，根本无人动真格的制止（见过改革以来有谁象文革中的周总理那样调兵保护文物吗？）。对文物的破坏愈演愈烈。时间之持久，情况之恶劣从古到今无与伦比。
　　
　　形势如此严峻，“有关方面”还不肯老老实实承认，只肯羞羞答答地承认“90年代文物破坏堪比文革”。
　　
　　煞费苦心选用如此标题，显然：
　　
　　1．只敢承认这种事发生在“90年代”，不敢承认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2．还要玩弄文字游戏，用“堪比文革”来否认“改革破坏文物”的事实。
　　
　　有些人就连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承认也不能容忍，立刻暴跳如雷：
　　
　　“大跃进和文革，对文革破坏是无法形容的，尤其是对文化地表遗存和文物是普遍性毁灭性的破坏，不能把90年代以来少部分零散行为与之相比，目的显然是混淆视听给文革罪行掩饰2010-6-27 19:26:23”——文章提交者：灰色猫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
　　
　　如此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一贯标榜的“客观公正理性宽容”不知扔哪儿去了。
　　
　　反毛“精英”今后再用“破坏文物”指责毛泽东、控诉“文革”之前，实在应该先拿谢辰生的这段话照照自己——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吗？

张文木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20 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可能被再次分裂的危险：北方有斯大林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南方有马歇尔阻止蒋介石北上，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统一。但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我们今天才因此有统一的中国和这么大的中国版图。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 1948年印度也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

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 页。）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国共在打仗，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一点点抠我们的西藏，谁知1950年初毛泽东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人手中，那我们西部的国防安全就真麻烦了，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就困难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鲁藏布江就在我们手里了，这使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们手里，水是生命之源。如果当时按照现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

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看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将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境内。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 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说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们再来谈谈1962年中印之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记念“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我们心中更加想念毛泽东同志。

作者：曹普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9年12月第13卷第6期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领导广大农民创办了合作医疗制度。其中，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具有典型意义。它完整地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兴盛走向瓦解的全过程。而政治动员、集体经济、政府干预是决定这个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兴衰成败的主要因素和基本经验。
[关键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互助共济；政府干预；医疗保健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以互助共济为特点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60年来，它几经起落，最终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其中，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4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展现的兴衰成败，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有关这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对于推动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萌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人口众多的广大农村地区，除了少数个体开业的中医诊所和中药铺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医疗卫生设施。各种传染病、地方病流行猖獗，婴儿死亡率高达 200‰以上，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面对严峻的卫生保障形势，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提出要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农村卫生组织。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1950年前后，原东北各省采取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办法，最早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其中，原热河省和松江省的一些农民群众，还是用粮食、土豆和鸡蛋等实物作为股本入股投资，成立的医药合作社。据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统计，到1952年，在东北大区的1 290个农村卫生所中，属于合作社和群众集资举办的有310个，占全区卫生所总数的17.44%[1]。这些具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医药合作社为后来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1951年4月4日，卫生部发布《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公私关系的决定》，提出要发展合作性质的私人联营医疗机构，“使其成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助手。”[2]到1954年底，全国共有中医联合诊所和中西医联合诊所22 000余个，从业中医师62 000余人[3]。1955年5月召开的全国文教工作会议进一步肯定联合诊所“是由独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及部分行政事务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性质的社会卫生福利事业”[4]。但当时的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大都是民办公助的合作办医，还没有形成医疗保险性质的卫生保健制度。

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其标志是山西高平、四川内江、河南正阳、山东招远、湖北麻城等地的农村建立了一批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最早实行“医社结合”、建立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是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1953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米山乡的3家私人药铺和1个民间医生自愿组合，创办了高平县第一个联合诊所。1955年5月1日，在联合诊所的基础上，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挂牌成立。当地的乡人民委员会（乡政府）统一领导保健站，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集资兴建，日常经费来自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 15%～20%的公益金和医疗收入（主要是药费）；每个农民每年自愿缴纳2角钱的“保健费”，即可享受预防保健服务，患病就诊免收门诊费、出诊费、挂号费、手术费；保健站挂签治病、巡回医疗，医生分片负责村民的卫生预防医疗；保健站的工作人员“专任兼职”，实行“三土上马”（土医、土药、土方）、“四自创业”（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发挥中国传统医药的优势，减轻集体经济的负担；采取记工分与支付现金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医生的报酬。

米山乡联合保健站首创的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5年11月，卫生部、国务院文教办和山西省卫生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肯定米山的经验，认为“为农村的预防保健工作建立了可靠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基础”[1]，有必要在全国推广。到1956年，全国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互助共济的集体保健医疗站发展到1万个，从业医务人员约10万人[5]，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国覆盖率达到10%[6]。

二、曲进

1958 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了26 000个人民公社，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人民公社[7-1]。人民公社化运动，为酝酿已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了体制基础。而推广和扩大合作医疗，也成为各地人民公社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58年7月1日，河南省拓城县慈合人民公社开始实行互助形式的“合作医疗”[8]。1958年8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8条规定：“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9]到1958年9月，河南省71.1%的人民公社实行了合作医疗[10]。

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山西省稷山县被称作“农村卫生的一面红旗”[11]。从1959年1月起，该县翟店公社太阳村保健站实行社员每人每年交2元保健费、不足部分从公益金中补助的“大家集资，治病免费”的合作医疗制度。1959年11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上报《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目前“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其主要点是：1.社员每年交纳一定的保健费；2.看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3.另由公社、大队的公益金中补助一部分。”“实行这种制度，对于开展卫生预防，保证社员有病能及时治疗和巩固公社的医疗卫生组织，都较为有利。”1960年3月，毛泽东代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地、县、社要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积极推广稷山县卫生工作的经验 [12]。

在毛泽东和国家卫生管理部门的领导下，同时借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群众运动，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发展。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13]。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归根结底，是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在人民公社“共产风”泛滥之时，合作医疗也刮起了“共产风”，搞“供给制”，实行“看病不要钱”。这些做法，脱离了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农民的觉悟水平，使得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情况。对此，1962年8月，卫生部下发《关于调整农村基层卫生组织问题的意见（草案）》，指出所有制变得过急过快，公社或国家不适当地把联合诊所和个体开业医生包下来；在工作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平调联合诊所的人力物力；不适当地吸收初级卫生人员和行政、勤杂人员，致使机构庞杂，脱产人员过多；工资待遇也有平均主义，医生的工资甚至低于公社化以前，在治病方面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14]。此后，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村一些地方相应地重新恢复“联合诊所”，“实行看病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同时“允许医生个人开业”。基层的医务人员和卫生机构也有所精简。由于集体投入急剧减少，全国除极少数相对富裕的地区以外，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都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合作医疗覆盖率大幅度下滑。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着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的萎缩和农村卫生状况的恶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5年1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期间，他批评卫生部的工作不面向工农兵[15]。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卫生部决定在15所医学院开办三年制班次，为农村“培训基层卫生人员”[16-1]，同时组织城市卫生人员深入农村防病治病，开展巡回医疗。到 1965年4月初，全国各地先后派出1 500多支医疗队、近2万名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到1965年末，全国有15万名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形成卫生支农的空前壮举。
1965 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医务人员谈话，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这篇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认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6-2]!卫生部党组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于同年9月3日向中央作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报告》统计，1964年，卫生技术人员的分布：高级卫生技术人员的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卫生医疗机构，下同），县以下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的57%在城市，43%在农村，县以下仅占27%。经费的使用：全年卫生事业费的 30%用于公费医疗；27%用于农村，县以下仅占16%。830万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所用经费，比5亿农民所用经费还要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报告》提出，“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的《报告》，强调“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1965年以后，农村卫生工作迅速改观：“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17]到1965年底，全国已经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18]。

三、鼎盛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真正普及和超常规发展，是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贫下中农，“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具体
做法是：“根据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1角钱。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公社卫生所12名医务人员，除两人暂时拿固定工资以外，其余10人都和大队主要干部一样记工分。为了照顾医生流动性大、花费比较多的特点，每月按情况不同补助3元到5元。”报告称赞当地的赤脚医生、共产党员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19]。这篇调查报告正式发表之前，《人民日报》记者还特地到京郊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和房山县良乡人民公社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与会者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工作的方向，是一种好办法。”[20]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同时发表的座谈会“纪要”与调查报告，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又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办”[21]，因此影响巨大。之后，拥不拥护“合作医疗”这个“新事物”[19]、搞不搞合作医疗，已经不是关心农民医疗健康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的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全国各地农村“一哄而起”，很快实现了合作医疗“一片红”[1]。

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 月31日，《人民日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许多省级地方报纸也先后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广大贫下中农、农村‘赤脚医生’、解放军战士、革命医务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纷纷写稿写信热烈
参加讨论。”[22]这些讨论，从舆论和声势上进一步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和发展。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超常规”地发展，得助于两大措施的保障：一是恢复振兴中医，大量使用中草药；二是培养赤脚医生。

发掘、利用中草药，实行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特点和优势，也是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3]由于中国传统医学治病防病，方法相对简便，费用十分低廉，效果快速明显，因此，党和政府主张自力更生、勤俭兴办合作医疗，提倡就地取材医药资源，实行“一根针、一把草”、坚持“三土四自”。很多公社、大队专辟药田，“以药养医，以药养药”，使农民不花钱能治病，少花钱治大病，大大减少了合作医疗的资金支出，减轻了农民的医疗负担，提高了农村卫生保健的可持续性。

“赤脚医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 “新生事物”。1968年夏天，《文汇报》记者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采访，撰写了《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形象地把“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的农村卫生员称作“赤脚医生”[24]。同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从此，“赤脚医生”的称谓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1974年10月，邓小平接见民主也门卫生代表团，向客人介绍“赤脚医生是我们正在试验的制度。”“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医生好哇。赤脚医生刚开始知识少，只能医疗一些常见病，过几年就穿起草鞋了，就是知识增多了，再过几年就穿起布鞋了。”为了减轻群众和集体的负担，“赤脚医生”的身份大都是“半农半医”，采用工分制而非工资制的计酬办法。在人员分布上，大约每500名农村人口配备一名“赤脚医生”，每个生产大队有1～3名 “赤脚医生”。到1975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作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实施者，“赤脚医生”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80—1981年度的《年报》中，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高度评价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5]。
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广泛普及、进入“鼎盛”的时期。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13]。

四、衰落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萌发和存续，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息息相关。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现实压力和政策松动，我国农村开始酝酿深刻变革。在安徽、四川两省的示范和带动下，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7-2]。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农村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极大地冲击着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合作医疗制度。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权、收益权赋予农民，土地成为经济支撑力的主要载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增加了生产经营功能，农民得以真正分享农业经济的剩余。这些都为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重新回归家庭并进行多样性自主选择提供了制度安排。
随着集体经济逐渐丧失对合作医疗的支撑作用，再加上舆论导向、政策导向的失误，曾经盛极一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现大面积解体，赤脚医生队伍也随之瓦解。据全国10省45县的调查，1985年，在农村居民中，仍然参加合作医疗的仅占 9．6%，而自费医疗的占到81%。1986年，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1985年1月24日，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宣布：今后不再使用“文革”中沿袭下来的“赤脚医生”名称，而改称“乡村医生”。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队伍出现“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使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组织陷入瘫痪。农民失去基本的医疗保障，医药费成为农民难以承受的一项开支。农村一些地区再度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陷入困境、绝境的
现象。许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持续恶化。

五、反思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建立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积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用不到发达国家1% 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6]，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成功的“卫生革命”[27]。如果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卫生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来之不易，令人钦佩。考察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取得的成就，有3个方面的因素必须考虑到：第一，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维系和低水平发展合作医疗的体制保障和经济后盾；第二，特定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和最高领导人的推动，是合作医疗走向兴盛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动力；第三，政府的强力支持保证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表面上，合作医疗是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费用，实际上，县和公社两级的医疗服务机构都是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基本建设费用、医务人员工资也由政府承担。政府严格控制药品和诊疗费的价格，鼓励各级医疗服务机构采用价格低廉的适用技术和常用药品。这些都大大降低了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门槛”，增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可及性。

但是，也要看到，传统体制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大发展”，背后潜伏着极其深刻的矛盾和冲突。第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具有较高的资源动员能力，并且促成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但是，它剥夺农民从事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严重地抑制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在农业经济极不发展、农民生活相当贫困的基础上，依靠经济的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它只能提供水平低下的卫生保障，必然难以持续存在和不断发展。第二，通过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相对贫困的农村强行再分配城市优质卫生资源，虽然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能够产生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效果难以持久。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经结束，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秩序重新走上正轨，大批并非自愿到农村工作的医护人员返回城市，也是必然的。第三，在集体经济财力有限，又缺乏合理分担费用的背景下，即使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运行也是难以为继的。何况，在缺乏严格的经济核算和监督管理的情况下，这一制度难以避免农民接受医疗保障，可能会遇到不公平。

农村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由于支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上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让位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农民个体经营，再加上政府投入大量减少，上述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迅速萎缩以至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是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面临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评估191个成员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总绩效。中国整体绩效排名第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有论者认为，出现这种结果，在于合作医疗等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崩溃”，造成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完全依赖自费，使得“中国在‘筹资贡献公平性’的指标上位列倒数第4名（188），从而极大地拖累了整体排名”[28]。20世纪90年代，党和政府曾经尝试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成效不彰。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并且从2003年起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终于“重现辉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从传统合作医疗的兴衰中汲取很多经验教训。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的责任。只有政府行动起来，全面干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才能够真正收到成效，造福广大农民群众。

　　　　一、 对手
　　
　　　　1936年前共军：国军不重视，没有先进的战术（指没有德国人培训）。
　　
　　　　1943年前日军：日军有重武器，有制空权，单兵战斗力强大。是工业化国家。
　　
　　　　1943年后日军：日军有武士道精神，比较顽强，还有汉奸（指河南的百姓）协助。
　　
　　　　1937年~1945年共军：共军用缴获的日本武器打国军，国军当然打不过。
　　
　　　　1946 年~1949年共军：共军有苏联援助，共军打仗不讲道德，共军人多，共谍多。
　　
　　　　二、 自身
　　
　　　　1921年：国军没有自己的军校和军官，没有经验。
　　
　　　　1927~1936：国军操练尚未完成，军官素质差，武器质量差，军阀不听指挥，国家工业化差，老百姓觉悟差。
　　
　　　　1937~1941：国军精锐得死多贪污的多，德国人不给卖武器，苏联人不给援助，美国给的援助不够多。
　　
　　　　1942~1943：美国援助差，美国参谋差，工业生产差。
　　
　　　　1944~1945：美国没有援助运过来，美国航空队没能阻挡日军，美国光炸日本本土不帮党国运武器，国军武器库存差，河南老百姓觉误差。
　　
　　　　1946~1949：美国没有无私援助党国，老百姓不够富裕
　　
　　　　三、 军官
　　
　　　　有黄埔军校生输了：黄埔学生不够多，装备不够好。
　　
　　　　没有黄埔军校生输了：军官不行，输了正常。
　　
　　　　四、 制空权
　　
　　　　1927~1936：飞机太少，飞机太旧，飞行员太差，飞行员视力差（指看不清红军动向）
　　
　　　　1937~1943：飞机不如日军，丢制空权很正常。
　　
　　　　1944~1945：陆军打得差，共军牵制差，机场都丢了，制空权能不丢么？
　　
　　　　1945~1949：美国援助飞机太少，飞行员怕死，飞行员叛变，指挥官水平差，空地协同差，美国航空汽油质量差。
　　
　　　　五、 火力
　　
　　　　1927~1936：火力密度太差，近战共军红缨枪比国军枪长，当然输。
　　
　　　　1937~1945：日军火力比国军准，日军武器精良，国军武器质量差。
　　
　　　　1945~1949：美式装备火力密度太大，后勤跟不上，共军人海战术，所以输了。
　　
　　　　六、 战术
　　
　　　　1927~1936：原本战术就不行，共军战术没见过，国军战术没有“向国际靠拢”
　　
　　　　1937~1945：国军学习德国、苏联、日本、美国战术，学得太多弄乱了。
　　
　　　　1945~1949：美国战术太复杂，后勤消耗太大，共军人太多，共军士兵太精，国军枪法太差。
　　
　　　　七、 机动
　　
　　　　 1927~1936：共军装备少跑得快，国军装备太沉跑得慢。
　　
　　　　1937~1945：日军有车坐，国军没车坐。
　　
　　　　1945~1949：共军破坏 道路，美国卡车越野差。
　　
　　　　八、 指挥
　　
　　　　蒋介石指挥太差，胡宗南指挥太差，汤恩伯指挥太差，军阀手下军官指挥太差，黄埔军校的指挥差，讲武堂毕业的指挥差，基层军官指挥差，蒋介石他老婆指挥差

　 九、 攻防
　　
　　　　国军进攻：共军依托工事抵抗，不公平。
　　
　　　　国军防守：国军处于被动，共军没等国军修好工事就进攻了。
　　
　　　　国军防守石头山：到处是石头无法挖掘战壕，没有水！
　　
　　　　国军进攻石头山：共军凭险而守，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国军防守平原：共军竟然出动日本造坦丨克，肯定是苏联援助的！
　　
　　　　国军进攻平原：军舰炮击不到位，飞机不到位，炮火准备不到位。
　　
　　　　国军攻城：共军依托城墙防守，工事坚固。
　　
　　　　国军守城：城太大，城墙不够高，城墙不够厚，兵力不够多，空投物资不准。
　　
　　　　十、 增援
　　
　　　　日军增援：日军有汽车，增援来得快，美国飞机没能拖延日军增援。日军使用毒气。
　　
　　　　共军增援：共军跑得快，共军防守顽强，共军武器差耗弹少可以长期坚持，共军拼刺刀节省弹药。
　　
　　　　国军增援：共军破坏道路，日军会阻击，国军走路慢，国军坐车更慢，国军钩心斗角不肯去。对手太强大，坚持不住。
　　
　　　　十一、天气
　　
　　　　晴天：太热，脱水，机动困难。
　　
　　　　雨天：下雨，伤病增多，泥泞不好开车，吃不上热饭跑不动。
　　
　　　　阴天：天气太好，不能给对手造成麻烦。不能空中支援。
　　
　　　　白天：对方视野太好，容易发挥火力。
　　
　　　　晚上：我方视野不良，无法发挥火力。
　　
　　　　黎明：对方视力太好，单向透明。
　　
　　　　十二、地形
　　
　　　　国军在高地：吃水困难，风太大，容易被发现。
　　
　　　　国军在低地：敌人居高临下。
　　
　　　　国军在山地：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
　　
　　　　国军在平地：太暴露，不容易隐蔽，不能限制对方重武器发挥作用。
　　
　　　　总结：
　　
　　　　1。对手，国军说了算，自己英明神武一点毛病不出，指挥官换成曼史坦因，美式装备管够，补给无限，天气国军说了算，飞机找印度空军，有汽车有高速路，地形不高不低，共军不许装备热兵器。
　　
　　　　输了……靠，共军居然晚上用大刀砍过来，真 TMD不讲道义。
　　
　　　　国军人多时，大家都以为赢定了，所以不愿意拼命，当然顶不住人少的共军拼死一战，所以败了
　　
　　　　国军人少时，当然打不过人多的共军，所以败了
　　
　　　　2、国军待遇好时，当然怕死，能享受生活谁愿意去死？国军待遇差时，当然怕死，为了那点待遇谁会拼命
　　
　　　　3、国军装备好，当然不擅长近战，大炮不能上刺刀吧？国军装备差，当然不擅长近战，根本贴不上去被敌人的火力打光了
　　
　　　　4、国军进攻解放区，情报肯定不如共军，人家是内线作战有优势；国军防守国统区，情报肯定不如共军，进攻方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把情况摸透了
　　
　　　　如此多如牛毛和复杂的原因所以国军即难真正战胜日军最后又输给了共军。真没办法呀，不是国军差是共军太狡猾。哈哈！！！

摘要 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 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 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 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 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 “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二、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 年3月10日））。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 245~251页）。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他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

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1/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631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7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讲话时，刘不在场。）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12、42页）。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泽东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毛泽东当时（而不是修改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真心要借助党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在3月 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162~169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形势和倾向提出了批评）。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3~5 页）。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5~18页。）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9~21页。）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分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7~9页；《内部参考》第 2213期，1957年5月25日，第20~22页。）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39，第19~22页。）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三、南巡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 396~397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页。）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2页）。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道，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共产党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共产党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夹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 “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7页。）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做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他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作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他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毛泽东传（1949— 1976）》（上），第654~661页。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这次南方之行，党内外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完全不同，对他触动很大，并引起了新的思考。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他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6~400页；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页）。

社会分配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农民、工人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刘少奇年谱（1898— 1969）》下卷，第387~388页）。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391~392页。）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8、389、397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3、395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5~346页。）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年谱（1898 —1969）》下卷，第392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2~344页。）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4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0~33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页。）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月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6~367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75~77、87页）。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 “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开除。（《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8~369页）。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28~130页）。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3~374页；《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6~78页）。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0~73页）。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4~156页）。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 166~173页）。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参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详见《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页））。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95、323~327、366~368页。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对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官僚主义，而刘少奇始终把主观主义摆在第一位。其实，毛泽东有时讲话也把主观主义排在第一（见本文），而刘少奇有时讲话则重点批评官僚主义。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1页。）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间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0~251、258页）。毛泽东明确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解决“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赞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四、提前行动：毛泽东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林克日记》（手稿），第30~31页）。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胡乔木论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毛泽东为了推动整风，回到北京后接连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2年至3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1~422页）。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日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 377页）。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2 页）。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01~1202页）。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0页）。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陈云年谱（1905— 1995）》中卷，第378页）。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 294~295页）。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 451~452页）。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作了几处文字改动。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关于整风采取的方式，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志愿军武器的供应

1. 第一批入朝志愿军部队的装备水平

　　众所周知，旧中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靠战场缴获为主。就火炮和枪械而言，就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98家兵工厂，其品种和型号多达110种。仅步枪口径从6.5mm到 11.43mm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这给部队后勤保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扎在中原地区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13兵团3个军被迅速调往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糟糕局面。原拟集体转业的42军也被迅速调到中朝边境，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东北军区全力以赴保障边防军的需要。为边防军部队补充了步枪2000枝，轻机枪540挺，重机枪76挺，60毫米炮179门，81毫米迫击炮45 门，92步兵炮55门；总后勤部为边防军调拨补充重机枪28挺，82毫米迫击炮71门、山炮17门。为增强边防军的反坦克力量，总后勤部给边防军拔发了 2000枚反坦克地雷，东北军区为部队订制了2000个燃烧瓶。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组织下，总后勤部、东北军区、中南军区和边防军为加强部队的装备，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想尽了一切办法，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部队的装备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即便如此，东北边防军仍然无法统一武器制式，只能在现有条件下以连、营为单位将同型号武器装备调剂，尽量集中使用。

　　据第13兵团估计，边防军与美军相比，就火力而言，团以下部队除了没有坦克之外，其他火力与同建制美军部队差距不是太大。但师以上部队的火力则有悬殊差距。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和防空兵器，已经确定列编的师属战防炮营和军属高炮营，均因缺乏武器而没有正式组建，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工业落后、经济困难，无法满足部队对装备的要求。

　　从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编制装备来看，38军、39军、40军的武器配备远远超出了国内其他部队。其中又以39军为最强，号称美械装备。

　　根据1950年9月的部队战斗实力统计，39军共装备38式步枪7320支，79步枪151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408支，美制冲锋枪3058支，捷克式轻机枪790挺，美制 M1918式轻机枪16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17挺，美制M1917式重机枪155挺，日制92式重机枪7挺，60毫米迫击炮260门，81毫米迫击炮82门，82毫米迫击炮15门，120毫米迫击炮12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9门，92式步兵炮36门，41式山炮12门，94式山炮12门，美制75山炮12门。
　　由此可见，39军虽然被称为美械装备，但实际上仍然大量装备了各种杂械，尤其是步枪仍以日械为主。所谓美械，只不过是较多地装备了一些美式冲锋枪、轻重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而已。39军的装备水平是平均每连步枪120支，冲锋枪36支，轻机枪9挺，60毫米迫击炮3门；每营重机枪6挺，81、82毫米迫击炮3门；每团92式步兵炮4门，重迫击炮3门；军属炮兵营辖3个山炮营(每营12 门)，1个火箭炮连。

　　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之一，50军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来不及补充调整，部队的装备水平很差。据战前统计，50军共装备38式步枪1565支，79步枪6111支，英制恩菲尔德步枪458支，美式卡宾枪716支，美式冲锋枪1575支，捷克式轻机枪821 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20挺，马克沁重机枪125挺，92式重机枪3挺，60毫米迫击炮230门，81毫米迫击炮4门，82毫米迫击炮52门，美制60 毫米火箭筒4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4门，92式步兵炮14门，美制75山炮16门，日式3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37毫米战防炮36门。

　　和39军相比，50军装备的步枪以国械为主，冲锋枪数量明显减少，近战火力不足。营以下火力与39军相差不大，但炮兵的数量、质量差距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仅是部队实力统计。而这些装备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许多急需修理。许多枪炮使用过度，口径“过老”，实际性能较理论值有所下降。

　　为保证边防军的武器装备维修工作顺利进行，东北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工厂停止正常生产任务，全力抢修边防军送厂维修的武器。据统计，仅东北军区所属第51、第54兵工厂，即抢修步枪358支，轻重机枪71挺，各种火炮494门。此外，边防军各部队所属的军械修理所也昼夜加班维修武器。到1950年9月底．边防军的武器装备维修工作基本结束。

　　2.抗美援朝运动战期间志愿军武器的损耗

　　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后，经过五次战役的浴血苦战，终于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但此时志愿军各部队经过八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装备损耗极大，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据统计，在前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如下：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60毫米迫击炮19.2%，火箭筒15.3%，轻迫击炮15%，山炮30%，高射机枪30%。例如：

　　第一次战役：39军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 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火箭筒原有60具，损失4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78门，损失21门；81毫米、82毫米迫击炮原有108门，损失2门。

　　第二次战役：20军步枪原有13285支，损耗 1822支；冲锋枪原有3227支，损耗474支；轻机枪原有1021挺，损耗150挺；重机枪原有152挺，损耗22挺；火箭筒原有47具，损耗4 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29门，损耗36门；82毫米迫击炮原有82门，损耗12门。

　　第三次战役：39军步枪原有6915支，损耗179 支；冲锋枪原有2315支，损耗95支；轻机枪原有798挺，损耗36挺；重机枪原有151挺，损耗3挺；火箭筒原有52具，损耗1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03门，损耗2门。

　　第四次战役：38军原有步枪4376支，损耗316支；冲锋枪原有1333支，损耗312支；轻机枪原有600挺，损耗250挺；重机枪原有135挺，损耗35挺；火箭筒原有41具，损耗12具；60毫米迫击炮125门，损耗47门；81毫米、82毫米迫击炮原有69 门，损耗12门；山炮原有30门，损耗5门。

　　第五次战役：63军步枪原有7643支，损耗645支；冲锋枪原有2716支，损耗308支；轻机枪原有605挺，损耗59挺；重机枪原有160挺，损耗12挺； 60毫米迫击炮257门，损耗11门；82毫米迫击炮原有81门，损耗3门；山炮原有36门，损耗8门。

　　第五次战役：65军步枪原有7484 支，损耗481支；冲锋枪原有2701支，损耗316支；轻机枪原有610挺，损耗96挺；重机枪原有155挺，损耗18挺； 60毫米迫击炮原有248门，损耗36门；高射机枪原有91挺，损耗14挺；山炮原有27门，损耗3门。

　　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步枪、轻机枪各22%，重机枪56%，60毫米迫击炮24%，82毫米迫击炮21%，野炮41%，榴弹炮50%，高射炮75%。

　　64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步枪24%，冲锋枪36%，轻重机枪各44%，60毫米迫击炮62%，82毫米迫击炮32%。

　　在第四次战役开始前，39军统计全军实力，仅装备38式步枪2460支，79步枪10支，美制春田式步枪1063支，美制冲锋枪1843支，美制卡宾枪1658支，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2挺，捷克式轻机枪599挺，美制M1918式轻机枪70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42挺，美制M1917式重机枪145挺， 60毫米迫击炮183门，81毫米迫击炮40门，82毫米迫击炮3门，120毫米迫击炮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6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50 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12门，51式90毫米火箭筒51具，日制92式步兵炮27门，日制41式山炮8门，日制94式山炮10门，美制75毫米山炮 10门。

　　需要指出的是，前三次战役期间，39军不仅得到了来自国内的武器补充（如国产51式90毫米火箭筒），而且还大量利用了战场缴获来弥补自己的损耗（例如部队缴获了大批美式卡宾枪、60毫米火箭筒、57毫米无后座力炮），但与出国前相比，武器装备损耗明显，尤其是步枪净损失6千余支，装备实力大减。

　　50军由于前三次战役的恶仗、硬仗并不多，所以部队装备损耗程度比39军低。四次战役前50军共装备38式步枪1424支，79 式步枪465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96支，英制恩菲尔德步枪261支，美式卡宾枪891支，美式冲锋枪1388支，捷克式轻机枪640挺，美制 M1918式轻机枪1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33挺，马克沁重机枪104挺， 60毫米迫击炮168门， 82毫米迫击炮40门，100毫米迫击炮6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7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6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4门，92式步兵炮19 门，美制75山炮14门。

　　虽然50军的装备损耗程度较39军为低，但因为该军在运动战前三次战役中战果小，缴获少，尤其没有像39军那样得到大批美式反坦克火箭筒的补充，这使得50军在第四次战役的汉江阻击战中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节节阻击联合国军反扑，为后续部队的入朝参战争取时间。我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用简陋的武器阻击敌人陆空联合进攻，涌现出无数英雄群体，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但每天进展平均不足一千米。

　　阻击战的特点是武器弹药消耗多，缴获少，我志愿军部队克服天寒地冻，后勤供应不足，身心疲惫等困难，在朝鲜的冻天雪地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顽强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扑，逐渐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此，我志愿军也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截止到1951年5月25日，按国防师编制计算，仅第50军就缺短枪58.6%，冲锋枪48.9%，轻机枪33.3%，重机枪39.5%，60毫米迫击炮44.4%，82毫米迫击炮45.7%，重迫击炮33.3%，山炮100%。第42军除补充了一个师的苏式轻武器外，按国防军编制仍缺轻机枪33.3%，重机枪33.3%，60毫米迫击炮 61.5%，82毫米迫击炮81.48%。第38军缺82毫米迫击炮81.48%，山炮38.9%。

　　武器损失如此之大，除了战争激烈残酷以外，前线部队在管理和观念上的存在的问题也导致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无谓损失。运动战期间，我军缴获的主要是轻武器，重武器经常被敌机炸毁。由于后勤前送弹药困难，前方部队对后勤是否能及时足量供应弹药普遍信心不足，本单位缴获的弹药往往则截留自用，不往上报。缴获了敌人轻武器则在战场上随时换装，随时使用，因携行能力有限，换装后自己原有的枪往往就扔掉了，造成了一些无谓的浪费。归根到底，这是由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高造成的。

　　3.对后续入朝志愿军部队改装苏式武器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虽能自制部分武器弹药，但无力全部承担志愿军的武器弹药供应。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同时也为了统一口径，简化后勤，中央军委决定从苏联进口45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志愿军部队。鉴于朝鲜战况激烈，志愿军入朝参战仅半年就由后方补充了47000余支步枪；37毫米高炮部队入朝仅三个月即损失了近10%的装备。为了保证后续供给，中央军委决定在进口的45个师的步兵轻武器中，拿出36个师的装备成建制地改装部队，其余9个师的步兵轻武器用以补充各部队在1951年第2、3、4季度的作战损失。

　　1951年3月， 志愿军19兵团在华北地区完成换装苏式轻武器，到达东北后，又补充了苏式高射机枪270挺。志愿军20兵团由东北军区负责换装8个师的苏式轻武器，共计步枪31944支，冲锋枪5856支，轻机枪1608挺，重机枪432挺，12.7毫米高射机枪441挺。

　　在成建制换装的同时，给朝鲜境内的第 9兵团补充步枪11979支，冲锋枪2196支（不含26军）；补充13兵团苏式步枪15972支，冲锋枪2928支。改装的苏式轻武器都配有2个基数的弹药。除了苏式轻武器，还给志愿军一线部队补充了各种型号枪械7576支，炮142门，给二线部队补充了各种枪6701支，炮23门。

　　由于改装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千头万绪，后勤部门在下发武器时发生了一些错漏。如4月份发给50军的82毫米迫击炮因无法使用而被退回；发给38军的 60毫米迫击炮发现有沙眼；发给42军的60毫米迫击炮炮足坏了，炮身与炮盘不相匹配，无法使用。发给19兵团的92步兵炮缺少桡棍，冲锋枪、步骑枪普遍缺少通条。为保证已经改装苏式装备的志愿军第二批、第三批入朝参战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总后勤部专门致电前方，要求各部队入朝后尽可能不要用缴获的武器装备随便调换苏式装备，而应将缴获的武器交后方修理备用。若万不得已而使用缴获武器时，也必须在部队整训时重新调整。

　　通过紧急进口一批苏式武器装备志愿军。至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的装备水平，尤其是炮兵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截止到五次战役前，志愿军机动炮兵部队共装备美制155毫米榴弹炮 24门，日制4式150毫米榴弹炮15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72门，日制91式105毫米榴弹炮21门，日制90式野炮 9门，日制38式野炮2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36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36门，喀秋莎火箭炮72门。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共装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32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165门，98式高射机关炮7门，苏罗通高射机关炮6门，美制40毫米高射炮6门，7.92毫米高射机枪310挺，89 式高射机枪240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1560挺。

　　志愿军各步兵部队（包括20、26、27、39、40、63、64、65军，不包括 12、15、60、38、42军）共装备有60毫米迫击炮1895门，81毫米迫击炮165门，82毫米迫击炮48门，100毫米迫击炮10门，105毫米迫击炮2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80门，120毫米迫击炮25门，125毫米迫击炮12门，化学迫击炮2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265具，国产 51式90毫米火箭筒128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10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19门，苏制37毫米战防炮3门，美制37毫米战防炮5门，日制37毫米战防炮18门，苏制45毫米战防炮4门，98式高射机关炮2门，日式75毫米高射炮12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71门，苏制20毫米机关炮4门，92式步兵炮155门，美制75毫米山炮71门，13式山炮15门，晋造36式山炮63门，日制41式山炮83门，日制94式山炮50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 45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9门，日制38式野炮113门。

　　平均计算，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参战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装备水平恢复到了出国参战前的最高水平。各部队的炮兵火力，尤其是反坦克和防空火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4.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至1951年年底的志愿军武器补充

　　第五次战役结束，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敌我双方都转入防御。此时志愿军全军统计共有81、82毫米迫击炮1506门，重迫击炮223 门，各式山炮479门，日式野炮297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72门，57毫米战防炮95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230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 99门，85毫米高炮72门，37毫米高炮461门，T34型坦克88辆，IS2型坦克30辆，喀秋莎火箭炮71门。
　　1951年夏秋两季，志愿军连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起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

　　截止到1951年9月底，志愿军全部武器保有量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2088挺，日式13.2毫米高射机枪15挺，60毫米迫击炮3333门，81毫米迫击炮237门，82毫米迫击炮1244门，100毫米迫击炮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09门，120毫米迫击炮34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6门，加拿大制57毫米战防炮6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72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 249门，90毫米火箭筒395具，美制60毫米火箭筒310具，苏制37毫米高炮643门，德制37毫米高炮3门，美制40毫米高炮6门，苏制85毫米高炮72门，92式步兵炮122门，日制41式山炮140门，日制94式山炮156门，美制75毫米山炮129门，日制38式野炮120门，日制90式野炮49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60门，37改75榴炮9门，日式105毫米榴弹炮58门，美式105毫米榴弹炮150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94 门，日式150毫米榴弹炮23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3门，日制92式加农炮8门，喀秋莎火箭炮69门。

　　在粉碎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的战斗中，仅10月份，我志愿军一线7个参战军就损耗步骑枪5059支，短枪258支，冲锋枪2846支，轻机枪723挺，重机枪199挺，高射机枪30挺，60毫米迫击炮248门，轻迫击炮117门，重迫击炮3门，火箭筒40具，无后座力炮75门，高射机关炮19门，92步兵炮 24门，山炮8门，野炮9门，榴弹炮3门。

　　其中志愿军20兵团损失各种武器均在10%以上，最多者达32%。特别是67军在19天的阻击战中，即损失冲锋枪57%，轻机枪61%，60毫米迫击炮64%。

　　在损耗巨大的同时，志愿军在阵地战中缴获却极少。20兵团在10月份只缴获步枪125支，冲锋枪3支，轻重机枪43挺，60毫米、82毫米迫击炮各1门。因此，在朝鲜战场上根本无法像国内战争那样“以战养战”，“补给主要来自前线”，只能依靠后方补给。朝鲜战争让我军第一次认识到后勤保障在现代化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国家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物资保障志愿军的供应。全国人民也掀起了捐献武器装备，积极支援前线的热潮。

　　截止到1951年底，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以进口的四种轻武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共改装了35个师。另外给各部队补充了各种手枪9000余支，步骑枪64000余支，冲锋枪30030余支，轻机枪 4400余挺，重机枪1900余挺，高射机枪100余挺，迫击炮3100余门，火箭筒2900余具，无后座力炮800余门。

　　截止到1951年底，志愿军全军共有60毫米迫击炮4552门，82毫米迫击炮1719门，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8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7门，120毫米迫击炮 30门，90毫米火箭筒3122具，喀秋莎火箭炮72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824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53门，日制41山炮154门，日制94山炮 148门，美制75毫米山炮137门，日制38式野炮119门，日制90式野炮38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97门，日式105毫米榴弹炮16门，美制 105毫米榴弹炮193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249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2门，日制92式加农炮4门，T34型坦克114辆，IS2坦克24辆，SU122自行火炮16门，12.7毫米高射机枪2382挺，苏制37毫米高炮956门，苏制76.2毫米高炮60 门，85毫米高炮120门。

　　5.1952年至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武器装备的调拨补充

　　战争进入1952年，日益呈现战争长期化的趋势。为着眼于长远，我军除了继续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也开始组织国内兵工厂自制一些战场上急需的武器装备补充前线，如51式手枪、50式冲锋枪、 51式90毫米火箭筒、仿美57毫米无后座力炮、仿美75毫米无后座力炮、82毫米迫击炮等。在自制与进口双管齐下的同时，我军也在国内各大军区清点库存，将一些性能尚好，有弹药保障的旧杂式武器装备送往朝鲜，作为志愿军武器损耗的补充。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志愿军部队普遍换装了进口的苏式武器，但部队中仍有大量旧杂式武器。

　　1952年6月27日，总参谋部决定从东北军区库存中为志愿军调拨51式手枪11400支，51式90毫米火箭筒 214具，57毫米无后座力炮33门。由华北军区库存中调拨新品捷克式轻机枪356挺，新品马克沁79重机枪98挺。由中南、华东军区从编余武器中各自选质量好的7.92毫米口径各式步枪8000支，共16000支补充朝鲜前线。由华北军区库存中调拨日制41式、94式，晋造36式山炮共计40门装备志愿军。

　　1952年9月24日，为了加强志愿军步兵部队的火力，总参谋部规定在朝鲜的志愿军16个军，每个步枪班增配冲锋枪3支，每个步兵连增配轻机枪3挺，60毫米迫击炮1门，机炮连增配82毫米迫击炮1门。团属重迫击炮连因为无力进口也无库存，国内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暂以82毫米迫击炮6 门代替。

　　按以上4种火器的增配计算：冲锋枪每一步枪班增加3支，16个军共增加34976支，除了库存有21316支外，尚缺13660支。轻机枪每连增编至9挺，16个军应有14480挺，除现有11287挺外，尚缺3193挺，60毫米迫击炮每连增编至3门，16个军应有4032门，除现有3641门外，尚缺391门，82毫米迫击炮每机炮连增1门（共4门），16个军共增加432门。所缺编的武器装备从华北军区调拨7.92轻机枪693 挺，60毫米迫击炮240门，82毫米迫击炮380门（尚差52门，由后续生产解决）；从西南军区调拨79轻机枪500挺，60毫米炮100门。从中南军区调拨79轻机枪2000挺；从东北军区调拨50式冲锋枪13660支，60毫米迫击炮51门。
　　为了节约运力，志愿军决定从即将回国的20 军、27军、42军的装备中抽调部分上述四种武器，作为其他部队战损的补充来源。
　　在1952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的秋季战术反击中，各型火炮已经成了战斗中的火力支柱，仅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志愿军共计损毁各型火炮240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87门，82毫米迫击炮51门，107毫米迫击炮1门，120毫米迫击炮1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28门，51式90M火箭筒16具，各型山炮16门，苏制76.2毫米野炮5门，日制38式野炮1 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4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9门，苏制37毫米高炮5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15门，喀秋莎火箭炮1门)。被击伤火炮共计 122门(60毫米迫击炮10门、82毫米迫击炮14门，107毫米化学迫击炮2门，无后座力炮4门，火箭筒13具，日制山炮9门，美制75毫米山炮1 门，日制38式野炮3门，苏制76.2毫米野炮4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10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1门，日制150毫米榴弹炮1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1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12门，卡秋莎火箭炮6门，坦克5辆，苏制37毫米高炮12 门，苏制85毫米高炮5门)。

　　1952年全年共向朝鲜境内补充各型枪支163，772支，其中步骑枪24686支，手枪33，148支，冲锋枪104002支，轻重机枪1833挺，高射机枪53挺。各种火炮3427门(迫击炮846门，信号筒400个，90毫米火箭筒1315门，步兵炮160 门，无后座力炮647门，山炮27门，野炮16门，榴弹炮16门)。

　　1952年全年武器损耗相当严重，除部分武器系超龄所致外，其中因使用保管不良，爱护重视程度不够和可以避免的人为损失为数甚大。从1952年全年损耗来看，各种枪损坏52234支，占同期总数的9.8%，火炮1591门，占同期总数的10%以上(尚不包括能修复者)，约值人民币1500亿元(旧币)。1953年1至4月虽无大规模战斗，但损坏现象仍很严重，共损坏各种枪 7916支，火炮389门。其中人为的损失各种枪584支，占7.3%，火炮64门，占18%(尚不包括能修复者)，约值人民币26亿元(旧币)。60 军、24军三个单位火炮膛炸23门，占人为损失的36%，65军仓库失火损失各种枪333支，火炮10门(价值人民币8亿6千万元)。
　　根据从 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的统计资料，志愿军武器补充根据国内补充武器情况，按照先部队后机关，先前方后后方，先作战部队后休整部队，并适当照顾主要方向的作战军的分配原则分发。在这一年中共补充部队51式手枪58135支，50式冲锋枪95652支，步骑枪20130支，轻机枪5732挺，重机枪 465挺，高射机枪81挺，60毫米迫击炮1392门，82毫米迫击炮1539门，重迫击炮6门，无后座力炮1907门，火箭筒1276具，山炮133 门，野炮55门，榴弹炮55门。

　　经此补充调整后，志愿军步兵部队之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口径大体一致(轻重机枪以7.92与苏制7.62 口径为主)。除手枪外，冲锋枪、轻重机枪还有部分库存。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志愿军司令部规定前方部队换下的杂色堪用武器，凡有部分弹源者，一律装备后方部队。后方已有之杂色武器也暂不作调整，在一年中由前方部队交回之杂色武器中，装备后方部队短枪1646支，冲锋枪3886支，卡宾枪1070 支，步骑枪8603支，轻机枪154挺。

　　6.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武器装备损失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损失：
　　各种手枪8357支(其中51式手枪1179支，驳壳枪2816支，杂式手枪3463支，信号枪899支)；
　　各种步枪 44086支(其中38式步枪5509支，99式472支，莫辛纳甘式28089支，美制春田式步枪1527支，恩菲尔德步枪6支，捷克步枪4666支，日制6.5改7.92步枪59支，杂式步枪241支，美制卡宾枪1617支，美制M1半自动步枪1900支)；
　　冲锋枪28525支(其中50 式11491支，波波莎11429支，司登式611支，汤姆生式4754支，M1盖德式240支)；
　　轻机枪4325挺(其中歪把子3挺，苏制德普式1711挺，美制M1918式321挺，日制96式7挺，英制布伦式55挺，加拿大制7.92布伦760挺，捷克式1407挺，比利时拉启利式44 挺，杂式轻机枪17挺)；
　　重机枪1234挺(其中苏制郭留诺夫718挺，苏制7.62马克沁5挺，美制M1917式176挺，日制92式重机枪53挺，7.92马克沁236挺，79式重机枪7挺，日制79式重机枪7挺，苏制7.62车载机枪28挺，苏制12.7车载高射机枪2挺，日77改79 重机枪2挺)；
　　高射机枪525挺(其中日式7.7高射机枪2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477挺，美制M2式高射机枪46挺)；
　　掷弹筒70具，枪榴筒3，信号筒16具，
　　各式迫击炮2657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1841门，81毫米迫击炮44门，国产82毫米迫击炮691 门，苏制82毫米迫击炮10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门，美制107毫米迫击炮27门，国产120毫米迫击炮34门，苏制120毫米迫击炮5门)；
　　各型无后座力炮396门(其中国产57毫米无后座力炮372门，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9门，国产75毫米无后座力炮7门，美制75毫米无后座力炮8 门)；
　　各式火箭筒694具(其中美制60毫米火箭筒174具，国产90毫米火箭筒491具，美制90毫米火箭筒29具)；
　　火箭炮 11门(其中国产102毫米6管火箭炮7门，喀秋莎火箭炮4门)；
　　战防炮8门(其中苏制5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57毫米战防炮1门)；92 步兵炮78门；
　　各式山炮177门(其中晋造山炮17门，日制41式山炮57门，日制94式山炮74门，美制75毫米山炮27门，苏制76.2 毫米山炮2门)；
　　各式野炮136门(其中日制38式野炮58门，日制90式75毫米野炮13门，日制95式75毫米野炮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61门)；
　　T34型坦克14辆，IS2坦克4辆，
　　美制105毫米榴弹炮64门，
　　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4门，
　　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3门，
　　日制150毫米榴弹炮1门，
　　美制155毫米榴弹炮8门，
　　日制105毫米加农炮6门，
　　苏制152毫米加农炮2门；
　　各型高炮142门(其中20毫米高炮2门，苏制37毫米高炮116门，美制40毫米高炮3门，苏制85毫米高炮 21门)。



　　二、志愿军弹药的供应

　　1. 运动战期间的弹药供应

　　由于在此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争的现代化程度有限，且我军军工基础薄弱，弹药主要依靠缴获，火力强度及火力持续性有限。因此特别强调近战、夜战、白刃格斗和精确射击。对于我军来说，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物质消耗量是空前的，但即便如此，每次战斗发射子弹平均也仅30-40发左右。

　　依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参照当时国内的工业能力和国民经济状况，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中央军委制订的弹药基数标准如表一：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马步枪弹 　　　40发 　　　　　　平射炮弹 　30发
轻机枪弹 　　　 500发 　　　　　 战防炮弹 　　30发
重机枪弹 　　　1000发 　　　　　坦克炮弹 　30发
掷弹筒弹 　　　　25发 　　　　 92式步兵炮弹 30发
60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山炮炮弹 30发
81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野炮炮弹 30发
82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榴弹炮炮弹 30发
100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手榴弹 每个战斗员4枚
120毫米迫击炮弹 20发 　　　　　　工兵炸药 每人2500千克
150毫米迫击炮弹 20发

　　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按上述标准配齐了两个基数的轻武器弹药，一个基数的炮弹。另外在1950年8月底之前，东北边防军每个军领到了爆破筒200 根，炸药7500千克。东北军区在凤城、通化两个方向上囤积了轻武器弹药三四个基数，各种炮弹约19个基数，以备战争需要。

　　第一次战役打响后，在华东地区待的第9兵团紧急驰援朝鲜战场，该兵团的弹药按重武器4.8、轻武器3.2基数携行弹药。由于行动仓促，有些弹药在华东地区不能配足的，到达东北后由东北军区负责配齐。配属第66军作战的华北炮兵第40团的弹药一律补足20个基数。

　　战斗打响后，面对美军这样火力空前强大的对手，志愿军各部队深感自身火力强度与对手相距甚远。特别是有的部队仍然沿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果统计考核制度：即每次战斗发射多少子弹，消灭多少敌人的方法，导致很多战士为节约弹药，端起刺刀准备和敌人肉搏，或延迟射击等敌人更靠近一些，结果不幸牺牲在美军密集的弹雨中。由于弹药不足，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在弹药耗尽后只好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出现了许多象杨根思那样的英雄。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大力保障后勤的要求，为此我军正式组建后勤保障部门。

　　前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弹药，可供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中的美械单位直接使用，此举部分缓解了志愿军弹药供应困难。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为准备第四次战役，东北军区负责按12个军的实力向前线配送重武器14.3个基数、轻武器8.3个基数的弹药。为保证四次战役开始后的补给，防止铁路中断及长途运输的困难，第四次战役参战部队携带重武器3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的弹药。朝鲜境内东西两线兵站，根据供应部队的多少，在东线保持重武器2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在西线保持重武器3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弹药的囤备量。

　　195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根据前线需求，从全国各军区库存中调拨给志愿军司登式冲锋枪弹90万发，汤姆生冲锋枪子弹90万发，13.2毫米高机弹10.75万发，美制卡宾枪弹70万发，99 式7.7毫米子弹100万发，美制7.62毫米自动步枪弹580万发，美制7.62毫米重机弹270万发，79重机弹692万发，手榴弹30万枚（尚缺 20万枚等2、3月生产后调去）。美制12.7毫米高机弹234000发，麦德森高机弹3500发，60毫米迫击炮弹35万发（内含东北军工局1、2月份生产的20万发）、82毫米迫击炮弹25万发（其中华北军区调拨15万发），100毫米迫击炮弹1000发，107毫米化学迫击炮弹927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12，200发，德制37高炮弹5000发， 57毫米无后座力炮弹2300发，36式山炮弹4350发（94式山炮弹通用），38式野炮弹10100发，75改榴弹9200发，91十榴炮弹6200 发（14式通用），美制105毫米榴炮弹15000发，92式加农炮弹1850发，96式150毫米榴弹6000发，地雷2760个。爆破筒5000根。

　　1951年3月，志司要求以12个军及6个炮兵师计算，在洪川、春川地区囤积重武器14.5个基数，轻武器8个基数，共计各种炮弹5094458发，步机子弹148630640发。因战场形势变化，美伪军反攻，因此前运计划也随之改变，运输计划从1月27日开始，至2月23日止，计前运各种高炮弹 83176发，占计划的37.1%；掷弹筒弹、迫击炮弹853004发，占计划的37%；步兵炮及各种战防、无后座力、平射等炮弹44377发，占计划的 20.2%。60毫米火箭筒弹370发，占原计划的0.4%（因无库存，亦无处可调）；山炮弹57598发，占原计划数1.3%；75至150毫米榴弹炮弹实发38035发，占计划31%；手榴弹实发1333477枚，占计划的103.4%；地雷实发26113个，占计划的261%；爆破筒实发11122 根，占计划的11%（主要是制造不出来，供不应求）；炸药实发141106公斤，占计划的35.2%，供不应求；各种步枪弹实发21987400发，占计划38%；美制7.62毫米自动步枪及各种冲锋枪弹实发1478770发，占计划的40%，其中司登式冲锋枪弹最缺，仅按计划发14%；各种轻机枪弹实发 24992237发，占计划的59.1%；各种重机枪弹实发10343440发，占计划的58%；各种高射机枪弹实发1559220发，占计划的 131.9%。总平均数，各种炮弹实26.9%，手榴弹及反坦克弹药实发超出2.65%。除手榴弹外，均是供不应求；各种子弹实发69.4%。

　　截止到1951年3月，我军有30个师改装了苏式轻武器。新武器一般带来8至20个基数弹药，但苏式自动武器发射速度较快，弹药消耗比一般弹药大，其弹药在国内尚无法制造，战场又无法缴获。因此中央军委向苏联订购轻重武器10个基数，高射武器订购15个基数弹药，并要求在5月运抵东北。

　　根据中央军委安排，换装后的炮兵参战部队按新基数标准配4个基数的炮弹(携1囤3)。共计喀秋莎火箭炮弹19008发，苏制37毫米高炮弹197120发，苏制85毫米高炮弹12040发，苏制76.2毫米野炮弹7480发，苏制57毫米战防炮弹7200发，苏制122毫米榴炮弹12960发，苏制12.7毫米高射机枪弹5757000发（内有随新枪1427挺配发者4281000发）。

　　19兵团换装苏式武器之弹药（除107毫米迫击炮按新基数标准配4个基数外，其余均按旧基数补齐轻8个计算）计有：苏7.62毫米步枪弹862万发（带弹链），苏7.62毫米轻重机枪弹833万发，苏制冲锋枪弹 474万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4320发。
　　补齐3兵团9个师及9兵团3个师之新换装苏式步兵武器6个基数的弹药计：苏式步枪弹 11499840发（带弹链），轻机弹7236000发，重机弹3888000发，冲锋枪弹6324480发。

　　1951年第四次战役前，由于前线急需的反坦克地雷数量不足，东北军工局积极寻找替代品，将炸药装入马口铁盒并压成固体，规格为1斤、3斤、5斤三种，形状有长、方、圆的，可代替式反坦克地雷使用，因陋就简地解决了前线的急需。

　　根据朝鲜战场上弹药消耗量大的特点，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在为第五次战役准备弹药时，按每门炮一个战役消耗量来筹集弹药。具体标准是：美制155毫米榴弹炮、日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每门150发；苏制122毫米榴弹炮每门240发；美105毫米榴弹炮、日制91式105毫米榴弹炮、日式90野炮、38野炮、苏制76.2毫米野炮每门320发；喀秋莎火箭炮每门256发；苏制85毫米高炮、苏制37毫米高炮、98式高射机关炮、苏罗通机炮、美制40毫米高炮每门720发；7.92毫米高射机枪、89式高射机枪、苏制12.7毫米高射机枪每挺1000 发；92步兵炮每门400发；美制75毫米山炮、13式山炮、36式山炮、日41式山炮、日94式山炮每门320发；57毫米战防炮、37毫米战防炮、 45毫米战防炮每门400发；60迫、81迫、82迫每门400发；100迫、105迫、107迫、120迫、125迫、化学迫每门300发；60毫米火箭筒、90毫米火箭筒每门400发。

　　截止到1951年4月3日，按上述要求，志愿军尚缺美制155毫米榴弹3600发，日四年式150毫米炮弹573发，苏制122毫米榴弹8640发，美制105毫米榴弹33319发，日91式105毫米榴弹8176发，38式野炮弹14447发，苏76.2 毫米野炮弹10560发，苏制57毫米战防炮弹12720发，苏85毫米高炮弹21280发，苏制37毫米高炮弹164720发，苏罗通高机弹4320 发，7.92毫米高机弹31万发，89式高机弹24万发，苏制12.7毫米高机弹91万发，92式步兵炮弹44962发，美制75毫米山炮弹8701 发，13式山炮弹4800发，晋36式山炮弹20160发，日式41山炮弹16587发，94式山炮弹6297，91式野炮弹240发，35毫米战防炮弹 8300发，57毫米战防炮弹4000发，75毫米战防炮弹7000发，苏制37毫米战防炮弹1400发，日式37毫米战防炮7020发，苏制45毫米战防炮1600发，60毫米迫击炮弹617877发，81毫米迫击炮弹32245发，82毫米迫击炮弹104781发，100毫米迫击炮弹3000 发，105毫米迫击炮弹6900发，107毫米迫击炮弹2184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3734发，125毫米迫击炮弹3600发，60火箭筒弹 105836发，90毫米火箭筒弹51000发，美制89毫米火箭筒弹5200发。(以上缺数不包括3兵团、38军、42军)。

　　由于战争消耗巨大，弹药光靠从苏联进口，财力上吃不消。因此我军采用了苏联订购、国内生产修理、部队调剂库存这三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志愿军弹药供应的困难。国内有些部队美式弹药几乎全部调剂到朝鲜前线，甚至有的国内部队每名战士每支枪子弹不足三发。这种情况下国内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志愿军需要的子弹。当时国内生产弹壳和弹头没有问题，但生产的子弹装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志愿军的燃眉之急，国内动员大批党团员参加义务拆子弹工作，从其他口径子弹中拆出装药，装入新的子弹壳内。即使这样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战争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

　　1951年5月，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建议供应志愿军弹药方面：日式炮弹以修理为主，少量制造，炮量少而作用不大的，不应再制造。美式155毫米榴炮弹国内存有33000个弹体，加以修理可供 1951年消耗，1952年开始制造全新的炮弹；美式105毫米榴弹可制造弹头，同时利用日式弹筒加以组装使用，以战场缴获补充为辅。苏式弹药1951年开始复制，1952年开始制造。同时全军应收集弹壳以供复装(可复装三次)，其中后方高炮部队必须按消耗弹数缴回弹壳，前线部队应缴回用后之弹壳，打扫战场时特别注意收集美制105毫米榴弹壳。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大量原材料和人工设备费，还可以加快生产速度，满足前线需要。同时全国开始清理库存武器弹药，能利用的加以充分利用，需要修理的限期修理，以备使用。

　　2.阵地战初期志愿军弹药消耗及供应

　　1951年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相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进入阵地战时期以后，炮兵火力成为稳定阵地的重要因素，炮弹消耗量比运动战时期有了急剧增长。志愿军急需补充大量炮弹以保障炮兵有充足的弹药，发挥其火炮威力。到1951年7月底，经全国各大军区清理库存，经后勤运输部门努力，志愿军的81、82毫米迫击炮平均每门有炮弹225 发；重迫击炮平均每门已有炮弹355发；山炮每门有443发，日式野炮每门有炮弹240发；苏制76.2毫米野炮每门有748发；57毫米战防炮每门有 1158发；105毫米榴弹炮每门有438发；苏制122毫米榴弹炮每门有872发；37毫米高炮每门有1666发；85毫米高炮每门有900发；喀秋莎火箭炮每门有483发；基本满足了前线的需求。

　　由于志愿军对战场上火力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认识，根据国内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及进口武器弹药的情况，中央军委将各种武器的弹药基数进行了调整，从195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具体标准如表二所示：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手枪 　　　　　　　　24发 苏制122毫米榴弹炮弹 　 50发
步枪 　　　　　　　　80发 苏制152毫米榴弹炮炮弹 50发
冲锋枪 　　　　　　　140发 卡秋莎火箭炮弹　　　 64发
轻机枪 　　　　　　　800发 51式90毫米火箭筒弹 　10发
重机枪 　　　　　　 1600发 57毫米无后座力炮弹 　 40发
高射机枪 　　　　　 1000发 75毫米无后座力炮弹 　 40发
信号枪 　　　　　　　 30发 37毫米高射炮弹 　　 　 120发
60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76.2毫米高射炮弹 　　 80发
82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85毫米高射炮弹 　　　 80发
107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T34坦克炮弹 　　　　　 55发
120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IS2坦克炮弹 　　　　 28发
57毫米战防炮弹 　　　80发 SU76毫米自行火炮弹 30发
日制38野炮炮弹 　　　30发 SU122毫米自行火炮弹 28发
苏制 76.2毫米野炮弹 　　 80发 手榴弹 　　　　　　 每个战斗员4枚
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弹 　30发 　 美制155毫米榴弹炮 30发
日制96式150毫米榴弹炮弹 50发 51式90毫米火箭筒弹 10发
日制92步兵炮弹 30发

　　根据统计，不同的作战样式，各种轻重武器的弹药消耗量相差甚远。

　　在反击(攻击)战中，以自动轻武器消耗弹药最多，但其消耗量仍远远低于阻击战。例如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平均每天每件武器只消耗机弹15发，重机弹35发，步枪弹2发，60毫米弹及山、野、榴弹均系各2、3发。

　　在阻击战中，一般以冲锋枪弹、机枪弹、手榴弹、反坦克手榴弹及各种轻武器弹药的消耗较多，尤其是冲锋枪、手榴弹及榴炮弹消耗最多。20兵团在1951年 10月份平均每门炮消耗迫击炮弹180发至240发，野炮弹140发，榴炮弹300发。但67军在1951年秋季最激烈的3天阻击战中，平均每天每支冲锋枪消耗子弹143发，轻机枪每挺消耗660发，重机枪每挺消耗2400发，野炮每门消耗85发，榴弹炮每门消耗54发，手榴弹每天消耗3万枚。

　　进入阵地战后，一方面志愿军弹药消耗激增，而另一方面则因战线稳定，缴获的弹药极少。由于部队普遍开始换装苏式装备，即使部队能缴获少量弹药，但能充分利用的并不多。因此进入阵地战后，弹药主要依靠后方供应，这给后勤部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底，后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运往朝鲜的弹药计有各种枪弹43000余万发，各种前膛炮弹776万余发，各种后膛炮弹489万余发(其中高炮弹252万余发)；手榴弹、地雷、爆破筒766万余个，各种炸药及炸药包2490吨，总计约有99894吨。另外，随部队带往朝鲜的弹药还有各种枪弹5007万余发，各种前膛炮弹 124000余发，手榴弹、爆破筒、枪榴弹147万余个，各种炸药210吨，总计约有14831吨。

　　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发货数据，实际上由于敌军空中力量封锁，相当一部分弹药都在路上损失了，实际发到前线部队手中的弹药远远不足此数。

　　3.1952年局部反击时，志愿军弹药的供应与消耗

　　1952年，后勤部门共向朝鲜境内前送各种子弹90002143发，其中冲锋枪弹48783200发，步枪弹 33462353，高射机枪弹7756590发。各种炮弹3533985发，其中迫击炮弹1108039发，高射炮弹1086172发，战防炮弹 523593发，野炮弹209111发，山炮弹188934发，榴炮弹382280发，坦克炮弹35856发。各种手榴弹1667221枚(其中加重手榴弹880683枚)。工程炸药1890吨，作战炸药250吨，地雷2461个。

　　在这个阶段，轻武器弹药消耗有限，一线步兵武器基本都调换成苏式，杂式枪械绝大部分在后方部队中使用。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美空军的疯狂绞杀，后方部队打防空枪消耗的枪弹远远超过一线部队的作战消耗。例如：公安1师在短短5天时间内即消耗7.92毫米步枪弹515161发，比一个作战军全月的消耗还大得多。

　　进入1952年以后，随着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火炮数量增多，一些部队逐渐产生了依赖炮兵、忽视爆破，喜用野榴炮、忽视迫击炮的倾向。致使在作战中大口径炮弹的消耗量急剧增加。1952年战术反击第一阶段，前线各军消耗的炮弹数量远超预算。有的军打1个加强排，即预算炮弹3442发。有的军一天打敌1个连的几次反扑，便消耗122毫米榴弹3205发。这种状况不仅给后勤供应增加了压力，而且国家财力也非常吃紧。

　　根据国内生产与苏式弹药进口的情况，这样大的消耗量对坚持持久作战是不利的，为此志愿军司令部1952年10月10日重新制定了反击作战炮火弹药标准：

　　（1）战术反击参战火炮标准：攻击敌1个加强连，最多动用10个炮兵连，46门炮。即榴炮4个连16门、山野炮3个连12门，迫击炮3个连18门。攻敌1、2个排，则酌情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攻击敌1个加强营则可加倍。一般攻点时不用火箭炮，只有在攻敌1个营以上兵力时，可根据情况，以1、2个营发射一个齐放。152毫米榴弹炮，打敌1个连以下兵力不应使用。目前敌我阵地距离较近，且又是山地，故应发扬曲射炮作用，而且重迫击炮是可以顶野榴炮的。不论反击和打反扑，迫击炮阵地应尽量前推。


　　（2）反击作战炮弹消耗标准：破坏射击，要求山野炮抵近射击，平均1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榴弹炮间瞄射击，平均2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对目标地堡的破坏，榴弹炮与山炮各担任一半任务。为了不致过早暴露意图及过多消耗炮弹，破坏射击主要是对我攻击危害最大及敌最主要地堡予以破坏，对次要的地堡和对我危害不大的地堡，则可组织步兵爆破。每公顷按150发(榴、山野、迫各三分之一)组织支援。以迫击炮每炮10至12发压制纵深炮群，每群每次野榴炮16发，1小时4 至5次(打敌1个加强连按压制敌5个炮群计，打敌1个加强营按压制10个炮群计，压制要有重点)，压制侧射主要火力点，每点每次迫击炮10发，每小时4至 5次(按两侧翼各2个点计算)。固定拦阻线，以迫击炮8门担任，每条每次8发(按2条计算，每条长200米)，每小时4至5次。开辟冲锋道路，每条迫击炮 100发(但因缓急袭的破坏及步兵本身用60长弹、爆破筒、炸药包等破坏后，可使迫击炮弹减少至50发即可)。打1个连开3条，打1个营开5条。根据以上标准计算，攻歼1个加强营约需7500发，攻歼1个排1800发左右，攻歼2个加强排2500发左右，攻歼2个连5000发左右。其中榴、山野、迫击炮弹各三分之一，以榴弹炮少用，迫击炮多用为宜。如有重迫击炮参战，则1发120迫击炮弹应抵1发122榴炮弹，1发107迫炮弹应抵1发105榴炮弹或1发 76.2野炮弹。

　　（3）攻歼敌人必须根据情况来确定据守与否。如果该阵地我过去做的坑道或敌的防炮洞与半截坑道还能利用，或者是地形又利于我守，那么我就可以一部兵力控制并迅速改造工事，敌人来攻求得予敌大量杀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因敌是攻方，其炮火均集中，要想将敌炮完全压制住是困难的。这时主要是组织迫击炮及近战武器(手榴弹、冲锋枪、60长弹等)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地前沿。山野榴炮，除以一部适当压制敌炮外，主要在迫击炮射程之外已集结之敌突然急袭，打乱或消灭进攻之敌。估计在我攻占阵地后1、2天中，敌反扑最为激烈。因此，占领阵地后的头两天中，粉碎敌1、 2个连兵力整日的反扑，大约需各种炮弹1500发，粉碎敌1个营以上兵力整日反扑需3000发。在经过我两昼夜的抢修工事、防炮洞大体可以挖好，再加之敌反扑遭受打击后，其气焰可能下降，第三天后便可酌情递减三分之一(即打1、2个连整日反扑1000发，打1个营以上的整日反扑2000发)。第四天再减三分之一，以后即恢复正常防御作战的弹药消耗数。打敌反仆消耗弹药的比例大体规定：山野炮弹、榴炮弹各占五分之一，迫击炮弹(包括60迫)占五分之三。

　　（4）攻歼敌人后如果无工事可守，那么主力即可主动撤离阵地，仅留少数兵力予反扑之敌以一定杀伤后即行转移，待黄昏我再行攻击。因敌立足未稳，且工事已被摧毁。我则是有计划有准备，地形熟悉，炮火也能射击得更准确，炮弹的消耗至少要比首次攻击少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因不必破坏，急袭时间可缩短)。这种连续反击，只要我组织的好，是合算的。事先即组织2、3个攻击队，并将火炮弹药都准备好，使一个攻击能紧接一个反击，经过几次歼敌后，我所得阵地便可能巩固。敌人丢掉阵地必然拼命争夺，这就有利于我采取这种打法，既能歼灭敌人，又能少消耗弹药，并保持主动。

　　（5）根据目前敌人的防御及我进口炮弹少的情况，且我反击作战已取得相当的经验，如我再组织反击，每次选择1个排为目标单独攻击是不合算的。因同样要压制纵深和两侧，我炮火也得按程序进行射击，比打1个连费的劲并不算小。因此宜选择附近2点或3点同时攻击，既可分散敌人支援的火力，也可减少我炮弹之消耗(因同时压制即可)。一般最好不要同时打两个师的接合部的二点，以免招致两方的炮火。

　　1952年秋季的上甘岭战役，在43天的反复较量中，战况之惨烈是空前的，我军弹药消耗量极为庞大。仅10月30日这一天，82毫米迫击炮弹就消耗19000发，等于战前半个月对全军的补给量。为了保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前线其他部队甚至暂时停止局部反击，以全力保证上甘岭方向的弹药供应。战役初期重点供应山野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加重手榴弹、反坦克手榴弹、爆破筒。后期重点供应苏制37毫米高炮弹。

　　上甘岭战役开始前，15军配备步枪弹3个基数，机枪弹5个基数，冲锋枪弹8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山炮弹均为11个基数，野炮弹9个基数。全军20个一线连队，每连配备步枪弹3个基数，轻机枪弹13个基数，重机枪弹11个基数，冲锋枪弹20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22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弹18个基数，各种手榴弹及爆破筒8000个，61个二线连每连配备步机弹2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4 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弹4个基数，各种手榴弹及爆破筒800个。

　　战役第一天，驻守两个高地的志愿军就将战前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共计发射了近四十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打坏10挺苏式转盘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战斗中因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战士利用收集阵地上的弹药继续战斗。当敌一度攻占597.9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后，退守坑道的部队弹药供应被切断，只得依靠夜间爬出坑道，收集阵地上敌我双方遗弃的弹药继续坚持战斗。有些小坑道十多天得不到后方供应，仍能以收集到的大量敌人的武器弹药作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45师每日最高消耗达到冲锋枪0.83 个基数，步机枪0.29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1.84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7.48个基数，化学迫击炮5.72个基数，山炮3.38个基数，野炮 6.65个基数。全战役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43天共消耗弹药5113.393吨。平均每歼灭一名敌人，需消耗弹药176公斤。

　　4.1953年志愿军弹药消耗与供应

　　整个1953年，志愿军平均每日消耗168吨弹药，比1952年增加了3倍。尤其是激烈战斗的弹药消耗，则更是一次比一次增大。1952年上甘岭战役的消耗弹药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役的消耗记录，43天共消耗弹药5113吨，每天平均消耗118 吨，比1952年夏季39军粉碎敌重点进攻时平均每天76吨增长了64%，比1951年秋季47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消耗，平均每天34.8吨，增大了 340%。然而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60军在6月10日至15日五天时间中，每天平均消耗279.5吨弹药，是上甘岭每天消耗量的近2.5倍。

　　1953年夏季反击战前，因国家生产及进口困难，苏式炮弹的库存量减少。其中苏式120迫击炮在前线使用较多，弹药已无库存。因此82毫米迫击炮弹成了阻击敌人战斗消耗最大的一种弹药。

　　第24军从6月23日、第1军从24日开始反击，到30日仅82毫米迫击炮就消耗十余万发。同时因敌机活动频繁，第1军仅4天就消耗37毫米高炮弹1万余发，24军2天消耗37毫米高炮弹5000余发。截止到6月30日，志愿军全军只有37毫米高炮弹12万发，85毫米高炮弹28000发。由于此类弹药进口极为困难，因此只能限制高炮使用。

　　截止到1953年6月27日，一线志愿军各部(1军、 24军、23军、46军、60军、65军、67军，2师、炮7师、炮8师)共拥有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761668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14676 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9835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1345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1388发，日制41式山炮弹64827发，日制 94式山炮弹70983发，美制75山炮弹25689发，苏制76.2山炮弹1561发，日制38式野炮弹33133发，日制90野炮弹5344发，苏制 76.2野炮弹87198发，美制105毫米榴弹58277发，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弹6586发。

　　截止到1953年6月27日，东西海岸和二线部队共有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978772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112984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7690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 8200发，日制41山炮弹27708发，日制94式山炮弹47698发，美制75山炮弹42297发，苏制76.2山炮弹10643发，日制38式野炮弹16548发，日制90野炮弹1610发，苏制76.2野炮弹108606发，美制105毫米榴弹2750发，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弹424发。

　　此时，志愿军后勤部尚库存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478273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4847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2909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384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86发，日制41式山炮弹55488发，日制94式山炮弹94，171发，美制75毫米山炮弹58465发，苏制76.2毫米山炮弹4665发，日制38式野炮弹58730发，日制90式野炮弹7086发，苏制76.2野炮弹131094发，美制105毫米炮弹 148606发，炸药30吨。

　　根据这个统计，志愿军各部队苏式炮弹贮备量严重不足。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夏季大反攻准备足够的弹药，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向国内申领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60万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5万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3万发，国产102毫米火箭弹4千发，日制41式山炮弹5万发，日制94式山炮弹5万发，美制75山炮弹2万5千发，苏制76.2山炮弹3千发，38式野炮弹4万发，90式野炮弹1万发，苏制76.2野炮弹55000发，日式105毫米榴弹2万发，美式105毫米榴弹12万发，苏式122毫米榴弹9万发，美式155毫米榴弹1万发。

　　中央军委在国内清仓查库，紧急调拨弹药。因为国内已经没有120迫击炮弹、41式山炮弹，苏制 76.2山炮弹，日制38式野炮弹的库存，所以这四种弹药无法补充。只能由东北军区库存中调拨苏式82毫米迫击炮弹21000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 1000发，苏制76.2野炮弹53000发，美式105毫米榴弹4万发，国产102毫米火箭弹1000发。由华北军区库存中调拨苏式120毫米迫击炮弹 6000发。此外，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库存82毫米迫击炮弹227000发，94式山炮弹3万发，美制75山炮弹1万发，90式野炮弹1万发。这批弹药只要前方有需要，随时可以调运前线。

　　金城反击战期间，后勤部门共供应部队35972吨弹药。进攻部队按每枪炮各1个基数，手榴弹每枪(步冲)4 枚，反坦克手榴弹每班2枚，爆破筒、炸药包每排各携带4个。其携带数量仅供穿插追歼中的消耗。考虑到进攻过程中可能缴获部分弹药，因此敌军也装备的弹药，我进攻部队酌情减少携带量(如60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等)，敌人没有的弹药我进攻部队多带(如步机弹，冲锋枪弹)。

　　但是在部队向纵深挺进时，有些战前准备的弹药无法足量携带。如90毫米火箭筒编制只有2人，却配弹50发，两个人携带不了那么多，只能丢在出发阵地上。当部队进入纵深战斗时，轻武器弹药本身携带不足，后勤一时补充不上，造成前线火力减弱，给战斗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三、志愿军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各类武器的评价

　　1. 对各式枪械的评价

　　志愿军装备的各种旧杂式步枪因为使用年久，口径“变老”，状况不佳。例如 1952年2月至10月，从中南军区调来步枪6862支补充部队，经检查乙级步枪785支，丙种步枪451支，四级三等品985支，丁种46支，待修 205支，废品334支，共计2779支不能发往前线，占总数的40%。另外还缺刺刀330支，占总数5%。1952年8月份从华东军区调来仿24式步枪 4913支，缺刺刀4373把。

　　1953年，东北军区对即将入朝的第1军的武器进行彻底检查，发现轻重机枪需修理的达45%以上，发现后立即给予修理，并从库存给其调换轻重机枪152挺，解决了该军的装备问题。

　　到1953年，志愿军的旧杂式步枪大部分退出一线，调整给防空哨部队使用。防空哨部队对这些旧杂式步枪的意见很多。

　　我国于1951年初从苏联进口的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中，步枪型号是莫辛纳干M1930型。与 M1891型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枪管短了（从803毫米缩短到729毫米），采用了简化工艺的圆形机匣等。这批莫辛纳干式步枪生产较早，历经二战考验，多为战场回收品，附件都不全，很多都使用过度。朝鲜冬季气候寒冷，经常把这些枪的枪拴冻住，许多志愿军战士被迫用脚蹬，部队反应强烈，给这批莫辛纳干式步枪起名为脚蹬枪，认为还不如国产中正式。从1952年起，苏联提供是的莫辛纳干M1944型骑枪，这种型号比较轻巧，威力大，精度高，射程远，侵彻力强，在冷枪冷炮运用中能起很大作用。据介绍，志愿军著名的狙击英雄张桃芳就是主要使用这种型号的步枪。因为战场反应良好，所以我国很快购买了该型枪的模具和资料由国内仿制，成为第一代制式步枪。虽然在近战中，该枪却不适用，战士宁愿多带几个手榴弹和爆破筒，也不愿带步枪。

　　苏制带71发弹鼓的波波莎冲锋枪最受战士欢迎，不论出击、伏击、反击威力都很大。但是我国进口的原装弹鼓很少，平均每枪不到两个，在战斗中弹鼓损失很大。国内仿制的50式冲锋枪因为简化了工艺和结构，不能使用弹鼓，而且射击时震动大，易将复进簧和插销簧震断或震击。35发弧形弹匣太慢，战士们创造性地把弹匣托弹簧用小绳拴住，通过弹匣底部，一拉弹簧，压满子弹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根据上甘岭战役经验，冲锋枪应有大量的备份弹匣，最好每枪七个，在坑道后边三个装好子弹前送，携带四个。同时，在战斗中不易回收弹匣，造成战斗结束后弹匣奇缺。根据进入阵地战后的战场需求，我志愿军加大了苏式冲锋枪在基层部队的编制比重，以提高近战火力。

　　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和波波莎冲锋枪有同样的优点，但夜间携枪行动时弹盘易发出响声，使敌过早发觉。在战斗中弹盘损失数量很大。

　　捷克式轻机枪虽有射击准确的优点，但口径老，没有大量的油润滑则易卡壳和出故障。

　　苏式郭留诺夫重机枪零件少，简便灵巧，射程远。在反击中不带枪架，可随步兵行动，只需两人就可简便射击，杀伤远距离之敌最为有效。

　　马克沁重机枪最不适用，零件复杂，未构筑工事则不能射击，体积笨重而又必须用水，在朝鲜的山地环境中，尤其是冬季极为不便。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进口的苏式轻武器并非新生产的，基本上都是苏军换装下来的旧品，甚至有许多战场回收品。因此许多配件、备份也并不齐全。1953年全军军械检查时，发现部队枪支普遍缺少零件，如569团6连45支步枪中有25支没通条。572团2连6挺重机枪只有2个通条。旧杂式自动武器大部都没有备份零件，1952年12月后勤部门补充给64军的235挺捷克式轻机枪中，有45挺无备枪管。

　　志愿军战士对缴获的美制M1卡宾枪、步枪、轻机枪性能评价良好，都喜欢用。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25日，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缴获自动步枪27574支，绝大多数为M1迦兰德式。该枪性能可靠，射击精确，美中不足就是该枪对于东方人来说过于笨重，后座力偏大，志愿军战士俗称它为“八粒快”。

　　M1卡宾枪由于尺寸短小、利于携带，火力强、后座力小，非常受志愿军战士欢迎。由于该枪大量装备南朝鲜军队，因此志愿军缴获的该型枪数量也非常多。

　　二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提供给国民党军的冲锋枪主要以汤姆逊为主，更为先进的M3盖德式由于定型的时间晚，产量不足以满足美军需求，因此未大量军援国民党军。1947年，国民党军工署曾造仿制于M3的36式冲锋枪，但产量很小。所以解放军缴获的此型冲锋枪为数不多，志愿军入朝初期使用的美式冲锋枪主要是汤姆逊M1928型，该枪停止作用好，但结构复杂笨重。运动战时期我志愿军缴获了许多M3盖德式，部队使用后反应良好。

　　进入阵地战之后，美式枪械在一线迅速让位于苏式枪械。这些苏式枪械总体性能并不如美式枪械，但是弹药有保障，能简化后勤供应，利于长期作战。对于一场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来说，武器先进性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1950年的苏军已经开始换装使用中间威力枪弹的 CKC、AK47、RPD等战后新一代枪械。但一方面新枪械及其配套弹药产量还很有限，且未经过战场考验，即使是当时苏联愿意提供最新一代枪械，对于我志愿军来说仍然风险太大。二战结束后，苏军迅速复员，军队总人数从1200万左右迅速精简到200余万，大批武器弹药入库封存。我国在面临着战争急迫需求的情况下，不盲目追求先进性，而是果断进口历经战火考验，拥有大量库存配套弹药有保障的苏军上一代枪械以解燃眉之急是非常合理的。

　　2、对各式火炮的评价

　　志愿军装备的旧杂式火炮都是战场缴获品，炮龄过大，损耗率很高。如67军在1951年秋季防御战中，两个多月时间，仅装备的 22门山炮即报废待修15门，弹药又不易补足。1952年2月至8月，从华东军区调来82毫米迫击炮70门，其中30门缺瞄准具。华北军区从1952年6 月至11月共调来82毫米迫击炮937门，其中废品22门，待修11门。1952年7月份运调来山炮23门，待修2门。1953年，东北军区检查即将入朝的第1军的火炮，发现其山野榴炮堪用者仅占2%。除了为其送厂修理各种火炮69门外，又从库存给其调换火炮39门，解决了该军的装备问题。

　　 60毫米迫击炮轻便灵活，能为一线连队提供及时的火力。如果配备榴迫弹，则可以发挥出类似于爆破筒的威力。重迫击炮因库存旧炮太重，射程小，不适于前方使用，改用82毫米迫击炮代替。国内大量制造迫击炮以82毫米、107毫米化学迫击炮为主。

　　反坦克火炮中以51式90毫米火箭筒、75毫米无后座力炮，美式枪榴弹最好用。

　　苏制107毫米重迫击炮，部队反映其威力大，使用频繁，平均每门每月消耗291发。

　　各型山炮中以日制 94式山炮性能最好，但是其驻退系统漏油漏气问题比较突出。1952年下半年，军委为彻底解决94山炮漏油漏气问题，派太原兵工厂4名技工赴朝修理，经过 127天的工作，修好了94式山炮92门，各军自己也学会了驻退系统一般的检修。

　　经实战检验，苏制76.2毫米野炮、日制90式野炮能在战斗中发挥较大作用。

　　大口径榴弹炮中，以美制105毫米、苏制122毫米、苏制152毫米、美制155毫米性能最好，其次是日式96式150毫米榴弹炮、91式105毫米榴弹炮。其中，苏制122毫米榴弹炮，部队反映因其仰角大，山地到处能用，因此比别的炮使用得多。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使用过两种火箭炮。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性能良好。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质量不稳定，火箭弹经常发生近弹，虽经多次改造仍不理想。因此在志愿军中装备数量不多，使用也不广泛，后来退出志愿军武器装备系列，移交越南人民军使用。

　　在高炮中，苏制37毫米高炮出厂时间过早(甚至有1939 年出厂的)，战斗次数甚多，对零件损耗很大，很难应付战斗。主要原因一是口径过老，规格变形。二是零件磨损，质量不良。

　　1952年军械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火炮损耗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火炮超射速。如炮7师11团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每分钟竟发射11发，超过最高射速 2.75倍。39军116师1门山炮射击较准确，指挥员令其每分钟发射12发炮弹，结果将炮打坏。60军普遍提倡迫击炮用两人装弹射击，大大超过规定射速，发生了多起伤人毁炮事故。

　　二是为追求火炮在性能上本来不能达到的射程，随意增加药包。这种蛮干现象，各部队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60军有的部队将华北造82毫米迫击炮药包加到8个之多，23军前沿阵地的82迫击炮弹装上了7个药包，这是迫击炮损失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是火炮膛线断损，这除有的火炮已超龄和超出射速外，弹药擦拭不净和对火炮在射击前不进行擦拭及炮口遮蔽不严有直接关系。
　　四是部队不注意在日常保养中为炮膛除铜，增加了弹体在炮膛内运行中旋转的困难，久之使膛线扭伤而折断。

　　二、对各种弹药的反映

　　捷造7.92毫米子弹900 发一箱，体积、重量适中，但包装极不利于防潮，不利于在朝鲜这种环境下长期保管。

　　英造7.92毫米子弹2000发一箱，装卸时很费力。

　　苏制步机枪弹、苏制冲锋枪弹、苏制高射机枪弹药箱内的铁箱完全一样，包装易于防潮，但如果开箱运输，不易识别弹种。
　　加重手榴弹、爆破筒、反坦克手榴弹在阵地防御中最为有效。一枚反坦克手榴弹或一根爆破筒均能杀伤敌一个排的兵力和解决一个地堡。普通手榴弹当地面打成浮土后，在浮土内爆炸，弹片很少炸出来，作用很小。不过铁盖的手榴弹、加重手榴弹的盖太紧不便于使用。

　　60毫米迫击炮长弹威力胜过山炮炮弹，最适合阵地防御时打密集队形冲锋的敌人。但是60毫米炮口径较老，迫击炮弹只能加六个药包，射程600米左右，再加药包则易将炮架震断。

　　82毫米迫击炮弹的消耗最大，打敌人散兵死角最为有效。在几种82毫米迫击炮弹中以“82毫米迫炮弹三发全装引信底火药包D.31，1951、11”为标记的炮弹最好，使用方便，射程远。以“☆弹82MM－1951.9”为标记的82毫米迫击炮弹质量最不好，射程也很近。在1951年1月之前，运到朝鲜战场的81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大多是从华北军区调来。由于华北军区在解放战争年代军工生产条件不好，所产的这些迫击炮弹质量很差。1949年底以前造的均为检修品，1950 年造的引信也不甚好，加之保管不力，导致在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部队对华北造迫击炮弹反应很大。从1951年起中央军委停止从华北军区库存中调拨这种弹药，主要调拨东北31、33、43PCA及华东等兵工厂1948年至1950年的产品。华东厂造的82毫米迫击炮弹的83克黄色发射管底火发射药长，不能安入弹体尾管内。各厂产品普遍存在迫击炮弹的假引信不易取下的毛病。迫弹弹尾管丝扣内，因涂漆过多，不利安置底火。如PCA厂的81毫米迫击炮弹等，尤以华东厂造的54克红色发射管，丝扣根本不合。

　　部队反映57毫米战防炮的钢心穿甲弹配备数量不足。37毫米高炮穿甲弹基本无用，要求多配发榴弹。

　　喀秋莎火箭炮弹每箱2发，感到太重。该弹的引信每箱装的太多，破箱后不好保存。

　　122毫米榴炮弹铁壳用3、4号装药，即发生贴壳现象。国内自制的美式105毫米榴弹发射药烟太大，容易暴露炮位。

　　针对一线部队反映国产弹药规格不一致，射击很不好掌握距离，战士一般都缺乏信心的问题，总后勤部军械部专门组成调研组赴朝鲜了解情况，在提交给中央军委的调研报告称：弹药质量尚好，其中枪弹、手榴弹多系新品（1948年至 1950年出厂），前膛弹（60、81、82、120）多系，后装弹亦多为东北53、42、90、辽东、大连等厂改装或修理，大部分质量亦好。美造及苏造各种弹药无问题，但由于保管条件及弹药出厂质量（如军复94山炮弹头为日本制造，现在几乎10年）等因，个别弹药质量有问题。如：

　　1.一分部二库（即三登松街库）之军复94、75山炮弹，检查264发（88箱，每箱3发），弹丸208发堪用，16发因弹口塞取不下来待修，22发因引信口铜板起铜绿，弹丸装药变质报废。不过该弹88个药筒，只有一个受潮报废，引信底火均好。
　　2.四分部仲岩分库有150箱60炮弹，因底火、引信受潮药包变质。
　　3.一分部松街库日造91式105榴弹药筒受潮质量低（80个中，20个受潮，一个因发射药变质报废）。
　　4.日式山野炮弹（41山、94山、38野、90野等）三弹一壳、二弹一壳（我军山炮主要是夜间使用），引火药包安装困难，不适合前方需要。
　　5.弹带纸多系凡士林，天冷时硬化不易取下
　　6.弹药一般外包装尚好（如枪弹多系500发一箱，内衬铁片。前膛弹之引信、雷管、药包等都放在铁盒内。后膛炮弹如38野、41山、仿美105榴弹包装亦好），但防潮力差。
　　7.82弹和60弹最好都D.31厂式样包装，将引信底火全装好。不然，前沿背运时，开箱背铁箱装药袋，易将引信底火丢失。
　　8.反坦克手榴弹、82、60弹，每箱应有一个备份雷管底火，以免丢失一个雷管，就有一颗反坦克手榴弹失效。
　　9.爆破筒现为两节一个引信，不够用，应为每节一个。

　　这些问题，有一些确实是弹药本身质量存在问题，有一些则是部队在贮存保管中工作不力造成的。前方和后方针对以上问题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进。1951年下半年，送到一线部队手中的弹药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根据1951年底的统计发现，对前运弹药质量还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特别是有一个时期，从各区调去的旧存械弹，经常发现包装不好，质量变坏的情况。同时新生产的弹药也不断发生问题(如60弹、82弹在山地20%~30%不炸，山炮弹引信不良而炸膛。

　　1951年下半年，部队反映火炮膛炸毁事故明显增多。东北军区针对前线部队的反映，派专人检查，提出下列改进措施：

　　1.停止使用日造88式短延期引信及复装的改瞬发引信。

　　 2.对华东检修日式后膛弹、日式原装炮弹与蒋造及复装的日式炮弹，其配用之88式短延期引信应停止使用。其弹体须有专人鉴别可用与否。
　　3.用 724厂新制造的88式瞬发引信更换现有的88式短延期改瞬发引信，首先更换射程较远威力较大的东北造炮弹。
　　4.部队如用东北造的后膛弹，必须配东北附发的引信及药筒、药包、底火。不可与旧日式及其他地区改造的引信与炮弹混用。
　　5.部队应注意不要追求超过最大射程，额外增加药包射击。火炮发射后须及时擦炮，防止砂石侵入炮膛。连续射击炮身过热时，禁止用冷水泼炮管，以免变形或裂缝。各种弹药或同式不同地区整修的弹药及引信避免混用。引信射击前已拔去保险销，事后不用者应立即作废，如重新插入则无法保证性能。

　　从1952年起，后勤部门对前运弹药都经过详细的检查，保证了前送质量。其中当年1月，从华北军区运来美式105毫米榴弹130发，其中待修55发，占42%。41山炮弹2214发，待修601发，占 26%。5月份运来41山榴霰弹565发，待修521发，占92%。中南军区5月运来41山发烟弹434发，待修74发，占17%；41山榴霰弹435 发，待修427发，占98%。华东军区1月份运来107化学迫击炮弹55000发，全部待修；5、6月份运来美12.7毫米高机弹699000发，待修 639068发，占91%。

　　1953年，志愿军坦克部队进行了一次弹药质量鉴定工作。由于弹药出厂时间迟早不等，最早是1939年出厂，因而质量有好有坏。鉴定出37毫米以上口径弹药中堪用品为36993发，全合乎标准且可长期存放。接近失效品9276发，此类不宜长期保管，可立即使用。待修品692发，废品297发。鉴定中根据炮弹种类、性能，调整了240发已报废(或待修)的炮弹转为堪用，节省了国家财力。鉴定前，部队普遍存在对炮弹的喜新厌旧思想，因为怕旧弹既影响射击，又易于发生危险。鉴定后确定了质量，对可疑炮弹当场试验，效果良好，打破了部队顾忌，树立了打旧存新的思想。

　　抗美援朝是我军参加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与世界强国第一次面对面碰撞，经过全国军民充分动员，共同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洗刷了百年国耻。这场战争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这场战争打破了许多我军以往的经验，让我们真正意识到什么才是现代化战争，意识到现代后勤和工业化对战争样式和进程的影响。在全国刚刚解放，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在举国上下的倾力支持下，在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我们采用各种办法，终于基本满足了对前线的武器弹药的供应，为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到战争结束时，基本实现了志愿军部队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并将志愿军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极为深远。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战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
《洪学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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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头至尾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

（一）．不流血的大战——

　　1．冷战（1945—1990）——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2．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的“超限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

　　1．反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破坏（1949—），其高峰时段为1949—1955，比较著名的有：

　　——舟山群岛之战（1949．8—1950．5）：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万山群岛之战（1950．5—1950．8）：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珠江口、广州、广东沿海的基地——上海保卫战（1950） ：制止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上？

　　——海南岛之战（1950）：制止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奠定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基础。

　　——东山岛之战（1953）：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山岛

　　——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

　　——一江山岛之战（1955）：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大陆沿海地区制空权争夺战（1949— ）

　　——炮击金门（1958）

　　——挫败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图谋（1962）

　　——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1962—1963）

　　——“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1965）

　　2．抗美援朝（1950— 1953）

　　3．国内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

　　6．中缅边界堪界作战（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苏边界冲突（1969）

　　9．西沙之战（1974）

　　10．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在这样“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气氛、准战争环境中过来的。评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这个历史实际。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 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

　　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

　　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那么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 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 “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 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

　　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州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帐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 “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 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帐，不知算大帐。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摆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 “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中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前苏联将军、1945—1946年奉天[沈阳]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1946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呆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乘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 “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

　　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 “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各方马上全乱了套，各种猜忌、矛盾立刻激化，形势顿时改观：蒋介石认定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不顾一切请美军直接出动。美军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于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后不到两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岛登陆，紧接着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美军同时大规模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亲自出马打通、抢修通往东北的交通线。美国大兵步步紧逼，美苏间“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的默契随之破灭。苏联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带来的威胁，迫不及待急于反击。但“远水不解近渴”，于是苏联不得不放弃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蒋、在东北‘就地取材’培植亲苏势力、把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对“不请自来”的中共从排斥转为默认——苏联最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在美军登陆前后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利用美苏矛盾，逼苏联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不动声色堵死了苏联在东北培植“第二个外蒙古”力量的机会。毛泽东就这样未雨绸缪，连打带消，不知不觉间便一举消除了严重威胁中华民族民族利益的这一大隐患。

　　苏联对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美军突然登陆。美军之所以突然登陆，是因为蒋介石为争夺东北迫不及待。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抢先进了东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能抢先进入东北，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与东北近在咫尺，而蒋介石的部队全远在西南。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与东北近在咫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山东、内蒙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建立并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中共的作战目标是长期抗战，是消耗敌人，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外援也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全远在西南，一是蒋介石的部队在敌后呆不下去，二是因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打通对外交通线第一。打通对外交通线，是为了取得美援——说到底作战目标是捞钱第一。结果：进入东北时中共军队近水楼台，蒋介石军队望尘莫及，不得不求美国直接插手，引起美苏间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让毛泽东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毛泽东之所以能抓住这历史机遇，除了手急眼快、当机立断之外更多的是靠了无数先前做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建党、建军、人民战争、持久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时此地都得到了回报。许多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却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严密的统一体。——毛泽东能抓住这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际包含着必然。没有基础，抓不住机遇。要抓机遇，先打好基础。

　　今天为台湾而焦虑的中国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国差一点就丢掉东北和新疆吗？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还要失去东北、新疆、国土被美苏两强分别驻军占领、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吗？对没有发生的事虽然难有切肤之痛，但只要知道这种情况差一点就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令人震惊的了。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全亏了毛泽东在刻不容缓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巧妙利用了美蒋苏的矛盾扭转了乾坤，又历经三年的血战才使中国避免了这一命运。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中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纯粹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苏联瞒着毛泽东跟蒋介石做了交易，一点风声都不漏，明摆着要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又是让毛泽东交出武装，说苏联支持蒋介石还差不多。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最理想的结果不是中共统一中国，而是国共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如果中共真是靠苏联支持才能打赢，那苏联只要在中共打到长江边时切断对中共的供应就行了。实际呢？苏联只能“劝说”，听不听全在中共。这足以证明苏联控制不了中共，毛泽东保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把解放战争说成“国共内战”不正确。这实际是一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抵抗把中国当冷战牺牲品的第一仗。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泽东时代先声夺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消除了一场不亚于“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共产党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26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三时而不是后来惯例的上午十时？——防空。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六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 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

　　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

　　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不批准他前往北京，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就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 “一边倒”。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

“不偏不倚” 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 “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的“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