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2, 2009
著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在1973年的演讲：中国的生物研究和最新发展
作者简介：牛满江，河北博野人，北京大学生物系理学士，美国史丹福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洛克斐勒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一九七〇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天普大学生物系教授。一九七二年，牛教授曾回国探亲。一九七三年五月，他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之后，前往中国进行短期的生物研究工作，于九月初返回美国。
****************
从今年五月初到九月初，我与我的爱人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了四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次接受程君复先生的邀请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的情形，使我又惊又喜。担心的是我不善于作公开演讲；高兴的是我看到海外的中国人普遍开始关心国是。
科学院共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它属于国务部。一个是属于农林部的农业科学院。还有一个是属于卫生部的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下分四大口。数理化口、生物口、气象地质口、科技口。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叫做口。今天主要是介绍生物口。
记得去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科学院的生物研究的情形。在那里遇见了童第周先生。那一次的参观给我一个印象：中国的生物研究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在这方面先进的国家比美。当时我与童先生谈到，中国比较偏重生物学的研究，而国外则较偏重生物化学。童先生问我是否正在做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且表示有机会愿意与我合作，当时我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愿。
半年多以后的今年四月，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那次偶然的谈话促成了这次的合作。
和美国的科技人员相比，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除了在待遇、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做实际的工作方面与之相当外，还有职责较重使命较大的感觉。对于重要问题，都采用三结合——行政、理论、实践——的方法来协商解决。
科研方面的负责人，如果领导能力强，只设一人。领导能力弱的，则加设一人，一般是中央及地方组织各一。
除了本位的工作之外，每年秋收农忙时，他们要抽出一天参加劳动。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参加学习讨论，内容包括成员情绪不好时大家帮他解决困难在内。
生物口以下设各研究所，每一所都很庞大，一般不少于二百人，多则达千余人。
[讲到这里，牛教授穿插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轻松一下。其中有一张是他们伉俪站在能容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照的，并风趣的说这是他们的确到过北京的Credential。还有一张许多金鱼在缸内浮游的幻灯片，是宋朝（公元九二六年）以来一直存在北京的纯种，最适于作生物研究。]动物研究所有五百多人，设有十室。最新发展有三：一是昆虫贺尔蒙的研究，他们研究成功了一种年青激素，能延长蚕吐丝的时间，使蚕丝产量增长一成。一是性激素的研究，能使耗子小产，这是学理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童先生做的使细胞膜上蛋白质改变，产生一种与此相反的物质，利用中和的方法治癌。
在细胞学方面，我们从鲫鱼卵巢提出RNA（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把隐性用显性改变，可以改进隐性特点。（此即牛、童二位教授合作的新发现，详见附注。）
动物研究所是由以前的动物、昆虫二研究所合并而成，故比较庞大。由于上述细胞遗传学上的发现在理论上的重要，有关方面考虑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专门深入研究此问题。
植物研究所比动物研究所约小一半。在此也举一些新发展的例子：
一是从营养中找出的一种植物激素，可以促使植物开花结果。在一次餐会上我吃到了一个很新鲜的梨，他们说那是一年以前的产品。他们告诉我说，用一种在空气中抽出一部份氧，注入一部份二氧化碳的法子来保存水果鲜度。
还有一个例子是利用光合作用，在产生的食物中加硫后，产生一种高能的蛋白质，用以治肝病，这种针剂在美国要数百美元才能买到，而在中国则被普遍的使用，价钱的便宜使人吃惊，几分钱即可买到一针剂。
在肿瘤研究所中的工作人员对四万多人的一个县，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一种少儿的病例，即每百人中约有二至三人有食道癌，甚至所饲养的羊及鸡都有同样病症。他们的这一发现，继续研究下去，说不定能找出病源，从而对癌症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贝时璋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中，他们利用含放射性的物质加入饲料，来追踪效果，从而治疗疾病。在昆明的分所专门负责研究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做疗剂。
遗传研究所的新成就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从怀孕二月孕妇的尿液中可以检验出婴儿的性别，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微生物研究所利用细菌来开矿，这种细菌可以使杂质水解，显现出矿物来。
以上是北京的六个研究所。
（这时牛教授再度介绍了几张幻灯片，展现了西山、颐和园、各个研究所的工作情形及主要的负责人，使我们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他还介绍了河北乡下的老家，指出了他出生的房子，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其次我们到了长春。长春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美丽城市。在那儿的实用化学研究所有一千二百位成员，他们所作的各型人造车胎，供应从小轿车到重型拖拉机之用。
从沈阳到大连，参观了物理化学研究所。那儿有利用稀土金属用化学方法来固定氮气，合成氨基酸。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实验生物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及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多方面证明了脑下垂体有一个痛的中心，对针麻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汉口有淡水生物研究所。昆明有动物研究所，专门研究防止辐射的伤害。
最后到广州、香港，结束了四个多月的研究和访问。
[最后，中教授利用幻灯片带我们从北到南的游历了半个中国，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长春，大连的海滨浴场、上海的工厂、西南联大（现在改为师范学院）、浩气长存的黄花冈等等．电灯复明，热烈的掌声结束了这次演讲。]
附注：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学说很多。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质和细胞核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和细胞质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使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用鱼类进行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三百二十条幼鱼，有一百零六条是单尾。这证明注入的信息核糖核酸起了显著作用。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目前。他们正在把上述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准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转载自《群报》）
访问牛满江教授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费城保钓通讯》的访问纪录。）
问：你们今年暑假在中国留了多久？
答：我们在那里作研究工作整整有三个半月的时间。
问：你们今年回去与去年回去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答：去年我看到的东西是非常表面化的，今年我们同他们真正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彼此了解得比较深刻，友谊也比较深。
问：听说你们的女儿暑假也回中国了，而且留下来读书是吗？
答：是的，她现在先学习中文，然后继续学人类考古，这些科门在中国是很重要的。而且她对少数民族很感兴趣，她希望以后能到边疆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及社会文化的演变。她来信说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在那里什么担忧都没有。她还说要学的东西多得很哩。
问：牛教授在美国做哪方面的研究？
答：是胚胎学及生物化学方面。
问：你能不能说说这个暑假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情形？
答：我们是以化学的方法希望来管理生物的遗传，拿金鱼来作实验，金鱼在中国已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牠是由鲫鱼变种过来的。我们的实验是由鲫鱼的卵中取出RNA（核糖核酸）然后注射到刚受精的纯种金鱼卵内，所得到的金鱼，外形有些地方颇似鲫鱼，例如纯种的金鱼尾巴张开来像个大蒲扇，用RNA处理过的金鱼，牠的尾巴虽然也很大，但和鲫鱼的尾巴一样是单尾，这个实验的结果使整个动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同人都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问：你在那里工作，有没有碰到由外国回去工作的学者？
答：没有遇到，据他们说自文革后我们是第一对由国外回去作研究的人。
问：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的水平如何？
答：中国在这方面有些发展得很好，真正中国与外界来往还是这一两年来才比较多的，对外面进步的情形比较不太了解，比较好的方面是中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或是像我作的胚胎学方面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问：他们的仪器怎么样？
答：什么仪器都有，不过不是那么多，大部份是自己作的，有一部份是向外面买的，大多是向东德买的。
问：中国科学院分布的情形如何？
答：现在每一个省都有很多科学研究所，每省里较重要的研究院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有关系，最近有种趋势是希望每省尽量独立管理不用中国科学院的名字。大学也是一样，每省有很多不同的专科大学如工科、理科、农科、医科等，也有综合性的大学，大学里研究风气很盛。
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大概有多少？
答：中国在重要科学方面都有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大概有二百到五百人，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可能有五分之三，其它是行政方面的，里面大多数是很年青的科学工作者。
问：科学院内是否都有外国的杂志？
答：都有，重要的还翻译成中文给有关单位看，每一样科学都有翻译的人员。
问：一般科学院的题目是如何产生如何决定的？
答：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通常比较有经验的，他们通常提出意见让大家讨论，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讨论后大家一起决定，没有一个人单独自己决定任何一件事，这样是最民主了。
问：研究所、大学及工厂三者的关系如何？
答：每个大学里都有给学生用的附设工厂，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有新的仪器造好也可以替别的单位服务。生产工厂同大学及研究所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厂比较重视实际的生产，但是也有研究的部门，大学毕业生通常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有些人分配到工厂去服务的，在中国绝对不会有失业的问题，就是连公社内都有研究单位研究品种改良等。
问：文革后大学复课的情形如何？
答：大学都已经恢复上课了，现在每个学校都在改进教学的方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最配合国家需要的制度及方法。
问：在中国大学重不重视理论基础？
答：目前是任何理论一定要配合实用，是文革时传下来的，每一个理工科系都有附设工厂，每间研究所也有附设工厂，这样每一个新仪器出来后全国都可以照着做，这方法是很好的，他们现在对理论基础也是很重视的。
问：在现阶段，中国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比重如何？
答：一般来说，大家认为理论应该导致实用，两者不可分开，所以他们常说，研究、应用、管理三结合。但我对他们说应用固然重要，但是建国是百年大计，理论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了。譬如说，我这次回去，作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他们很高兴，在国外时听说他们注重应用方面，这完全是文革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文革前，理论同实用分开得太厉害了，以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常常不能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文革的原因之一。
问：这次你们同周总理见面时有没有谈到留学生的问题？
答：当然，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谈到。有一句活，可以算是代表性的，周总理对在场的一位美国人说：我们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工作，他们都愿意帮我们的！这位美国人回答说：很多科学家是从台湾来的。周总理说：不论他们是从台湾去的或是别地方去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问：今年世界气候比较不正常，中国今年在农业收成的情形如何？
答：今年我们从东北到西南，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说是丰收年，是第一次春季大丰收，整个中国普遍来说是个大丰收，我也是最注意这个问题的。中国因为水灾旱灾而粮食不够吃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了，对于防旱防洪，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做到了百分之九十。譬如在华北地带山西大寨大都是山地地形，过去都是荒地，水源也缺乏得很，现在经过人工改造建水利，开井，目前在大寨每亩地的产量可达一千二百斤，这是你们想不到的，现在很多华北农村大都还是吃粗粮，有的地方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就可以完全吃细粮了，现在北方都可以种稻子，一年都有二熟，华南地带更不用说了，这点是令我很兴奋的。
问：你们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了，那儿人与人间的关系如何？与在美国的情形比较有哪些不同？
答：他们是大家一起做大家的事，不会勾心斗角，没有人想要去害哪个人，不会像在美国把旁人压下去，好让自己起来，大家全是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社会祖国，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压力，他们绝对没有想要惩罚一个人，他们不讲惩罚，重说服。
问：他们的学习态度如何？用东西会不会很浪费？
答：他们很节俭，东西用了以后保存起来，下次再用，这个很好。
问：教授的薪水有多少？生活费一个月要多少？
答：与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据说最高的一个月拿三百六十至四百元，一个人一个月二十元，已经是吃得很好的。房租连灯、水及煤气或煤不过六至八元，医药保险由国家付，看医生一次要十分钱的挂号。我太太的侄子在新疆，他们夫妇俩都是在大学教书的，一人拿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全家四口吃住用掉一百二十元，还有一百多元剩余，家里一样都有缝衣机、收音机等，他们每一、二年要去广州探亲一次，坐火车五、六天。剩的钱可以存在银行里有一．八厘的利息。
问：依你们侄子的情形来讲，一般在那儿的人是不是吃肉吃得很多？
答：新疆是农抆区，他们吃羊肉吃得很多，每一顿饭都有肉吃，他们以肉为主食，许多蔬菜水果，可以由北京直接运去，现在全国交通非常通畅，铁路很多，那儿的哈密瓜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广州的荔枝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因此我们在那儿吃到很多地方性的水果。
问：新疆有几个大学？
答：一般说，各省至少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有其它专科大学，因为我们的侄子在新疆大学教书，这是我知道的，其它的大学名字，我记得不确实了。
问：妇女在工厂里的情形如何？地位如何？
答：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通常家里夫妇都去做事情，待遇也是很公平的。妇女能在工厂内做任何事情，有小孩的，国家还特别照顾，刚生下小孩的妇女有五十六天的假期，然后随你愿意自己照顾或送去托儿所，收费很便宜；若需要自己母亲喂奶的小孩子，工厂都有车子接送母亲去托儿所喂奶，每天三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小时，照顾得非常遇到，你也可以让小孩子住在托儿所里面，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照顾，完全由父母亲决定。幼儿园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的小孩子都很快乐，很高兴；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的，小孩通常是留在家里由祖父母照顾。这样老人的责任感也加强了。
问：你们看到的一般中国的工业情形怎样？
答：到处都是工厂，轻工业、重工业，我们这儿有的，他们好像都不缺少，进口的很少，都是自己做的，有些东西比较粗，是因为刚刚开始做，有做的好，是因为已有了经验。美国封锁大陆时，许多人说我思想怪，因为我说，你封锁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与你预料的正好相反，为什么呢？你封锁他们，他们正有很多人，没有东西进来，逼得他们自己做，把工业搞好，几年以后从没有工业弄到有工业，再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
问：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听到他们常谈到中苏关系？
答：没有，他们有《参考消息》，天天都登有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早些时，《参考消息》是干部看，现在一般的人都可以看。
问：在北京，你有没有看到地下坑道？
答：有，地下火车非常干净；很多大城市都挖深洞，为了备战，为了苏联的问题。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外边人是不让他们知道的。他们是做了以后再说；不像美国，还没做以前就哇哇先叫先说，比如说，十全大会开完以后，通知全国，全国一齐庆祝。
问：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怎样？
答：消费品的供应量很够，一般人都有能力买得起，有钱，都愿意买。百货商店很热闹，这百货商店不仅是在大城市有，小镇、公社里都是有的。
问：他们一般人对宗教的信仰怎样？
答：没有人谈宗教，也没有人去教堂，尼姑、和尚都没有看到，据说大多数都去工作，去生产了。庙宇还存在，当作公园似的游乐场所，他们好像不提倡宗教信仰。
问：他们对犯罪的人处罚怎样？
答：他们用说服，用分析的方法，问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他们一定说服你，而且是真心的心服。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人犯了公共交通规则，交通警察叫他，“喂，你过来站在这儿，等我们谈谈”，然后不理他，继续指挥交通，没有机会同他讲话；这个人等急了，对警察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警察说：“你等等！”警察又去指挥了，他的意思就是让他看看警察的忙碌；同时要让你等了不耐烦，又花费了两人谈论的时间，为此下次你就不要犯规了。
问：你对中国统一的看法怎样？
答：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中国能统一，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我所碰到的人都是这么想，我想大家都不反对国家必须统一的，要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绝对不能分开的，问题是一些人事问题，我们是希望和平的解决，在国内大家也都这么说希望能够很和平的解决。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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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五月初到九月初，我与我的爱人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了四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次接受程君复先生的邀请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的情形，使我又惊又喜。担心的是我不善于作公开演讲；高兴的是我看到海外的中国人普遍开始关心国是。
科学院共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它属于国务部。一个是属于农林部的农业科学院。还有一个是属于卫生部的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下分四大口。数理化口、生物口、气象地质口、科技口。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叫做口。今天主要是介绍生物口。
记得去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科学院的生物研究的情形。在那里遇见了童第周先生。那一次的参观给我一个印象：中国的生物研究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在这方面先进的国家比美。当时我与童先生谈到，中国比较偏重生物学的研究，而国外则较偏重生物化学。童先生问我是否正在做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且表示有机会愿意与我合作，当时我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愿。
半年多以后的今年四月，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那次偶然的谈话促成了这次的合作。
和美国的科技人员相比，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除了在待遇、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做实际的工作方面与之相当外，还有职责较重使命较大的感觉。对于重要问题，都采用三结合——行政、理论、实践——的方法来协商解决。
科研方面的负责人，如果领导能力强，只设一人。领导能力弱的，则加设一人，一般是中央及地方组织各一。
除了本位的工作之外，每年秋收农忙时，他们要抽出一天参加劳动。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参加学习讨论，内容包括成员情绪不好时大家帮他解决困难在内。
生物口以下设各研究所，每一所都很庞大，一般不少于二百人，多则达千余人。
[讲到这里，牛教授穿插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轻松一下。其中有一张是他们伉俪站在能容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照的，并风趣的说这是他们的确到过北京的Credential。还有一张许多金鱼在缸内浮游的幻灯片，是宋朝（公元九二六年）以来一直存在北京的纯种，最适于作生物研究。]动物研究所有五百多人，设有十室。最新发展有三：一是昆虫贺尔蒙的研究，他们研究成功了一种年青激素，能延长蚕吐丝的时间，使蚕丝产量增长一成。一是性激素的研究，能使耗子小产，这是学理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童先生做的使细胞膜上蛋白质改变，产生一种与此相反的物质，利用中和的方法治癌。
在细胞学方面，我们从鲫鱼卵巢提出RNA（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把隐性用显性改变，可以改进隐性特点。（此即牛、童二位教授合作的新发现，详见附注。）
动物研究所是由以前的动物、昆虫二研究所合并而成，故比较庞大。由于上述细胞遗传学上的发现在理论上的重要，有关方面考虑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专门深入研究此问题。
植物研究所比动物研究所约小一半。在此也举一些新发展的例子：
一是从营养中找出的一种植物激素，可以促使植物开花结果。在一次餐会上我吃到了一个很新鲜的梨，他们说那是一年以前的产品。他们告诉我说，用一种在空气中抽出一部份氧，注入一部份二氧化碳的法子来保存水果鲜度。
还有一个例子是利用光合作用，在产生的食物中加硫后，产生一种高能的蛋白质，用以治肝病，这种针剂在美国要数百美元才能买到，而在中国则被普遍的使用，价钱的便宜使人吃惊，几分钱即可买到一针剂。
在肿瘤研究所中的工作人员对四万多人的一个县，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一种少儿的病例，即每百人中约有二至三人有食道癌，甚至所饲养的羊及鸡都有同样病症。他们的这一发现，继续研究下去，说不定能找出病源，从而对癌症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贝时璋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中，他们利用含放射性的物质加入饲料，来追踪效果，从而治疗疾病。在昆明的分所专门负责研究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做疗剂。
遗传研究所的新成就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从怀孕二月孕妇的尿液中可以检验出婴儿的性别，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微生物研究所利用细菌来开矿，这种细菌可以使杂质水解，显现出矿物来。
以上是北京的六个研究所。
（这时牛教授再度介绍了几张幻灯片，展现了西山、颐和园、各个研究所的工作情形及主要的负责人，使我们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他还介绍了河北乡下的老家，指出了他出生的房子，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其次我们到了长春。长春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美丽城市。在那儿的实用化学研究所有一千二百位成员，他们所作的各型人造车胎，供应从小轿车到重型拖拉机之用。
从沈阳到大连，参观了物理化学研究所。那儿有利用稀土金属用化学方法来固定氮气，合成氨基酸。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实验生物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及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多方面证明了脑下垂体有一个痛的中心，对针麻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汉口有淡水生物研究所。昆明有动物研究所，专门研究防止辐射的伤害。
最后到广州、香港，结束了四个多月的研究和访问。
[最后，中教授利用幻灯片带我们从北到南的游历了半个中国，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长春，大连的海滨浴场、上海的工厂、西南联大（现在改为师范学院）、浩气长存的黄花冈等等．电灯复明，热烈的掌声结束了这次演讲。]
附注：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学说很多。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质和细胞核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和细胞质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使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用鱼类进行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三百二十条幼鱼，有一百零六条是单尾。这证明注入的信息核糖核酸起了显著作用。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目前。他们正在把上述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准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转载自《群报》）
访问牛满江教授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费城保钓通讯》的访问纪录。）
问：你们今年暑假在中国留了多久？
答：我们在那里作研究工作整整有三个半月的时间。
问：你们今年回去与去年回去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答：去年我看到的东西是非常表面化的，今年我们同他们真正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彼此了解得比较深刻，友谊也比较深。
问：听说你们的女儿暑假也回中国了，而且留下来读书是吗？
答：是的，她现在先学习中文，然后继续学人类考古，这些科门在中国是很重要的。而且她对少数民族很感兴趣，她希望以后能到边疆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及社会文化的演变。她来信说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在那里什么担忧都没有。她还说要学的东西多得很哩。
问：牛教授在美国做哪方面的研究？
答：是胚胎学及生物化学方面。
问：你能不能说说这个暑假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情形？
答：我们是以化学的方法希望来管理生物的遗传，拿金鱼来作实验，金鱼在中国已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牠是由鲫鱼变种过来的。我们的实验是由鲫鱼的卵中取出RNA（核糖核酸）然后注射到刚受精的纯种金鱼卵内，所得到的金鱼，外形有些地方颇似鲫鱼，例如纯种的金鱼尾巴张开来像个大蒲扇，用RNA处理过的金鱼，牠的尾巴虽然也很大，但和鲫鱼的尾巴一样是单尾，这个实验的结果使整个动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同人都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问：你在那里工作，有没有碰到由外国回去工作的学者？
答：没有遇到，据他们说自文革后我们是第一对由国外回去作研究的人。
问：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的水平如何？
答：中国在这方面有些发展得很好，真正中国与外界来往还是这一两年来才比较多的，对外面进步的情形比较不太了解，比较好的方面是中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或是像我作的胚胎学方面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问：他们的仪器怎么样？
答：什么仪器都有，不过不是那么多，大部份是自己作的，有一部份是向外面买的，大多是向东德买的。
问：中国科学院分布的情形如何？
答：现在每一个省都有很多科学研究所，每省里较重要的研究院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有关系，最近有种趋势是希望每省尽量独立管理不用中国科学院的名字。大学也是一样，每省有很多不同的专科大学如工科、理科、农科、医科等，也有综合性的大学，大学里研究风气很盛。
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大概有多少？
答：中国在重要科学方面都有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大概有二百到五百人，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可能有五分之三，其它是行政方面的，里面大多数是很年青的科学工作者。
问：科学院内是否都有外国的杂志？
答：都有，重要的还翻译成中文给有关单位看，每一样科学都有翻译的人员。
问：一般科学院的题目是如何产生如何决定的？
答：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通常比较有经验的，他们通常提出意见让大家讨论，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讨论后大家一起决定，没有一个人单独自己决定任何一件事，这样是最民主了。
问：研究所、大学及工厂三者的关系如何？
答：每个大学里都有给学生用的附设工厂，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有新的仪器造好也可以替别的单位服务。生产工厂同大学及研究所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厂比较重视实际的生产，但是也有研究的部门，大学毕业生通常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有些人分配到工厂去服务的，在中国绝对不会有失业的问题，就是连公社内都有研究单位研究品种改良等。
问：文革后大学复课的情形如何？
答：大学都已经恢复上课了，现在每个学校都在改进教学的方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最配合国家需要的制度及方法。
问：在中国大学重不重视理论基础？
答：目前是任何理论一定要配合实用，是文革时传下来的，每一个理工科系都有附设工厂，每间研究所也有附设工厂，这样每一个新仪器出来后全国都可以照着做，这方法是很好的，他们现在对理论基础也是很重视的。
问：在现阶段，中国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比重如何？
答：一般来说，大家认为理论应该导致实用，两者不可分开，所以他们常说，研究、应用、管理三结合。但我对他们说应用固然重要，但是建国是百年大计，理论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了。譬如说，我这次回去，作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他们很高兴，在国外时听说他们注重应用方面，这完全是文革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文革前，理论同实用分开得太厉害了，以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常常不能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文革的原因之一。
问：这次你们同周总理见面时有没有谈到留学生的问题？
答：当然，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谈到。有一句活，可以算是代表性的，周总理对在场的一位美国人说：我们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工作，他们都愿意帮我们的！这位美国人回答说：很多科学家是从台湾来的。周总理说：不论他们是从台湾去的或是别地方去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问：今年世界气候比较不正常，中国今年在农业收成的情形如何？
答：今年我们从东北到西南，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说是丰收年，是第一次春季大丰收，整个中国普遍来说是个大丰收，我也是最注意这个问题的。中国因为水灾旱灾而粮食不够吃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了，对于防旱防洪，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做到了百分之九十。譬如在华北地带山西大寨大都是山地地形，过去都是荒地，水源也缺乏得很，现在经过人工改造建水利，开井，目前在大寨每亩地的产量可达一千二百斤，这是你们想不到的，现在很多华北农村大都还是吃粗粮，有的地方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就可以完全吃细粮了，现在北方都可以种稻子，一年都有二熟，华南地带更不用说了，这点是令我很兴奋的。
问：你们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了，那儿人与人间的关系如何？与在美国的情形比较有哪些不同？
答：他们是大家一起做大家的事，不会勾心斗角，没有人想要去害哪个人，不会像在美国把旁人压下去，好让自己起来，大家全是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社会祖国，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压力，他们绝对没有想要惩罚一个人，他们不讲惩罚，重说服。
问：他们的学习态度如何？用东西会不会很浪费？
答：他们很节俭，东西用了以后保存起来，下次再用，这个很好。
问：教授的薪水有多少？生活费一个月要多少？
答：与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据说最高的一个月拿三百六十至四百元，一个人一个月二十元，已经是吃得很好的。房租连灯、水及煤气或煤不过六至八元，医药保险由国家付，看医生一次要十分钱的挂号。我太太的侄子在新疆，他们夫妇俩都是在大学教书的，一人拿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全家四口吃住用掉一百二十元，还有一百多元剩余，家里一样都有缝衣机、收音机等，他们每一、二年要去广州探亲一次，坐火车五、六天。剩的钱可以存在银行里有一．八厘的利息。
问：依你们侄子的情形来讲，一般在那儿的人是不是吃肉吃得很多？
答：新疆是农抆区，他们吃羊肉吃得很多，每一顿饭都有肉吃，他们以肉为主食，许多蔬菜水果，可以由北京直接运去，现在全国交通非常通畅，铁路很多，那儿的哈密瓜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广州的荔枝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因此我们在那儿吃到很多地方性的水果。
问：新疆有几个大学？
答：一般说，各省至少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有其它专科大学，因为我们的侄子在新疆大学教书，这是我知道的，其它的大学名字，我记得不确实了。
问：妇女在工厂里的情形如何？地位如何？
答：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通常家里夫妇都去做事情，待遇也是很公平的。妇女能在工厂内做任何事情，有小孩的，国家还特别照顾，刚生下小孩的妇女有五十六天的假期，然后随你愿意自己照顾或送去托儿所，收费很便宜；若需要自己母亲喂奶的小孩子，工厂都有车子接送母亲去托儿所喂奶，每天三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小时，照顾得非常遇到，你也可以让小孩子住在托儿所里面，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照顾，完全由父母亲决定。幼儿园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的小孩子都很快乐，很高兴；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的，小孩通常是留在家里由祖父母照顾。这样老人的责任感也加强了。
问：你们看到的一般中国的工业情形怎样？
答：到处都是工厂，轻工业、重工业，我们这儿有的，他们好像都不缺少，进口的很少，都是自己做的，有些东西比较粗，是因为刚刚开始做，有做的好，是因为已有了经验。美国封锁大陆时，许多人说我思想怪，因为我说，你封锁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与你预料的正好相反，为什么呢？你封锁他们，他们正有很多人，没有东西进来，逼得他们自己做，把工业搞好，几年以后从没有工业弄到有工业，再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
问：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听到他们常谈到中苏关系？
答：没有，他们有《参考消息》，天天都登有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早些时，《参考消息》是干部看，现在一般的人都可以看。
问：在北京，你有没有看到地下坑道？
答：有，地下火车非常干净；很多大城市都挖深洞，为了备战，为了苏联的问题。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外边人是不让他们知道的。他们是做了以后再说；不像美国，还没做以前就哇哇先叫先说，比如说，十全大会开完以后，通知全国，全国一齐庆祝。
问：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怎样？
答：消费品的供应量很够，一般人都有能力买得起，有钱，都愿意买。百货商店很热闹，这百货商店不仅是在大城市有，小镇、公社里都是有的。
问：他们一般人对宗教的信仰怎样？
答：没有人谈宗教，也没有人去教堂，尼姑、和尚都没有看到，据说大多数都去工作，去生产了。庙宇还存在，当作公园似的游乐场所，他们好像不提倡宗教信仰。
问：他们对犯罪的人处罚怎样？
答：他们用说服，用分析的方法，问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他们一定说服你，而且是真心的心服。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人犯了公共交通规则，交通警察叫他，“喂，你过来站在这儿，等我们谈谈”，然后不理他，继续指挥交通，没有机会同他讲话；这个人等急了，对警察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警察说：“你等等！”警察又去指挥了，他的意思就是让他看看警察的忙碌；同时要让你等了不耐烦，又花费了两人谈论的时间，为此下次你就不要犯规了。
问：你对中国统一的看法怎样？
答：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中国能统一，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我所碰到的人都是这么想，我想大家都不反对国家必须统一的，要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绝对不能分开的，问题是一些人事问题，我们是希望和平的解决，在国内大家也都这么说希望能够很和平的解决。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Labels: 科学技术
著名华裔生物学家牛满江在1973年的演讲：中国的生物研究和最新发展
作者简介：牛满江，河北博野人，北京大学生物系理学士，美国史丹福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洛克斐勒大学生物系副教授。一九七〇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天普大学生物系教授。一九七二年，牛教授曾回国探亲。一九七三年五月，他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之后，前往中国进行短期的生物研究工作，于九月初返回美国。
****************
从今年五月初到九月初，我与我的爱人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了四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次接受程君复先生的邀请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的情形，使我又惊又喜。担心的是我不善于作公开演讲；高兴的是我看到海外的中国人普遍开始关心国是。
科学院共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它属于国务部。一个是属于农林部的农业科学院。还有一个是属于卫生部的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下分四大口。数理化口、生物口、气象地质口、科技口。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叫做口。今天主要是介绍生物口。
记得去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科学院的生物研究的情形。在那里遇见了童第周先生。那一次的参观给我一个印象：中国的生物研究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在这方面先进的国家比美。当时我与童先生谈到，中国比较偏重生物学的研究，而国外则较偏重生物化学。童先生问我是否正在做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且表示有机会愿意与我合作，当时我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愿。
半年多以后的今年四月，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那次偶然的谈话促成了这次的合作。
和美国的科技人员相比，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除了在待遇、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做实际的工作方面与之相当外，还有职责较重使命较大的感觉。对于重要问题，都采用三结合——行政、理论、实践——的方法来协商解决。
科研方面的负责人，如果领导能力强，只设一人。领导能力弱的，则加设一人，一般是中央及地方组织各一。
除了本位的工作之外，每年秋收农忙时，他们要抽出一天参加劳动。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参加学习讨论，内容包括成员情绪不好时大家帮他解决困难在内。
生物口以下设各研究所，每一所都很庞大，一般不少于二百人，多则达千余人。
[讲到这里，牛教授穿插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轻松一下。其中有一张是他们伉俪站在能容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照的，并风趣的说这是他们的确到过北京的Credential。还有一张许多金鱼在缸内浮游的幻灯片，是宋朝（公元九二六年）以来一直存在北京的纯种，最适于作生物研究。]动物研究所有五百多人，设有十室。最新发展有三：一是昆虫贺尔蒙的研究，他们研究成功了一种年青激素，能延长蚕吐丝的时间，使蚕丝产量增长一成。一是性激素的研究，能使耗子小产，这是学理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童先生做的使细胞膜上蛋白质改变，产生一种与此相反的物质，利用中和的方法治癌。
在细胞学方面，我们从鲫鱼卵巢提出RNA（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把隐性用显性改变，可以改进隐性特点。（此即牛、童二位教授合作的新发现，详见附注。）
动物研究所是由以前的动物、昆虫二研究所合并而成，故比较庞大。由于上述细胞遗传学上的发现在理论上的重要，有关方面考虑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专门深入研究此问题。
植物研究所比动物研究所约小一半。在此也举一些新发展的例子：
一是从营养中找出的一种植物激素，可以促使植物开花结果。在一次餐会上我吃到了一个很新鲜的梨，他们说那是一年以前的产品。他们告诉我说，用一种在空气中抽出一部份氧，注入一部份二氧化碳的法子来保存水果鲜度。
还有一个例子是利用光合作用，在产生的食物中加硫后，产生一种高能的蛋白质，用以治肝病，这种针剂在美国要数百美元才能买到，而在中国则被普遍的使用，价钱的便宜使人吃惊，几分钱即可买到一针剂。
在肿瘤研究所中的工作人员对四万多人的一个县，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一种少儿的病例，即每百人中约有二至三人有食道癌，甚至所饲养的羊及鸡都有同样病症。他们的这一发现，继续研究下去，说不定能找出病源，从而对癌症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贝时璋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中，他们利用含放射性的物质加入饲料，来追踪效果，从而治疗疾病。在昆明的分所专门负责研究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做疗剂。
遗传研究所的新成就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从怀孕二月孕妇的尿液中可以检验出婴儿的性别，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微生物研究所利用细菌来开矿，这种细菌可以使杂质水解，显现出矿物来。
以上是北京的六个研究所。
（这时牛教授再度介绍了几张幻灯片，展现了西山、颐和园、各个研究所的工作情形及主要的负责人，使我们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他还介绍了河北乡下的老家，指出了他出生的房子，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其次我们到了长春。长春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美丽城市。在那儿的实用化学研究所有一千二百位成员，他们所作的各型人造车胎，供应从小轿车到重型拖拉机之用。
从沈阳到大连，参观了物理化学研究所。那儿有利用稀土金属用化学方法来固定氮气，合成氨基酸。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实验生物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及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多方面证明了脑下垂体有一个痛的中心，对针麻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汉口有淡水生物研究所。昆明有动物研究所，专门研究防止辐射的伤害。
最后到广州、香港，结束了四个多月的研究和访问。
[最后，中教授利用幻灯片带我们从北到南的游历了半个中国，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长春，大连的海滨浴场、上海的工厂、西南联大（现在改为师范学院）、浩气长存的黄花冈等等．电灯复明，热烈的掌声结束了这次演讲。]
附注：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学说很多。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质和细胞核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和细胞质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使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用鱼类进行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三百二十条幼鱼，有一百零六条是单尾。这证明注入的信息核糖核酸起了显著作用。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目前。他们正在把上述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准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转载自《群报》）
访问牛满江教授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费城保钓通讯》的访问纪录。）
问：你们今年暑假在中国留了多久？
答：我们在那里作研究工作整整有三个半月的时间。
问：你们今年回去与去年回去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答：去年我看到的东西是非常表面化的，今年我们同他们真正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彼此了解得比较深刻，友谊也比较深。
问：听说你们的女儿暑假也回中国了，而且留下来读书是吗？
答：是的，她现在先学习中文，然后继续学人类考古，这些科门在中国是很重要的。而且她对少数民族很感兴趣，她希望以后能到边疆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及社会文化的演变。她来信说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在那里什么担忧都没有。她还说要学的东西多得很哩。
问：牛教授在美国做哪方面的研究？
答：是胚胎学及生物化学方面。
问：你能不能说说这个暑假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情形？
答：我们是以化学的方法希望来管理生物的遗传，拿金鱼来作实验，金鱼在中国已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牠是由鲫鱼变种过来的。我们的实验是由鲫鱼的卵中取出RNA（核糖核酸）然后注射到刚受精的纯种金鱼卵内，所得到的金鱼，外形有些地方颇似鲫鱼，例如纯种的金鱼尾巴张开来像个大蒲扇，用RNA处理过的金鱼，牠的尾巴虽然也很大，但和鲫鱼的尾巴一样是单尾，这个实验的结果使整个动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同人都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问：你在那里工作，有没有碰到由外国回去工作的学者？
答：没有遇到，据他们说自文革后我们是第一对由国外回去作研究的人。
问：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的水平如何？
答：中国在这方面有些发展得很好，真正中国与外界来往还是这一两年来才比较多的，对外面进步的情形比较不太了解，比较好的方面是中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或是像我作的胚胎学方面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问：他们的仪器怎么样？
答：什么仪器都有，不过不是那么多，大部份是自己作的，有一部份是向外面买的，大多是向东德买的。
问：中国科学院分布的情形如何？
答：现在每一个省都有很多科学研究所，每省里较重要的研究院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有关系，最近有种趋势是希望每省尽量独立管理不用中国科学院的名字。大学也是一样，每省有很多不同的专科大学如工科、理科、农科、医科等，也有综合性的大学，大学里研究风气很盛。
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大概有多少？
答：中国在重要科学方面都有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大概有二百到五百人，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可能有五分之三，其它是行政方面的，里面大多数是很年青的科学工作者。
问：科学院内是否都有外国的杂志？
答：都有，重要的还翻译成中文给有关单位看，每一样科学都有翻译的人员。
问：一般科学院的题目是如何产生如何决定的？
答：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通常比较有经验的，他们通常提出意见让大家讨论，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讨论后大家一起决定，没有一个人单独自己决定任何一件事，这样是最民主了。
问：研究所、大学及工厂三者的关系如何？
答：每个大学里都有给学生用的附设工厂，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有新的仪器造好也可以替别的单位服务。生产工厂同大学及研究所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厂比较重视实际的生产，但是也有研究的部门，大学毕业生通常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有些人分配到工厂去服务的，在中国绝对不会有失业的问题，就是连公社内都有研究单位研究品种改良等。
问：文革后大学复课的情形如何？
答：大学都已经恢复上课了，现在每个学校都在改进教学的方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最配合国家需要的制度及方法。
问：在中国大学重不重视理论基础？
答：目前是任何理论一定要配合实用，是文革时传下来的，每一个理工科系都有附设工厂，每间研究所也有附设工厂，这样每一个新仪器出来后全国都可以照着做，这方法是很好的，他们现在对理论基础也是很重视的。
问：在现阶段，中国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比重如何？
答：一般来说，大家认为理论应该导致实用，两者不可分开，所以他们常说，研究、应用、管理三结合。但我对他们说应用固然重要，但是建国是百年大计，理论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了。譬如说，我这次回去，作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他们很高兴，在国外时听说他们注重应用方面，这完全是文革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文革前，理论同实用分开得太厉害了，以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常常不能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文革的原因之一。
问：这次你们同周总理见面时有没有谈到留学生的问题？
答：当然，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谈到。有一句活，可以算是代表性的，周总理对在场的一位美国人说：我们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工作，他们都愿意帮我们的！这位美国人回答说：很多科学家是从台湾来的。周总理说：不论他们是从台湾去的或是别地方去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问：今年世界气候比较不正常，中国今年在农业收成的情形如何？
答：今年我们从东北到西南，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说是丰收年，是第一次春季大丰收，整个中国普遍来说是个大丰收，我也是最注意这个问题的。中国因为水灾旱灾而粮食不够吃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了，对于防旱防洪，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做到了百分之九十。譬如在华北地带山西大寨大都是山地地形，过去都是荒地，水源也缺乏得很，现在经过人工改造建水利，开井，目前在大寨每亩地的产量可达一千二百斤，这是你们想不到的，现在很多华北农村大都还是吃粗粮，有的地方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就可以完全吃细粮了，现在北方都可以种稻子，一年都有二熟，华南地带更不用说了，这点是令我很兴奋的。
问：你们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了，那儿人与人间的关系如何？与在美国的情形比较有哪些不同？
答：他们是大家一起做大家的事，不会勾心斗角，没有人想要去害哪个人，不会像在美国把旁人压下去，好让自己起来，大家全是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社会祖国，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压力，他们绝对没有想要惩罚一个人，他们不讲惩罚，重说服。
问：他们的学习态度如何？用东西会不会很浪费？
答：他们很节俭，东西用了以后保存起来，下次再用，这个很好。
问：教授的薪水有多少？生活费一个月要多少？
答：与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据说最高的一个月拿三百六十至四百元，一个人一个月二十元，已经是吃得很好的。房租连灯、水及煤气或煤不过六至八元，医药保险由国家付，看医生一次要十分钱的挂号。我太太的侄子在新疆，他们夫妇俩都是在大学教书的，一人拿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全家四口吃住用掉一百二十元，还有一百多元剩余，家里一样都有缝衣机、收音机等，他们每一、二年要去广州探亲一次，坐火车五、六天。剩的钱可以存在银行里有一．八厘的利息。
问：依你们侄子的情形来讲，一般在那儿的人是不是吃肉吃得很多？
答：新疆是农抆区，他们吃羊肉吃得很多，每一顿饭都有肉吃，他们以肉为主食，许多蔬菜水果，可以由北京直接运去，现在全国交通非常通畅，铁路很多，那儿的哈密瓜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广州的荔枝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因此我们在那儿吃到很多地方性的水果。
问：新疆有几个大学？
答：一般说，各省至少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有其它专科大学，因为我们的侄子在新疆大学教书，这是我知道的，其它的大学名字，我记得不确实了。
问：妇女在工厂里的情形如何？地位如何？
答：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通常家里夫妇都去做事情，待遇也是很公平的。妇女能在工厂内做任何事情，有小孩的，国家还特别照顾，刚生下小孩的妇女有五十六天的假期，然后随你愿意自己照顾或送去托儿所，收费很便宜；若需要自己母亲喂奶的小孩子，工厂都有车子接送母亲去托儿所喂奶，每天三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小时，照顾得非常遇到，你也可以让小孩子住在托儿所里面，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照顾，完全由父母亲决定。幼儿园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的小孩子都很快乐，很高兴；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的，小孩通常是留在家里由祖父母照顾。这样老人的责任感也加强了。
问：你们看到的一般中国的工业情形怎样？
答：到处都是工厂，轻工业、重工业，我们这儿有的，他们好像都不缺少，进口的很少，都是自己做的，有些东西比较粗，是因为刚刚开始做，有做的好，是因为已有了经验。美国封锁大陆时，许多人说我思想怪，因为我说，你封锁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与你预料的正好相反，为什么呢？你封锁他们，他们正有很多人，没有东西进来，逼得他们自己做，把工业搞好，几年以后从没有工业弄到有工业，再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
问：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听到他们常谈到中苏关系？
答：没有，他们有《参考消息》，天天都登有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早些时，《参考消息》是干部看，现在一般的人都可以看。
问：在北京，你有没有看到地下坑道？
答：有，地下火车非常干净；很多大城市都挖深洞，为了备战，为了苏联的问题。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外边人是不让他们知道的。他们是做了以后再说；不像美国，还没做以前就哇哇先叫先说，比如说，十全大会开完以后，通知全国，全国一齐庆祝。
问：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怎样？
答：消费品的供应量很够，一般人都有能力买得起，有钱，都愿意买。百货商店很热闹，这百货商店不仅是在大城市有，小镇、公社里都是有的。
问：他们一般人对宗教的信仰怎样？
答：没有人谈宗教，也没有人去教堂，尼姑、和尚都没有看到，据说大多数都去工作，去生产了。庙宇还存在，当作公园似的游乐场所，他们好像不提倡宗教信仰。
问：他们对犯罪的人处罚怎样？
答：他们用说服，用分析的方法，问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他们一定说服你，而且是真心的心服。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人犯了公共交通规则，交通警察叫他，“喂，你过来站在这儿，等我们谈谈”，然后不理他，继续指挥交通，没有机会同他讲话；这个人等急了，对警察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警察说：“你等等！”警察又去指挥了，他的意思就是让他看看警察的忙碌；同时要让你等了不耐烦，又花费了两人谈论的时间，为此下次你就不要犯规了。
问：你对中国统一的看法怎样？
答：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中国能统一，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我所碰到的人都是这么想，我想大家都不反对国家必须统一的，要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绝对不能分开的，问题是一些人事问题，我们是希望和平的解决，在国内大家也都这么说希望能够很和平的解决。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
从今年五月初到九月初，我与我的爱人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了四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次接受程君复先生的邀请来介绍中国科学院的情形，使我又惊又喜。担心的是我不善于作公开演讲；高兴的是我看到海外的中国人普遍开始关心国是。
科学院共有三个。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它属于国务部。一个是属于农林部的农业科学院。还有一个是属于卫生部的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下分四大口。数理化口、生物口、气象地质口、科技口。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要叫做口。今天主要是介绍生物口。
记得去年回国探亲的时候，曾经参观过科学院的生物研究的情形。在那里遇见了童第周先生。那一次的参观给我一个印象：中国的生物研究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在这方面先进的国家比美。当时我与童先生谈到，中国比较偏重生物学的研究，而国外则较偏重生物化学。童先生问我是否正在做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且表示有机会愿意与我合作，当时我也表示了相同的意愿。
半年多以后的今年四月，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那次偶然的谈话促成了这次的合作。
和美国的科技人员相比，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除了在待遇、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做实际的工作方面与之相当外，还有职责较重使命较大的感觉。对于重要问题，都采用三结合——行政、理论、实践——的方法来协商解决。
科研方面的负责人，如果领导能力强，只设一人。领导能力弱的，则加设一人，一般是中央及地方组织各一。
除了本位的工作之外，每年秋收农忙时，他们要抽出一天参加劳动。另外每周有一个下午参加学习讨论，内容包括成员情绪不好时大家帮他解决困难在内。
生物口以下设各研究所，每一所都很庞大，一般不少于二百人，多则达千余人。
[讲到这里，牛教授穿插了几张幻灯片让大家轻松一下。其中有一张是他们伉俪站在能容一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照的，并风趣的说这是他们的确到过北京的Credential。还有一张许多金鱼在缸内浮游的幻灯片，是宋朝（公元九二六年）以来一直存在北京的纯种，最适于作生物研究。]动物研究所有五百多人，设有十室。最新发展有三：一是昆虫贺尔蒙的研究，他们研究成功了一种年青激素，能延长蚕吐丝的时间，使蚕丝产量增长一成。一是性激素的研究，能使耗子小产，这是学理上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童先生做的使细胞膜上蛋白质改变，产生一种与此相反的物质，利用中和的方法治癌。
在细胞学方面，我们从鲫鱼卵巢提出RNA（信息核糖核酸）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把隐性用显性改变，可以改进隐性特点。（此即牛、童二位教授合作的新发现，详见附注。）
动物研究所是由以前的动物、昆虫二研究所合并而成，故比较庞大。由于上述细胞遗传学上的发现在理论上的重要，有关方面考虑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专门深入研究此问题。
植物研究所比动物研究所约小一半。在此也举一些新发展的例子：
一是从营养中找出的一种植物激素，可以促使植物开花结果。在一次餐会上我吃到了一个很新鲜的梨，他们说那是一年以前的产品。他们告诉我说，用一种在空气中抽出一部份氧，注入一部份二氧化碳的法子来保存水果鲜度。
还有一个例子是利用光合作用，在产生的食物中加硫后，产生一种高能的蛋白质，用以治肝病，这种针剂在美国要数百美元才能买到，而在中国则被普遍的使用，价钱的便宜使人吃惊，几分钱即可买到一针剂。
在肿瘤研究所中的工作人员对四万多人的一个县，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一种少儿的病例，即每百人中约有二至三人有食道癌，甚至所饲养的羊及鸡都有同样病症。他们的这一发现，继续研究下去，说不定能找出病源，从而对癌症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贝时璋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中，他们利用含放射性的物质加入饲料，来追踪效果，从而治疗疾病。在昆明的分所专门负责研究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做疗剂。
遗传研究所的新成就可能是大家有兴趣的。从怀孕二月孕妇的尿液中可以检验出婴儿的性别，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微生物研究所利用细菌来开矿，这种细菌可以使杂质水解，显现出矿物来。
以上是北京的六个研究所。
（这时牛教授再度介绍了几张幻灯片，展现了西山、颐和园、各个研究所的工作情形及主要的负责人，使我们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他还介绍了河北乡下的老家，指出了他出生的房子，使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其次我们到了长春。长春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美丽城市。在那儿的实用化学研究所有一千二百位成员，他们所作的各型人造车胎，供应从小轿车到重型拖拉机之用。
从沈阳到大连，参观了物理化学研究所。那儿有利用稀土金属用化学方法来固定氮气，合成氨基酸。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实验生物研究所，生化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及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多方面证明了脑下垂体有一个痛的中心，对针麻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在汉口有淡水生物研究所。昆明有动物研究所，专门研究防止辐射的伤害。
最后到广州、香港，结束了四个多月的研究和访问。
[最后，中教授利用幻灯片带我们从北到南的游历了半个中国，我们看到了美丽的长春，大连的海滨浴场、上海的工厂、西南联大（现在改为师范学院）、浩气长存的黄花冈等等．电灯复明，热烈的掌声结束了这次演讲。]
附注：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教授童第周和美籍中国科学家牛满江教授，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学说很多。一般都认为细胞质受细胞核的控制，细胞的分化、发育和遗传是受受精卵内的细胞核控制的。童第周对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已经作了长时期的研究。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大量实验证明，在细胞分化、发育和遗传问题上，细胞质和细胞核都有作用，许多遗传现象的产生都是细胞核和细胞质双方互相作用的结果。牛满江在多次胚胎实验中，发现细胞质中的信息核糖核酸是促使细胞分化和发育的主要物质。
童第周和牛满江主持的实验是用鱼类进行的。实验的方法是：从鲫鱼卵巢的细胞质内提取核糖核酸，然后注入金鱼的受精卵内，发育成的幼鱼有一部份是单尾，表现出鲫鱼的性状。用这种方法培育的三百二十条幼鱼，有一百零六条是单尾。这证明注入的信息核糖核酸起了显著作用。这一实验的成功，不仅对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贡献，而且将为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开辟新的广阔道路。目前。他们正在把上述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准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转载自《群报》）
访问牛满江教授
（编者按：本文是美国《费城保钓通讯》的访问纪录。）
问：你们今年暑假在中国留了多久？
答：我们在那里作研究工作整整有三个半月的时间。
问：你们今年回去与去年回去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答：去年我看到的东西是非常表面化的，今年我们同他们真正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彼此了解得比较深刻，友谊也比较深。
问：听说你们的女儿暑假也回中国了，而且留下来读书是吗？
答：是的，她现在先学习中文，然后继续学人类考古，这些科门在中国是很重要的。而且她对少数民族很感兴趣，她希望以后能到边疆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及社会文化的演变。她来信说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在那里什么担忧都没有。她还说要学的东西多得很哩。
问：牛教授在美国做哪方面的研究？
答：是胚胎学及生物化学方面。
问：你能不能说说这个暑假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情形？
答：我们是以化学的方法希望来管理生物的遗传，拿金鱼来作实验，金鱼在中国已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牠是由鲫鱼变种过来的。我们的实验是由鲫鱼的卵中取出RNA（核糖核酸）然后注射到刚受精的纯种金鱼卵内，所得到的金鱼，外形有些地方颇似鲫鱼，例如纯种的金鱼尾巴张开来像个大蒲扇，用RNA处理过的金鱼，牠的尾巴虽然也很大，但和鲫鱼的尾巴一样是单尾，这个实验的结果使整个动物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同人都高兴，我们也很高兴。
问：你在那里工作，有没有碰到由外国回去工作的学者？
答：没有遇到，据他们说自文革后我们是第一对由国外回去作研究的人。
问：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的水平如何？
答：中国在这方面有些发展得很好，真正中国与外界来往还是这一两年来才比较多的，对外面进步的情形比较不太了解，比较好的方面是中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或是像我作的胚胎学方面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问：他们的仪器怎么样？
答：什么仪器都有，不过不是那么多，大部份是自己作的，有一部份是向外面买的，大多是向东德买的。
问：中国科学院分布的情形如何？
答：现在每一个省都有很多科学研究所，每省里较重要的研究院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有关系，最近有种趋势是希望每省尽量独立管理不用中国科学院的名字。大学也是一样，每省有很多不同的专科大学如工科、理科、农科、医科等，也有综合性的大学，大学里研究风气很盛。
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大概有多少？
答：中国在重要科学方面都有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大概有二百到五百人，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可能有五分之三，其它是行政方面的，里面大多数是很年青的科学工作者。
问：科学院内是否都有外国的杂志？
答：都有，重要的还翻译成中文给有关单位看，每一样科学都有翻译的人员。
问：一般科学院的题目是如何产生如何决定的？
答：每一个部门的领导人通常比较有经验的，他们通常提出意见让大家讨论，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讨论后大家一起决定，没有一个人单独自己决定任何一件事，这样是最民主了。
问：研究所、大学及工厂三者的关系如何？
答：每个大学里都有给学生用的附设工厂，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有新的仪器造好也可以替别的单位服务。生产工厂同大学及研究所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厂比较重视实际的生产，但是也有研究的部门，大学毕业生通常是由国家分配工作的，有些人分配到工厂去服务的，在中国绝对不会有失业的问题，就是连公社内都有研究单位研究品种改良等。
问：文革后大学复课的情形如何？
答：大学都已经恢复上课了，现在每个学校都在改进教学的方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最配合国家需要的制度及方法。
问：在中国大学重不重视理论基础？
答：目前是任何理论一定要配合实用，是文革时传下来的，每一个理工科系都有附设工厂，每间研究所也有附设工厂，这样每一个新仪器出来后全国都可以照着做，这方法是很好的，他们现在对理论基础也是很重视的。
问：在现阶段，中国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比重如何？
答：一般来说，大家认为理论应该导致实用，两者不可分开，所以他们常说，研究、应用、管理三结合。但我对他们说应用固然重要，但是建国是百年大计，理论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认识到这一点了。譬如说，我这次回去，作的是理论方面的工作，他们很高兴，在国外时听说他们注重应用方面，这完全是文革后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文革前，理论同实用分开得太厉害了，以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常常不能用得上，这也是为什么要有文革的原因之一。
问：这次你们同周总理见面时有没有谈到留学生的问题？
答：当然，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谈到。有一句活，可以算是代表性的，周总理对在场的一位美国人说：我们有很多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工作，他们都愿意帮我们的！这位美国人回答说：很多科学家是从台湾来的。周总理说：不论他们是从台湾去的或是别地方去的，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问：今年世界气候比较不正常，中国今年在农业收成的情形如何？
答：今年我们从东北到西南，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说是丰收年，是第一次春季大丰收，整个中国普遍来说是个大丰收，我也是最注意这个问题的。中国因为水灾旱灾而粮食不够吃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了，对于防旱防洪，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也差不多做到了百分之九十。譬如在华北地带山西大寨大都是山地地形，过去都是荒地，水源也缺乏得很，现在经过人工改造建水利，开井，目前在大寨每亩地的产量可达一千二百斤，这是你们想不到的，现在很多华北农村大都还是吃粗粮，有的地方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就可以完全吃细粮了，现在北方都可以种稻子，一年都有二熟，华南地带更不用说了，这点是令我很兴奋的。
问：你们在那儿工作了几个月了，那儿人与人间的关系如何？与在美国的情形比较有哪些不同？
答：他们是大家一起做大家的事，不会勾心斗角，没有人想要去害哪个人，不会像在美国把旁人压下去，好让自己起来，大家全是一起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社会祖国，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压力，他们绝对没有想要惩罚一个人，他们不讲惩罚，重说服。
问：他们的学习态度如何？用东西会不会很浪费？
答：他们很节俭，东西用了以后保存起来，下次再用，这个很好。
问：教授的薪水有多少？生活费一个月要多少？
答：与一位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据说最高的一个月拿三百六十至四百元，一个人一个月二十元，已经是吃得很好的。房租连灯、水及煤气或煤不过六至八元，医药保险由国家付，看医生一次要十分钱的挂号。我太太的侄子在新疆，他们夫妇俩都是在大学教书的，一人拿一百二十元人民币，全家四口吃住用掉一百二十元，还有一百多元剩余，家里一样都有缝衣机、收音机等，他们每一、二年要去广州探亲一次，坐火车五、六天。剩的钱可以存在银行里有一．八厘的利息。
问：依你们侄子的情形来讲，一般在那儿的人是不是吃肉吃得很多？
答：新疆是农抆区，他们吃羊肉吃得很多，每一顿饭都有肉吃，他们以肉为主食，许多蔬菜水果，可以由北京直接运去，现在全国交通非常通畅，铁路很多，那儿的哈密瓜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广州的荔枝呼的一下子运到北京，因此我们在那儿吃到很多地方性的水果。
问：新疆有几个大学？
答：一般说，各省至少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还有其它专科大学，因为我们的侄子在新疆大学教书，这是我知道的，其它的大学名字，我记得不确实了。
问：妇女在工厂里的情形如何？地位如何？
答：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通常家里夫妇都去做事情，待遇也是很公平的。妇女能在工厂内做任何事情，有小孩的，国家还特别照顾，刚生下小孩的妇女有五十六天的假期，然后随你愿意自己照顾或送去托儿所，收费很便宜；若需要自己母亲喂奶的小孩子，工厂都有车子接送母亲去托儿所喂奶，每天三次，每次大概有半个小时，照顾得非常遇到，你也可以让小孩子住在托儿所里面，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照顾，完全由父母亲决定。幼儿园也是一样的，在那里的小孩子都很快乐，很高兴；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的，小孩通常是留在家里由祖父母照顾。这样老人的责任感也加强了。
问：你们看到的一般中国的工业情形怎样？
答：到处都是工厂，轻工业、重工业，我们这儿有的，他们好像都不缺少，进口的很少，都是自己做的，有些东西比较粗，是因为刚刚开始做，有做的好，是因为已有了经验。美国封锁大陆时，许多人说我思想怪，因为我说，你封锁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与你预料的正好相反，为什么呢？你封锁他们，他们正有很多人，没有东西进来，逼得他们自己做，把工业搞好，几年以后从没有工业弄到有工业，再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
问：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听到他们常谈到中苏关系？
答：没有，他们有《参考消息》，天天都登有这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早些时，《参考消息》是干部看，现在一般的人都可以看。
问：在北京，你有没有看到地下坑道？
答：有，地下火车非常干净；很多大城市都挖深洞，为了备战，为了苏联的问题。毛主席说：“深挖洞，广积粮”，外边人是不让他们知道的。他们是做了以后再说；不像美国，还没做以前就哇哇先叫先说，比如说，十全大会开完以后，通知全国，全国一齐庆祝。
问：一般人民的购买力怎样？
答：消费品的供应量很够，一般人都有能力买得起，有钱，都愿意买。百货商店很热闹，这百货商店不仅是在大城市有，小镇、公社里都是有的。
问：他们一般人对宗教的信仰怎样？
答：没有人谈宗教，也没有人去教堂，尼姑、和尚都没有看到，据说大多数都去工作，去生产了。庙宇还存在，当作公园似的游乐场所，他们好像不提倡宗教信仰。
问：他们对犯罪的人处罚怎样？
答：他们用说服，用分析的方法，问你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他们一定说服你，而且是真心的心服。比如在北京时，有一个人犯了公共交通规则，交通警察叫他，“喂，你过来站在这儿，等我们谈谈”，然后不理他，继续指挥交通，没有机会同他讲话；这个人等急了，对警察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警察说：“你等等！”警察又去指挥了，他的意思就是让他看看警察的忙碌；同时要让你等了不耐烦，又花费了两人谈论的时间，为此下次你就不要犯规了。
问：你对中国统一的看法怎样？
答：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中国能统一，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我所碰到的人都是这么想，我想大家都不反对国家必须统一的，要成一个现代的国家，绝对不能分开的，问题是一些人事问题，我们是希望和平的解决，在国内大家也都这么说希望能够很和平的解决。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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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ugust 20, 2009
著名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74年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原编者按：美籍中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普逊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何教授在题为《重访中国》的全体讨论会中担任主席，并作导论性发言。本文系何教授根据那一次发言，加以引伸而写成的文章，提供给本刊作首次发表。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彦博对宋神宗说： “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民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毫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前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咔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胀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惫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的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在实践上，享受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违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和工作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阶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曾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任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投资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的关键无一不系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偌大的中华民族已象“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的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削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民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德化”、“礼治”。最后分析起来，所谓的“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拥护，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起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象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邲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 “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庄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历。这种弥遍全国的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己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综合古今，楚庄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曾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还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而且往往是无偿的援助。
新中国是否真尊重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部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助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三千多万英亩）；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坡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办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或七百磅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实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道，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工业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过近十多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认为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参考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千万美元左右猛跃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射客机和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产量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之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加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五）结论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疾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本文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７！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芝加哥
此文原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后为中国大陆《参考消息》在1974年3月11日至15日转载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彦博对宋神宗说： “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民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毫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前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咔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胀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惫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的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但是，在实践上，享受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违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和工作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阶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曾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任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投资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的关键无一不系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偌大的中华民族已象“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的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削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民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德化”、“礼治”。最后分析起来，所谓的“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拥护，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起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象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邲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 “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庄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历。这种弥遍全国的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己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综合古今，楚庄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曾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还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而且往往是无偿的援助。
新中国是否真尊重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部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助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三千多万英亩）；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坡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办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或七百磅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实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道，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工业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过近十多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认为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参考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千万美元左右猛跃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射客机和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产量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之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加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五）结论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疾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本文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７！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芝加哥
此文原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三月号，后为中国大陆《参考消息》在1974年3月11日至15日转载
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杨振宁在1971年的演讲：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杨振宁
主持人的话
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
杨振宁讲话全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 “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堕胎方法比外国进步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在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闲时盖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上海约有三成妇女穿裙子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 ——即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还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笑声）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着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墙的房子里。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墙，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 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中国传统仍然存在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 “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着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着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着，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
问：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
答：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问：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
答：我相信你所说的“文化”是指艺术、音乐、戏剧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在中国，戏剧、音乐，都正在进行革命。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则是：假如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艺术。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这种概念。但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正需要全国一致努力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化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强调，是意料中事。现在，有几个剧本及交响乐曲已编写完毕，对中国的古老京剧、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胆的合并。我看过几个这样的戏，觉得中国的新京剧是非常有趣味的。在创作过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参加的。所有这些一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而结果是，所有中国观众对每一出戏都极为熟悉，他们可以立刻指出什么地方已有了改动。然后他们便在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要改动这个地方。那些改动可能是在内容方面，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演员的动作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地熟悉剧本，这使我感到惊奇。也许这种惊奇是不需要的。因为假如你在北京扭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这些新戏剧的演唱。戏剧数目大约有十二至十五个。它们不断地重复播放，你是一定会听到的。
也许另外一个回答你所提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在一个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写下，处于上海市中心，在我母亲的家里，我可以听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声音呢？时间是早上八点，据记忆所及，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笑声）这一组人走后，四周环境最突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撞击声，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笑声）这可能是人们在建造防空洞。因为在中国，这是十分重视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声音，我没法分辨出来。然后，我感到有点惊奇，我连续地听到以下的声音：我听到一个青年在练习小提琴。说不定他不是一个青年，但我认为是青年的可能性会较大。（笑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着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也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房子距离上海的一间音乐学院并不太远的关系。（笑声）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骑自行车时带着他们的小提琴。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问：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
答：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
答：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中国人是否知道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问：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答：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台湾和钓鱼台的问题
问：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因为我懂得汉字——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中国会不会接受美援
问：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附：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
（编者按：一九七三年七月间，杨振宁博士到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并会晤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个时的对谈，以下是对谈的纪录，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他说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上有些贡献。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分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了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广泛的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奋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特鲁茜.贺吉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是选定了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杨先生提了怎样的意见呢？
杨：我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的条件，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加速器需要几亿美元，现在造起来，可能并不适当。我只是提出，是否研究一下先进各国加速器设计的进展、特别是极低温装置，例如利用超传导的电磁石和共振器等等，看看这是否适合于建造，再作定期研究，我特别提到，请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建造重电离子加速器。
中村：重电离子加速器造价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杨：便宜是便宜，但虽然同是高能，却略有不同。不过，也能够研究新的部门。日本的筑波学园都市正在建设中的国立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在两年之后完成，可是，在完成的时候，各国已经根据同类加速器获得了新进展，所以，对于科学有新贡献方面，我想反而是从重电离子加速器方面进行研究是个“冷门”。
中村：谈到中国的研究系统，这次访华，访问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
杨：在北京访问了原子能研究所，北京、清华两个大学，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激光研究所等。与我的研究范围（基本粒子论）相同的第一线的人，我差不多都会到了。科学院自郭沫若院长开始，连同我的老师、副院长吴有训先生都会到了。吴先生过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A. H. 康普顿教授（一九二七年因发现康普顿效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之下，研究X光回折问题。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产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文革在过程之中有一部分是过了头的，要慢慢把它校正过来，大家都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加州大学（贝克里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教授（一九六八年因研究氢气泡箱及其数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等七位教授。艾尔维勒兹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艾尔维勒兹博士不是保守派吗？
杨：因为他属于鹰派，他所说的话，比我们这样的人更有说服力啊。（笑声）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有一个学生已经二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做了四年技工，他说，“现在坐在桌子前面念书，固然有不如从前的地方，相反，由于有了做工人的劳动经验，似乎可比从前更快地领会。”
中村：科学预算有多少？
杨：总数和百分比，我都不知道。但是，要说够，也可以说不够。我在美国也拿不到所希望的全部款项。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中国的场合，预算分配着重于协调和理解。在美国，一提出研究经费的要求，就有很厉害的竞争，不拨给经费的时候，并不说明不拨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如果不批准的话，就要讨论原因。因此，有关人士不仅获得启发，而且有了全面观点。
中村：从预算的使用效率这一观点来谈，国际合作情况如何？
杨：对于国际合作，也要从外交问题来看，中国是理想主义的，认为科学应为人类服务。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的。因此，听说也曾考虑到同CERN（欧洲共同核子研究所）协作。美中接近后，科学家交流也在增加来往。这一次，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也有三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长期、大量的正式交流，须要时间，几年之后大概会收到效果。青年一代的交流会大有增加的。
中村：关于日中科学交流呢？
杨：日本现在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先进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自然的、重要的科学交流伙伴。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你自己有没有回中国进行正式研究工作的计划呢？
杨：我在考虑，不久后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时，在中国过这一年。如果能对中国人民服务的话，长期居住也是一种可能性。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成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中村：这是要把各专业综合起来的，你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的研究，有很快的进步吗？
杨：高能物理学研究，比起其他专业，更加需要工业基础，特别是目前情况更加如此。过去，汤川博士和朝永博士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时代，稍微缺乏一些实践，也可能提出重要的理论。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此，中国的科学，大概在高能物理之外，也就是说，在其他专业上。会有更为迅速的进展。
（译自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杨振宁
主持人的话
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上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热烈鼓掌）
杨振宁讲话全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文革期间的混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 “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堕胎方法比外国进步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在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闲时盖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上海约有三成妇女穿裙子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 ——即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还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笑声）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着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墙的房子里。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墙，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 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中国传统仍然存在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 “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着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着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着，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
问：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
答：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问：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
答：我相信你所说的“文化”是指艺术、音乐、戏剧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在中国，戏剧、音乐，都正在进行革命。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则是：假如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艺术。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这种概念。但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正需要全国一致努力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化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强调，是意料中事。现在，有几个剧本及交响乐曲已编写完毕，对中国的古老京剧、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胆的合并。我看过几个这样的戏，觉得中国的新京剧是非常有趣味的。在创作过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参加的。所有这些一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而结果是，所有中国观众对每一出戏都极为熟悉，他们可以立刻指出什么地方已有了改动。然后他们便在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要改动这个地方。那些改动可能是在内容方面，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演员的动作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地熟悉剧本，这使我感到惊奇。也许这种惊奇是不需要的。因为假如你在北京扭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这些新戏剧的演唱。戏剧数目大约有十二至十五个。它们不断地重复播放，你是一定会听到的。
也许另外一个回答你所提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在一个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写下，处于上海市中心，在我母亲的家里，我可以听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声音呢？时间是早上八点，据记忆所及，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笑声）这一组人走后，四周环境最突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撞击声，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笑声）这可能是人们在建造防空洞。因为在中国，这是十分重视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声音，我没法分辨出来。然后，我感到有点惊奇，我连续地听到以下的声音：我听到一个青年在练习小提琴。说不定他不是一个青年，但我认为是青年的可能性会较大。（笑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着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也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房子距离上海的一间音乐学院并不太远的关系。（笑声）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骑自行车时带着他们的小提琴。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问：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
答：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
答：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中国人是否知道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问：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答：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台湾和钓鱼台的问题
问：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因为我懂得汉字——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中国会不会接受美援
问：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附：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
（编者按：一九七三年七月间，杨振宁博士到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并会晤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个时的对谈，以下是对谈的纪录，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中村：与毛主席的会见，情况如何？
杨：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谈了上下古今极有意义的话，甚至有幽默的话。
中村：主席有没有提到对中国科学的指导概念呢？
杨：主席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对于科学非常注意。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当然是如此的，不过，其中也有个人的关心。他说很高兴我在科学方面对世界上有些贡献。
中村：科学文献等等，主席也过目吗？
杨：造诣非常之深。对于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还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宇称的守恒，非守恒问题，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
中村：那不是学者之间最新讨论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可不是！如果可分，分了之后又有什么变化，这是我们还弄不清楚的难题。
中村：简单来说，主席对于中国科学的想法是怎样的？
杨：我只能凭印象来说。总而言之，主席对于在中国出生的我，能对世界物理学作出了贡献，很是高兴。而且，在主席的影响之下，中国按照理想主义来处理科学，希望它的成果能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常有人说，“中国科学比西方大约落后十年”，博士对于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呢？
杨：过去两年间，我曾四次、一共十四个星期访问中国，遍访了各地大学和研究所，这还是比较短的时间，谈不上正确评价。我如果把当场所得的印象提出来，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讲，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是，分别说起来，则各部门之间，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简言之，这是一个彼此牵连的问题。在广泛的所有部门之间，要有一个全面的迅速跃进，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之下，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着实令人吃惊。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世界第一个。
中村：中国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门，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杨：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三个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访问了其中一个——上海的生物化学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岛素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开始的，当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乱搞”，后来，在大跃进运动里，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比美国国立布鲁克赫奋研究所的成品时间早，纯度高，数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进展。我听英国牛津大学的特鲁茜.贺吉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决定生物化学物质的分子构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说，她在一九七二年访问中国时，把照片作了比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转过来以后，再重叠在一起，竟是几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于在电算机上运算难免的事，可以说是在正常误差之内的完全一致的结果。听说日本在这方面也在进行研究，但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中村：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电算机有了相当进展的证据。
杨：因为时间不够，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事情的确是如此的。简单说来，中国在目前阶段，不得不是选定了最优先的部门，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在这些方面。
中村：在其他部门，例如高能物理学，怎样呢？
杨：还落后。现在的情形是没有超大型加速器，虽然有专家，也远没有日本这么多。我也曾经被征求意见，有没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话，应该造哪一类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一个十三人高能物理学专家调查团自六月访美，我在访华期间同调查团的人见面谈过，高能物理学已经被重视为物理学最尖端的部门，可是实验方面，很费钱的。
中村：杨先生提了怎样的意见呢？
杨：我因为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资源的条件，提不出具体意见。不过，加速器需要几亿美元，现在造起来，可能并不适当。我只是提出，是否研究一下先进各国加速器设计的进展、特别是极低温装置，例如利用超传导的电磁石和共振器等等，看看这是否适合于建造，再作定期研究，我特别提到，请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建造重电离子加速器。
中村：重电离子加速器造价是比较便宜一些的。
杨：便宜是便宜，但虽然同是高能，却略有不同。不过，也能够研究新的部门。日本的筑波学园都市正在建设中的国立高能物理学研究所，在两年之后完成，可是，在完成的时候，各国已经根据同类加速器获得了新进展，所以，对于科学有新贡献方面，我想反而是从重电离子加速器方面进行研究是个“冷门”。
中村：谈到中国的研究系统，这次访华，访问了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人？
杨：在北京访问了原子能研究所，北京、清华两个大学，在上海访问了复旦大学、原子核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激光研究所等。与我的研究范围（基本粒子论）相同的第一线的人，我差不多都会到了。科学院自郭沫若院长开始，连同我的老师、副院长吴有训先生都会到了。吴先生过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A. H. 康普顿教授（一九二七年因发现康普顿效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之下，研究X光回折问题。
中村：从现在来总结，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呢？
杨：我认为好坏两方面的影响都有。首先谈坏的方面，例如清华大学现在的学生只有定额的四分之三。由于文革的关系，新生入学中断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告恢复。也就是说，这几年来空白的影响，会在将来显出来。科学技术文献的发行也中断了几年。反过来说，好的影响则是文革使中国的社会产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朝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在理想主义的原理下出现的真正的中国而贡献一切。我所会到的中国科学界的人士，每一个都说，“文革是必要的”。文革在过程之中有一部分是过了头的，要慢慢把它校正过来，大家都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村：访问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间，也有这样看法的人。
杨：不错，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里，遇见美国加州大学（贝克里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教授（一九六八年因研究氢气泡箱及其数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等七位教授。艾尔维勒兹教授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个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中村：艾尔维勒兹博士不是保守派吗？
杨：因为他属于鹰派，他所说的话，比我们这样的人更有说服力啊。（笑声）
中村：中国专攻科学的学生，质量如何？
杨：学习要求特别强烈。比美国和文革前的学生，年纪稍微大一些，但是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而且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有一个学生已经二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做了四年技工，他说，“现在坐在桌子前面念书，固然有不如从前的地方，相反，由于有了做工人的劳动经验，似乎可比从前更快地领会。”
中村：科学预算有多少？
杨：总数和百分比，我都不知道。但是，要说够，也可以说不够。我在美国也拿不到所希望的全部款项。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中国的场合，预算分配着重于协调和理解。在美国，一提出研究经费的要求，就有很厉害的竞争，不拨给经费的时候，并不说明不拨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如果不批准的话，就要讨论原因。因此，有关人士不仅获得启发，而且有了全面观点。
中村：从预算的使用效率这一观点来谈，国际合作情况如何？
杨：对于国际合作，也要从外交问题来看，中国是理想主义的，认为科学应为人类服务。也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的。因此，听说也曾考虑到同CERN（欧洲共同核子研究所）协作。美中接近后，科学家交流也在增加来往。这一次，在东京举行的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也有三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长期、大量的正式交流，须要时间，几年之后大概会收到效果。青年一代的交流会大有增加的。
中村：关于日中科学交流呢？
杨：日本现在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先进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自然的、重要的科学交流伙伴。
中村：听说科学家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行得很彻底。
杨：在访问长沙铁道工业大学时，听一位教授说，在农村收获时，全家人都到农村去住，帮助收获。与重视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中国比起来，新中国有了很大变化。而且理论与实践并重，大家都在仔细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国以至对于人类作出贡献。
中村：你自己有没有回中国进行正式研究工作的计划呢？
杨：我在考虑，不久后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时，在中国过这一年。如果能对中国人民服务的话，长期居住也是一种可能性。
中村：中国科学今后展望如何，会不会成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等等，就已经是很好的奖金候选人了。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科学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国家很大，人才众多。上了工业化的轨道之后，科学的才能会逐渐开花结果的。
中村：这是要把各专业综合起来的，你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的研究，有很快的进步吗？
杨：高能物理学研究，比起其他专业，更加需要工业基础，特别是目前情况更加如此。过去，汤川博士和朝永博士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时代，稍微缺乏一些实践，也可能提出重要的理论。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此，中国的科学，大概在高能物理之外，也就是说，在其他专业上。会有更为迅速的进展。
（译自日本《读卖新闻》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Tuesday, August 18, 2009
质疑：为什么中国绝大多数水库还是30年前修的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2/10/gb2312_28582.html
农业部的信息显示,截至2009年2月6日,河南、安徽、山东等主产区小麦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有632万亩出现点片死苗现象。另外,有393万人、194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被荒废和被“遗忘”。
有篇谈我国水利发展的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数据:“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 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那个年代,农田由人民公社和村大队统一管理,灌溉系统也都有村集体统一负责,由村安排专人负责从大河支流用机械设备抽取水,经过灌溉系统小渠流向各村田里。村里面的河流和池塘每年在冬天也都由村集体安排将河塘里的水先抽干再将淤泥弄出,这便于清理河床以便多蓄水、蓄净水。
“ 分田单干”后,单户家庭的积极性被激活,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属于政府承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工作,也随之“分”下来。于是,由于单户家庭没有实力、村集体名存实亡,导致现存的灌溉系统出现问题或荒废、灌溉能力大大减弱。其结果便是,一度建立起来的发达的灌溉系统和各村河流水塘不少被荒废,河流水塘积满淤泥,广大农村原本清澈的深河清水变成死水浅水臭水沟,不仅威胁到农田灌溉,也威胁到当地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当前的大干旱,导致全国农村大面积农作物和人蓄饮水困难,虽有天灾原因,但也反映了目前农村政策方面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 此次大干旱也是一个契机,应抓住机会,亡羊补牢,尽快堵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的“漏洞”。目前,中央已经决定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令人期待。
徐开彬（旅美学者）
农业部的信息显示,截至2009年2月6日,河南、安徽、山东等主产区小麦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有632万亩出现点片死苗现象。另外,有393万人、194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被荒废和被“遗忘”。
有篇谈我国水利发展的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数据:“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 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那个年代,农田由人民公社和村大队统一管理,灌溉系统也都有村集体统一负责,由村安排专人负责从大河支流用机械设备抽取水,经过灌溉系统小渠流向各村田里。村里面的河流和池塘每年在冬天也都由村集体安排将河塘里的水先抽干再将淤泥弄出,这便于清理河床以便多蓄水、蓄净水。
“ 分田单干”后,单户家庭的积极性被激活,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属于政府承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工作,也随之“分”下来。于是,由于单户家庭没有实力、村集体名存实亡,导致现存的灌溉系统出现问题或荒废、灌溉能力大大减弱。其结果便是,一度建立起来的发达的灌溉系统和各村河流水塘不少被荒废,河流水塘积满淤泥,广大农村原本清澈的深河清水变成死水浅水臭水沟,不仅威胁到农田灌溉,也威胁到当地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当前的大干旱,导致全国农村大面积农作物和人蓄饮水困难,虽有天灾原因,但也反映了目前农村政策方面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 此次大干旱也是一个契机,应抓住机会,亡羊补牢,尽快堵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的“漏洞”。目前,中央已经决定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令人期待。
徐开彬（旅美学者）
文革期间美国固态物理代表团访问中国后的报告：中国的固态物理研究现状
事实上涉及了很多学科。也总结了文革前后中国在科学研究上的变化。美国同行的评价是：中国在短时间进步很大，和美国的距离只有5年。那是1974年左右的事情。值得一看。
也有专门章节介绍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变化。比以前更注重科学研究和生产的结合。注重经济上的效益。也说了那时大学的招生情况。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去看看吧！！！
也有专门章节介绍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变化。比以前更注重科学研究和生产的结合。注重经济上的效益。也说了那时大学的招生情况。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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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 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 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 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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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博文：我眼里的毛泽东
来源：李敖博客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着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着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着《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着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着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着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着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着《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着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着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着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Sunday, August 16, 2009
生产队年代：怀念儿时的故乡
来源：快乐的南瓜头的BLOG
南瓜生的晚，还是赶上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取消的年代。记得小时候的作业本上总是写着：XX公社XX大队XX小学X年级。现在的很多书报里都说那个时代多么的落后，可在南瓜的记忆里,倒是美好的东西居多。
生产
一个几百人的村子分成了几个生产小队，我们所在的是二队。队长是社员直接选举出来的比较有威望、干活利落、处事公平的人。遇到有活要干，队长就到水井边上敲一口古旧的铁种，并扯着嗓子喊：“社员们全到北边井台上集合了！”大家于是就抗着家伙前去听队长布置。等工作结束后，队长根据各家出勤人数和劳动表现在一个《工分册》上记下你今天整到几分，年底根据册上记载，给各户分红。分红就是除了粮食和其他有些直接分配的必须品之外的现金。记得有一年我家总共分红分到90多元。
生产队的工作无非是耕种，修路修渠等。有一年九月初八在岗上刨红薯我印象最深。爷爷看着刨出的大红薯说：这年月的红薯长转种了（变异了），越长越小，大跃进时那红薯真长得大啊，一个象枕头，一家人一顿吃不完一个。正说着天忽然阴下来下起了大冰雹，一地人扔下工具四散奔逃，爷爷和妈妈把我和弟弟弄到排子车（一种比较大的手推车）上用荆笆围了门洞式的大拱，再拿衣服盖了上去。当时我和弟弟在冷冷的天气里抱成一团躲在这个“门洞”下，感觉好温馨啊。弄好孩子们了，大人才钻到车下或者顶起挎筐挡冰雹。雨过天晴那些水鸡似的大人憨笑着，互相打趣着又开始上手干活。傍晚时一路的排子车把新鲜的红薯拉到地泵上过秤，每家分一些，剩下的交给生产队。过不多久各家各户就传出香喷喷的烤红薯味道......
饲养院
生产队的大农具和牲口一般都集中在饲养院里。那里还有牲口的草料，每个牲口固定一个石槽。农闲时牲口没事做就爱啃啃石槽。所以老家有句骂人家没事吓折腾的话叫“你闲得啃槽啊！”
饲养院还有一个小屋专门放棉花籽做的饼子，可能又能给牲口吃，又能做肥料。经常有好多小孩偷偷进去偷吃花籽饼，我也参加过，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个屋子里晚上经常会麻雀来住。有一次二大爷一家从空军部队回来探亲，堂哥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那屋子里抓了不少麻雀，干炸来吃还挺香的。
也不知道怎么的，记忆中毛主席逝世那年，我好象被大人抱着在这个饲养院的一间大屋子看的电影（记录片）开追悼会。当时一宣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这个屋子里一片啜泣之声，热泪在那些淳朴沧桑的脸郏上流淌着。我一个小孩子竟然也在心底感叹：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
果园
生产队的果园和菜园在一起，是和耕地分开的，专门由几个爷爷管理，我爷爷便是其中之一。果园是我最爱玩的地方。春天里，桃花盛开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早就迫不及待地钻进果园的篱笆，爬上矮矮的桃枝上荡秋千了。桃花映衬下，小伙伴们个个都显得阳光灿烂的，那画面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偶然间会有一两只早来的蜜蜂蝴蝶飞过，大家一阵狂追和嬉笑。临走时还不忘折一两枝没有开放的骨朵，回家插到水瓶里天天换水一直养到繁华散尽，燕子飞来的时候。
那时的农村比现在有更多的春天气息。前些年回去时，果园早不在了，被盖了房子。偶然有几家有果园的也都是私人的，不许孩子们进去玩耍。
果园下种的是蔬菜和甜瓜西瓜等，全是给社员自用的。每到瓜果成熟，爷爷就会在井台敲钟让大家去取那些一堆堆早码好了的果菜。爷爷经常会在这时才从我们家的一堆里挑一个红艳欲滴的鲜桃，用刚打出来的清凉甘甜的井水给我和弟弟洗了吃，那桃子是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还有一种蔬菜似乎除了在老家吃过外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叫君打（音）。大大的绿叶象菠菜放大了好多倍。热水抄一下切成小段，拌些蒜蓉、老醋和香油，在初夏的槐树荫下吃起来十分爽口。来美国后倒是见到一种红色的样子和这个很像的菜。不过那颜色怪怪的，从来没有想尝一下什么味道。
打谷场（阳平音）
打谷场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玩的地方之一。生产队收获的东西都要堆到场上晾晒、脱粒、风选，最后把麦秸等堆成山一样高。
收获的打谷场是一个热闹的舞台，牲口或者小拖拉机拉着青石碌碡在晒干的庄稼上划着圈轧着。有时为了省个人手，小拖拉机都不用人驾驶的，把方向打到一边固定好，司机就跳下来了。无人驾驶的小拖拉机轧来轧去，大家笑着躲着。从来也没有见谁出过事故。
轧好的秸杆和谷物都脱离了，大家用竹耙子把秸杆搂走，就开始扬场。其实就是风选：让谷物和麸子在风中分开。所以，扬场的人大多要带口罩和一个盖住领口的套头帽子顶着风扬效果最好。那个有节奏的画面也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
中国发展了5000年的农业经济已经是一个最完美的经济体了：环保、没有一点浪费。比如玉米。秸杆切成了饲料喂牲口，玉米成了粮食，玉米轴还做为燃料烧火用，玉米皮也不浪费，被编成蒲团、椅垫、篮子等各种家用品。这些平实的东西里有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与自然相处的那种从容。麦子也是，小麦作成面粉，麸子作成饲料喂猪喂鸡，麦秸有三个用途：造农家肥，引火作饭，加到黄泥里做纤维托坯盖房子。现代又有一个用途：造纸。
那些山一样高的麦秸垛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战场。每当一个电影演完后，我们都要模仿电影重新来一遍，因为岁数小，我经常受气：要么演反面角色，要么演被人家一枪打死的群众。有时大家也在那些秫秸垛里玩青纱帐一样的捉迷藏。轮到我藏时往往被人家一把推倒外面的秫秸埋在其中，要么轮到我找时大家都偷偷跑回家了，只有我还傻傻的找啊找，直到妈妈喊我回家吃饭。因此小学学到《诺言》一篇课文时，看到那个在游戏中站岗不回家的孩子，还曾经感动的热泪盈眶。
合作医疗社
妈妈是个赤脚医生，和其他两三个人一起负责着生产队的合作医疗社的运做。谁有了病痛，老婆要生孩子了都会来找我妈妈他们。
当时的诊所安在一个财主的大院子里。药房里有许多西药的瓶瓶罐罐和中药的小抽屉象铜钱一样在四个方向上写着药名。那时好象也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因为看病似乎是不要什么钱的。谁来了大家一样热心。大半夜出去给人接生也就是吃人家个红鸡蛋。妈妈在我心中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不止是她的热心和医术，更有她临危那种镇定和冷静。
赤脚医生也许不如大医院医生有名，但他们是卫校培训学习后，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分科室和专业，什么病人都要从头全面考虑。所以他们想问题我认为至少比大医院那些医生要更完整。妈妈手中接生过的孩子不计其数，治过的病人也不计其数，还没有哪个人投诉过她或抱怨过她，都说她是个大好人！是啊，那些勤恳的赤脚医生们可是24小时365天随叫随到，没有节假日，没有红包，没有奖金。支撑他们认真工作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妈妈药箱上那几个字：为人民服务！
记得合作医疗社还在我们小学下面的沟里种过一片菊花。秋高气爽的时候，妈妈到我们班里动员小学生给摘菊花。小伙伴们一听可以半天不上学，乐得不可开交。那也许是最愉快的工作之一了：满地芬芳，杭白菊清新的味道让人觉得天更蓝，云更高，到处是欢声笑语。一不小心绊倒在地上一点都不疼，软软的菊花象床垫一样压在身下，蝴蝶从头上飞过，天就剩下头顶上一块，感觉生命真美好。采完菊花后，生产队还会给我们每个小朋友一套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做为答谢。现在一听到“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脑海中就浮现出菊花地里小伙伴们的影子。
露天电影
生产队时代的美好大多消失了，只有露天电影这一文化活动仍然在运行。满囤哥是我们村的电影放映员，有了他那个年代似乎一点都不缺少文化生活一样。
每当他带着个片箱子回到村里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们都会欢天喜地地跟着跑到他家追问是什么片子，什么时候挂帐子（拉起银幕）。夜色来临时全村人都陆续聚到学校操场上了，我也和家人背着板凳，批着爷爷的一个羊皮大袄，兜里装些炒花生找个地方坐下。天寒地冻中把自己缩在羊皮袄中剥花生吃、从缝隙里看着电影的感觉让我从小对幸福有一种非常质朴的理解。
电影在正片前面往往都有个科教的加片。那个年代，恐怕满囤哥都不知道我一个农村孩子从电影里学到多少狭小的世界里没有的知识。顺便感谢他一下，给我幼小的世界曾经开过一扇窗户的人。
小时侯记忆之所以那么美好，我想除了无忧无虑这个因素外，很重要的另一点是：生产队是集体行动的，人有社会性。当时真的感觉大家象一个大家庭，一起劳动，一起休息。那个时代路有人修，渠有人挖，病有人治。
等到81年忽然实行联产承包后，生产队饲养院里的东西都被抓阄分掉了，那些牲口被牵到了各自家中，一个大院子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井台上的大钟再也没有响过了，渐渐被雨水淋得长满铁锈，在一个大风的夜晚被刮到了地上；地里和场里再也看不到成群劳动的人了而是各自守着一块块小小的地种着不同的庄稼，往日那些大片的油菜花和菊花地都不见了，大地开始变得班驳参差；泥泞的路越来越难走也没有人修；村民间多了口角......我感到往日的农村已经渐渐走远，和我美好的童年一起消失在了尘埃之中......
南瓜生的晚，还是赶上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没有取消的年代。记得小时候的作业本上总是写着：XX公社XX大队XX小学X年级。现在的很多书报里都说那个时代多么的落后，可在南瓜的记忆里,倒是美好的东西居多。
生产
一个几百人的村子分成了几个生产小队，我们所在的是二队。队长是社员直接选举出来的比较有威望、干活利落、处事公平的人。遇到有活要干，队长就到水井边上敲一口古旧的铁种，并扯着嗓子喊：“社员们全到北边井台上集合了！”大家于是就抗着家伙前去听队长布置。等工作结束后，队长根据各家出勤人数和劳动表现在一个《工分册》上记下你今天整到几分，年底根据册上记载，给各户分红。分红就是除了粮食和其他有些直接分配的必须品之外的现金。记得有一年我家总共分红分到90多元。
生产队的工作无非是耕种，修路修渠等。有一年九月初八在岗上刨红薯我印象最深。爷爷看着刨出的大红薯说：这年月的红薯长转种了（变异了），越长越小，大跃进时那红薯真长得大啊，一个象枕头，一家人一顿吃不完一个。正说着天忽然阴下来下起了大冰雹，一地人扔下工具四散奔逃，爷爷和妈妈把我和弟弟弄到排子车（一种比较大的手推车）上用荆笆围了门洞式的大拱，再拿衣服盖了上去。当时我和弟弟在冷冷的天气里抱成一团躲在这个“门洞”下，感觉好温馨啊。弄好孩子们了，大人才钻到车下或者顶起挎筐挡冰雹。雨过天晴那些水鸡似的大人憨笑着，互相打趣着又开始上手干活。傍晚时一路的排子车把新鲜的红薯拉到地泵上过秤，每家分一些，剩下的交给生产队。过不多久各家各户就传出香喷喷的烤红薯味道......
饲养院
生产队的大农具和牲口一般都集中在饲养院里。那里还有牲口的草料，每个牲口固定一个石槽。农闲时牲口没事做就爱啃啃石槽。所以老家有句骂人家没事吓折腾的话叫“你闲得啃槽啊！”
饲养院还有一个小屋专门放棉花籽做的饼子，可能又能给牲口吃，又能做肥料。经常有好多小孩偷偷进去偷吃花籽饼，我也参加过，觉得还挺好吃的。这个屋子里晚上经常会麻雀来住。有一次二大爷一家从空军部队回来探亲，堂哥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那屋子里抓了不少麻雀，干炸来吃还挺香的。
也不知道怎么的，记忆中毛主席逝世那年，我好象被大人抱着在这个饲养院的一间大屋子看的电影（记录片）开追悼会。当时一宣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这个屋子里一片啜泣之声，热泪在那些淳朴沧桑的脸郏上流淌着。我一个小孩子竟然也在心底感叹：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
果园
生产队的果园和菜园在一起，是和耕地分开的，专门由几个爷爷管理，我爷爷便是其中之一。果园是我最爱玩的地方。春天里，桃花盛开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早就迫不及待地钻进果园的篱笆，爬上矮矮的桃枝上荡秋千了。桃花映衬下，小伙伴们个个都显得阳光灿烂的，那画面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偶然间会有一两只早来的蜜蜂蝴蝶飞过，大家一阵狂追和嬉笑。临走时还不忘折一两枝没有开放的骨朵，回家插到水瓶里天天换水一直养到繁华散尽，燕子飞来的时候。
那时的农村比现在有更多的春天气息。前些年回去时，果园早不在了，被盖了房子。偶然有几家有果园的也都是私人的，不许孩子们进去玩耍。
果园下种的是蔬菜和甜瓜西瓜等，全是给社员自用的。每到瓜果成熟，爷爷就会在井台敲钟让大家去取那些一堆堆早码好了的果菜。爷爷经常会在这时才从我们家的一堆里挑一个红艳欲滴的鲜桃，用刚打出来的清凉甘甜的井水给我和弟弟洗了吃，那桃子是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吃到过的味道。
还有一种蔬菜似乎除了在老家吃过外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叫君打（音）。大大的绿叶象菠菜放大了好多倍。热水抄一下切成小段，拌些蒜蓉、老醋和香油，在初夏的槐树荫下吃起来十分爽口。来美国后倒是见到一种红色的样子和这个很像的菜。不过那颜色怪怪的，从来没有想尝一下什么味道。
打谷场（阳平音）
打谷场是我和小伙伴们最爱玩的地方之一。生产队收获的东西都要堆到场上晾晒、脱粒、风选，最后把麦秸等堆成山一样高。
收获的打谷场是一个热闹的舞台，牲口或者小拖拉机拉着青石碌碡在晒干的庄稼上划着圈轧着。有时为了省个人手，小拖拉机都不用人驾驶的，把方向打到一边固定好，司机就跳下来了。无人驾驶的小拖拉机轧来轧去，大家笑着躲着。从来也没有见谁出过事故。
轧好的秸杆和谷物都脱离了，大家用竹耙子把秸杆搂走，就开始扬场。其实就是风选：让谷物和麸子在风中分开。所以，扬场的人大多要带口罩和一个盖住领口的套头帽子顶着风扬效果最好。那个有节奏的画面也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
中国发展了5000年的农业经济已经是一个最完美的经济体了：环保、没有一点浪费。比如玉米。秸杆切成了饲料喂牲口，玉米成了粮食，玉米轴还做为燃料烧火用，玉米皮也不浪费，被编成蒲团、椅垫、篮子等各种家用品。这些平实的东西里有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与自然相处的那种从容。麦子也是，小麦作成面粉，麸子作成饲料喂猪喂鸡，麦秸有三个用途：造农家肥，引火作饭，加到黄泥里做纤维托坯盖房子。现代又有一个用途：造纸。
那些山一样高的麦秸垛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战场。每当一个电影演完后，我们都要模仿电影重新来一遍，因为岁数小，我经常受气：要么演反面角色，要么演被人家一枪打死的群众。有时大家也在那些秫秸垛里玩青纱帐一样的捉迷藏。轮到我藏时往往被人家一把推倒外面的秫秸埋在其中，要么轮到我找时大家都偷偷跑回家了，只有我还傻傻的找啊找，直到妈妈喊我回家吃饭。因此小学学到《诺言》一篇课文时，看到那个在游戏中站岗不回家的孩子，还曾经感动的热泪盈眶。
合作医疗社
妈妈是个赤脚医生，和其他两三个人一起负责着生产队的合作医疗社的运做。谁有了病痛，老婆要生孩子了都会来找我妈妈他们。
当时的诊所安在一个财主的大院子里。药房里有许多西药的瓶瓶罐罐和中药的小抽屉象铜钱一样在四个方向上写着药名。那时好象也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因为看病似乎是不要什么钱的。谁来了大家一样热心。大半夜出去给人接生也就是吃人家个红鸡蛋。妈妈在我心中是个非常伟大的女性，不止是她的热心和医术，更有她临危那种镇定和冷静。
赤脚医生也许不如大医院医生有名，但他们是卫校培训学习后，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分科室和专业，什么病人都要从头全面考虑。所以他们想问题我认为至少比大医院那些医生要更完整。妈妈手中接生过的孩子不计其数，治过的病人也不计其数，还没有哪个人投诉过她或抱怨过她，都说她是个大好人！是啊，那些勤恳的赤脚医生们可是24小时365天随叫随到，没有节假日，没有红包，没有奖金。支撑他们认真工作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妈妈药箱上那几个字：为人民服务！
记得合作医疗社还在我们小学下面的沟里种过一片菊花。秋高气爽的时候，妈妈到我们班里动员小学生给摘菊花。小伙伴们一听可以半天不上学，乐得不可开交。那也许是最愉快的工作之一了：满地芬芳，杭白菊清新的味道让人觉得天更蓝，云更高，到处是欢声笑语。一不小心绊倒在地上一点都不疼，软软的菊花象床垫一样压在身下，蝴蝶从头上飞过，天就剩下头顶上一块，感觉生命真美好。采完菊花后，生产队还会给我们每个小朋友一套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做为答谢。现在一听到“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歌，脑海中就浮现出菊花地里小伙伴们的影子。
露天电影
生产队时代的美好大多消失了，只有露天电影这一文化活动仍然在运行。满囤哥是我们村的电影放映员，有了他那个年代似乎一点都不缺少文化生活一样。
每当他带着个片箱子回到村里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们都会欢天喜地地跟着跑到他家追问是什么片子，什么时候挂帐子（拉起银幕）。夜色来临时全村人都陆续聚到学校操场上了，我也和家人背着板凳，批着爷爷的一个羊皮大袄，兜里装些炒花生找个地方坐下。天寒地冻中把自己缩在羊皮袄中剥花生吃、从缝隙里看着电影的感觉让我从小对幸福有一种非常质朴的理解。
电影在正片前面往往都有个科教的加片。那个年代，恐怕满囤哥都不知道我一个农村孩子从电影里学到多少狭小的世界里没有的知识。顺便感谢他一下，给我幼小的世界曾经开过一扇窗户的人。
小时侯记忆之所以那么美好，我想除了无忧无虑这个因素外，很重要的另一点是：生产队是集体行动的，人有社会性。当时真的感觉大家象一个大家庭，一起劳动，一起休息。那个时代路有人修，渠有人挖，病有人治。
等到81年忽然实行联产承包后，生产队饲养院里的东西都被抓阄分掉了，那些牲口被牵到了各自家中，一个大院子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井台上的大钟再也没有响过了，渐渐被雨水淋得长满铁锈，在一个大风的夜晚被刮到了地上；地里和场里再也看不到成群劳动的人了而是各自守着一块块小小的地种着不同的庄稼，往日那些大片的油菜花和菊花地都不见了，大地开始变得班驳参差；泥泞的路越来越难走也没有人修；村民间多了口角......我感到往日的农村已经渐渐走远，和我美好的童年一起消失在了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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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吴瑾琛：在中国旅行的观感
看看历史上外面是怎样看那段历史的，不要被别人轻易骗了。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十一月号刊登美籍物理学教授吴瑾琛所写《在中国旅行的观感》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前言
我于六月十七日搭乘京广线的特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再转赴深圳出境，结束了我在祖国一共三十多天的旅行。虽然我正式出境的日期是六月十九日，可是，实在来说，我返国之行十七日就终结了。因为从离开北京到深圳途中，在广州车站上仅停留了一小时而已。由于这个缘故，在火车开出北京车站的刹那，我就感到了一种离别的情绪。火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离开北京愈来愈远，车外黄昏的景色更加深了落寞的心情。回想一个多月来，在祖国的参观访问是何等快乐而难以忘怀，盛筵将散，不胜依依。于是决定也提笔写点自己对这次赴国见闻的观感。
离别祖国二十多年了。二十五年前的旧中国的境况仍然很清楚地在我的回忆中；那时的中国是一片紊乱，政府官员的无能与贪污，再加上“金圆券”事件的恶劣后果，使得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得国家民族几乎陷于永劫不复的情况。今天回到新中国来亲眼看到的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人民生活俭朴，大家安居乐业，勤俭建国。到处都是欣欣向荣地充满了朝气。今昔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凡是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中国人都感到为今天的新中国骄傲。别的不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列强与帝国主义者敢欺侮的了。记得在我离开美国的前几天（时在五月初旬），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充满恐吓性的“最后通牒”，要迫使中国释放被捕的直升机驾驶人员（该机是在中国新疆境内执行间谍任务时被中国捕获的）。当时在美国的朋友与同事中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释放那些苏联人员及飞机，另一种看法是可能会有战争爆发。所以这些朋友好意地劝我对回国之行延后几星期看看再说。当时我就一笑置之。原因是这些朋友们的看法都不对。前者的看法是对中国政府的作风与原则缺乏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不会接受恐吓而任人欺侮的；后者的看法显然是对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够了解，他们一向以恐吓为手段，其实色厉内荏，自己作贼心虚。因此我的预言是“中国既不会放人，苏联亦不敢开战”。我仍然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在五月十日动身去中国。结果果然与我预料的一样。这些话并不是马后炮，至少有好几位朋友可以作证。而且自己也是的确是按原来预定的日期到达中国的。
我在国内的旅行包括探亲、游览、参观、访问及学术活动；因此，接触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我不拟作游记式的报道，仅仅把自己在总结各方面的观察后的观感分成几个短章来谈谈。我承认在中国的时间有限，所看到的也许不够广泛，可是我要谈的大都是根据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而产生的感想。认真不苟，不肯马虎在美国，在欧洲，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国来的外交官员，我当时就感到他们工作认真，态度谦虚；不过我并未感到惊奇，因为我想这些外交人员是国家的精萃，自然与众不同。可是这次回国后就立刻感觉到，在国内，大家做事都是普遍地认真负责。在这一方面的例子是数不清的。譬如说，一进入深圳就看到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旅客在通过海关检查后，有一大布袋的物品交铁路直接运往目的地；负责收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缴费手续完成后，这位旅客突然想起了袋中有几件物品必需取出随身携带。他感到很歉疚，所以建议虽然重量轻了，可是他仍旧愿意支付原来的运费，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这位女同志则一定要重新称过重量，并退还一部分已缴的运费。那位旅客则认为不必多此一举，马马虎虎就算了；那位女同志则坚持不能马虎。我在旁边看了，心中有很深的感慨，事情虽小，可是意义极深，在旧中国，多少的毛病就出在“差不多，马马虎虎就算了”这句话上。
在中国我访问了好几所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因此有机会与很多位科学研究工作者交谈。从这些谈话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对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有一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报告时有几张幻灯片放映时不够清楚。那天讲完了因为有别的事，我离开得很匆促，所以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是事后与会的听众特地来向我借那些幻灯片回去作仔细的观察。这件事虽然很小，可是从许多类似的小事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工作者脚踏实地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海外许多人做事华而不实，只会抄袭与仿效别人的东西，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这些人实在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好好学学。
在国内与我相处最久的是一位从北京中国旅行社总社来广州接我的王同志。在中国旅行的三十多天中他为我安排旅程、解决问题、非常辛苦。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负责认真，王同志为人谦虚诚实，细心周到。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干部。他学识丰富，我每有问题他总给我解答，使我对新中国的事物与实况能有更深切的了解。在国内我参观访问了六个城市，在每一个城市遇到的接待同志都是办事认真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我钦佩的是他们的工作精神与诚朴的态度。他们不说夸张与阿谀的话，无论做事说话都是实实在在，一丝不苟。
很自然地，在我心头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认真负责是如此普遍的一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家工作的动机是名利。有些人努力工作，无非是从名利的出发点而努力的。换句话说，主要是为个人的事业功名。而现在国内大家对金钱财富的价值都看得很淡；并且对“出风头”与“成名”的想法也是为大家所不取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认真努力工作，并且有高度的责任感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是应当归功于思想教育的成功与社会制度的优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生观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因此大家变得很自私，名利之心往往非常重，真正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变得很浅薄。许多人投机取巧，轻公重私，也是这个缘故。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有正确的世界观，每个人都是如我所说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果真如此，就不需要思想教育了。我说的是一般情况而已。事实上，只要仔细想想，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就是“认真”。这一点，从过去多少年中的作为与作风，就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诸如对边疆问题与国家统一的立场与原则，以及对政策的执行与贯彻，都是极其显而易见的。总之，在这三十多天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认真的精神，普遍地存在在今天中国的每一阶层，每一专业。
记得在南京时，有一天，漫步于长江大桥上，，眼看着这雄伟壮丽的建筑，俯视浩浩荡荡、东流的江水，有说不出的激动。大桥的工程，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克服困难的能力。大桥屹立的气势，象征着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晨光里，嘹亮雄壮的音乐，更是使我感到满怀豪情，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自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被解放以前，由于不平等条约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于当时中国执政者的无能，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蹂躏；国家沦于半殖民地甚至都不如的地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丧失殆尽、崇洋媚外之风气比比皆是，使有志之士痛心疾首。可是，今天我回到新中国，发现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无论政治、经济、国防都是不受外国列强的控制与要挟，真正地做到了确确实实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把垂死的中国救活了，而且茁长强大，一日千里。这种丰功伟业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在历史上将永远留下光辉的记录。
许多人把建设的定义看得很简单，好像多造几座漂亮的高楼大厦，多造几座桥梁及水坝就算是建设。事实上，我们要把问题看得深刻一点，我们应该问问，高楼大厦是造来做什么用的？桥梁水坝是借了多少外债、用了多少外国材料造的？是否依靠了外国人的“援助”？有多少的建设是为了广大贫苦群众所设想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深深地思考的。有了这一点设想，我们对新中国今天的建设成果，会觉得更有意义，更不平凡。
总之，真正的建设是不应该借外债及依靠外援来完成的。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建设，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及智慧来完成的。换言之，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进行的，从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变到今天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坚苦卓绝的奋斗的。这种奋斗，除了广大人民的勤俭建国的精神及坚定意志以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领导政策与原则。从各处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而且的的确确为贫苦的劳动人民谋福利。试想，哪个超级大国，希望中国真正独立？哪个国家借钱给中国而没有经济侵略的野心？在海外有些人在开门揖盗与引狼入室的情形下谈建设，无疑是自欺欺人，误国殃民之举。
在中国参观了不少工厂设备，小的如半导体街道工厂，大的如北京的通用机械厂，南京的汽车制造厂及石油化工厂。此外，也看了不少科技研究单位及建设成果。我的结论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与勤俭建国，今天的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及技术工人，已经几乎是无所不能了。当然，论质量，可能与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迈进。
回想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是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非但如此，几乎每样工业用品及零件都要依靠外国进口。现在呢？二十多年来，列强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与孤立，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凭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了新的局面与惊人的成果。当然，其间经过了长期的血汗耕耘与艰苦奋斗，才得到了今天的成绩。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与豪情，实在令人佩服。更难得的是，即使今天的成果已经使世界各国侧目，可是，我在国内发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非但不骄不傲，而且相反的，处处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态度；对已经得到的成果，绝不自满，要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气度，这种胸襟，是何等难得。身残志坚，遍地英雄记得有一位接待同志曾对我说：“今天在中国，大家虽然做着不同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一齐向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迈进。”也许在海外有些人听了会感到这是官样文章。可是在国内，我听了这话就有极为深刻的感受，肯定地觉得这是再实在不过的写照，在今天的新中国，这种壮志豪情，比比皆是。
有多少次，我在参观访问的时候，心里都这么想：假如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当我看到中国人民这种努力工作、大力生产建设的情景，心头也许会感到无限的惧怕。怕的是中国人民这种冲天干劲与急起直追的精神，再加上中国政府的领导与组织能力。不错，今天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可是照目前的惊人速度，其前途实在未可限量。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实在不是夸张之谈。
在上海我曾参观了盲哑人设置的工厂及工人新村。政府对盲哑者，先给予可能的医疗——针灸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如果医疗无效，再施以教育及分配工作。盲人的书本，与外国的一样，是靠手指的触觉来辨识的。因此，他们手指的触觉是比较敏感，往往适合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我看到的这个工厂专门生产一些细小的机器零件。当然，我看到的不过是许多个工厂中的一个，但其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今天盲哑体残者，不但生活工作有了保障，而且直接地参加了生产建设，他们说，身残志坚，一样能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了他们的力量。过去的名词“残废”今天已不再适用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政府对于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注意，使身体有缺陷的人，在社会上和正常人受到一样的待遇，而不使他们因此感到心理与精神上的负担。非但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与贡献，更是有万丈雄心，一片壮志；这在与他们谈话中，可以体会到的。
上海的郊区，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建造了不少的工人住宅。我参观的是翻瓜弄工人新村，在市区的西南面。这儿在解放前是贫苦人的集居地，以前连象样的房屋也没有，都是些茅草棚；而现在有三十五座五层楼的公寓大楼，共住七千余人，其中有两个小卖部。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住宅的本身，而是这新村附设的两个颇具规模的生产组。在这两个生产组工作的都是家庭妇女。产品是海鸥牌照相机的壳子及继电器，工作是一天三班。从这两个生产组，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今天在中国的广大群众，都在从事生产。从身有残疾者到家庭妇女，都在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这种规模，这种壮举，使帝国主义者看了，如何能不怵目惊心？
在上海，我住在国际饭店，俯视人民公园及南京路，眼看这从前的十里洋场，如今在共产党的治理下，从龌龊变得清洁，从紊乱变得有条理，心里的感触，实在难以言表。黄昏时分，夕阳如血，触景生情，想起今天的成果，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取来的。创业维艰，今后，大家任重道远。虽然天下形势大好，仍有许多的问题还得处理解决。举国上下，绝不自满的态度，是正确的，应该的。
除了工业建设，在国内也看了一些农业方面的建设，可惜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能去参观著名的红旗渠与大寨，只在杭州附近看了梅家坞，及北京近郊的四季青公社。关于公社制度的细节，每处不同，而且在报章杂志上已有不少报道，在这里也不多叙述。中国的农村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是无可讳言地改善了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政府对根本问题给予关注，并且设法解决。譬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为灌溉而筑，该渠使河南的农民免去了不少次可能发生的旱灾。知识青年的下乡插队，也给农村加入不少新血。在参观农村公社的时候，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在一片新生丰收的景色里，看到无数农业英雄，在黄昏时，从田地里工作归来，是一幅多么令人兴奋的景象。总结所看到的，今天中国的的确确是依照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勤俭建国，而且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与智慧，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四海一家，同甘共苦许多朋友去过北京后，回来都赞叹北京城气势宏伟，感人至深。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地下防空洞等，都充分表现出北京的建筑，既具有古老的历史传统，更揉合了近代的革命群众的智慧成果，真可以说是气象万千，发人深省。
在我所参观的地方中，以中央民族学院及五七干校这两处，给我的感受最为深切。
直到最近才知道，中国有五十二个少数民族，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问题很早就注意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就成立了民族学院。其宗旨目的在培养及训练少数民族干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是在一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成立的。至今已经培养了将近四万干部。除此以外，还有八所地方性民族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现在有干训部、政治系（培养基层干部及理论宣传干部）、语文系（培养翻译干部）、艺术系（培养文艺工作干部）、文化补习班、研究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学生多半来自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自治区。这次的参观，使我对政府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很惭愧，以前只知道中国有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并且对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压迫、甚至奴役，根本毫无所知。今天，中国有五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每个自治区内分若干自治州及自治县（主要依据人口而定）。自治区与省不同处是有自治权利。譬如说：（一）自由使用及发展语言文字；（二）自由改革风俗习惯；（三）财政方面可以使用自己的经济权利；（四）对中央付税少，而受中央拨款多；（五）自治区机关可以保持原来组织形式（当然必须有社会主义内容）；（六）可以自由制定法规，如废除奴隶制度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仅有全人口百分之六，但是在人大代表中占百分之十四；由此可见国家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真正地发扬了四海一家平等待遇的基本政策。
五七干校闻名已久，可是对它的真正目的及意义，在回国前相当模糊，所以到北京以后，我就想参观五七干校。经过接待同志的安排，终于在六月十六日上午，前往顺义县去访问那儿的干校，该校学员都来自北京市宣武区的干部。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开始建设的，到现在是第九期。这次访问，使我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海外，有不少朋友可能与我以前一样，对五七干校的基本目的及精神不太明白；所以在这儿顺便提出来讨论一下。“五七”的意义是响应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发出的一个指示——要各行各业的干部，除主业外，须向工农兵学习。在原则上，各行各业的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及技术人员），均应该分期分批轮流到干校受教育。五七干校的任务，是以五七指示为主导，以马克思、列宁及毛主席思想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培养一支能干、能爱护群众的干部队伍。训练大致通过三条途径：（一）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密切地结合理论与实践。（二）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集体劳动，不管原来职别，防止修正主义。（三）向贫下中农学习，白天一同操作；再通过访问贫下中农，接受阶级教育。最后的宗旨是增加阶级感情及路线斗争的觉悟性，改变世界观，并提高革命路线的警觉性。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之一，正在总结经验与发展中。学员中有高级与低级的干部。通俗的来说是“防锈”。大家的精神是“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在参观后，我个人的感受的确很深，从五七干校及其他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来看，中国共产党是肯定地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在奋斗、努力；从上到下，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跃进。
教育革命，百年树人
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与政府官员交谈，他们一再地强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希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提供意见，以作参考。这种谦虚不自满的态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存着一种心理——今天的中国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从大处看，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实在有了不少了不起的建树，这是肯定的。
现在再回来谈谈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革命。政府有鉴于过去教育制度的失败——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现在正在大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提倡所谓的教育革命。一方面是使理论能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务，再则要缩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这个决定是显然必要而且重要的。可是教育革命和其他一些事业一样，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方向是肯定了，而具体的做法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返国以前，我个人对教育革命的概念很不清楚，总觉得政府好像已决定摒弃基础科学，而只注重实用科学。到了国内，才知道这是错误的臆测。事实上，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重视的。毛主席曾经指示过，中国科学家，对生命的起源，天体的演变及物质的基本构造，都要加以研究。
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绝对重要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国家的万年大计，都与教育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文革以来，全国各大学的招生曾经一度停顿，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大学教育不重视；而相反的，正因为对大学教育有肯定的重视，所以在摸索的过程中，才非常谨慎从事。现在的招生办法，大致分为四个步骤：（一）个人报名，（二）群众推荐，（三）领导批准，（四）学校复审。可是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检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教学、科研与生产互相结合。这都是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的。
除了大学教育以外，国家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一样地注意到不脱离劳动与群众。记得在北京参观故宫时，就看到不少小学生在做打扫及拔除野草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学生从小就培养起为群众劳动的习惯，长大了很自然地就不会脱离劳动了。过去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失败在不注意劳动，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不肯劳动，因此脱离了广大群众，反而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一种负担。
在北京，参观了业余体校，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小学生在课余到体校来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其中大致分体操、球类、武术等科，有短训班及长训班两种。使对体育活动有兴趣、及有特别资质的孩子，有机会在很小的年龄就接受训练。看到这些孩子的活泼神态、练习精神及运动水平，就使我眼前浮现出新中国下一代的光辉远景。
后记
今天的京广线，实际是从前的粤汉与平汉两条铁路连接起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终于沟通了这南北两大铁路的联运，也象征了今天中国的统一与独立。总共的旅行时间，从北京到广州是三十六小时，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一边写，一边想，对窗外的每一景物都有无限的留恋。大好山河，如此多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豪情壮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境界。在过去的多少年中间，多少革命志士与人民英雄，为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奋斗。在新中国处处可以看到广大人民以自己的劳力与智慧，创造出来的成果。不错，今天的成果是总结了多少年的血汗经验与历史教训才得到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许多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当然，在过程中也发生过错误与偏差；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路线的斗争，而也有不是在摸索过程中难免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而且敢于认错，勇于改进。通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奋斗与不断地改进，才达到了今天的胜利。再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更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不但要为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世世代代子孙的幸福而努力，并且要更进一步，负起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奋斗的责任。
记得从前有一位美术老师对我说，“观赏一件艺术品，要先认清其主题，了解其意境，观看其布局，细看其手法。”认真来说，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对一位外行人来说，能把主题看清楚就不错了，更不必谈对意境、布局与手法的欣赏了。对从海外回国访问参观一事来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而且这种制度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基础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外行人”，原因是我们大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知道得有限，对一些近代历史的背景，以及对他们政策的认识也不清楚（由于过去一些海外歪曲的报道），再加上自己家庭的阶级背景，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的客观性。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从海外回国参观的朋友，对国内看到的种种事物的感受也不同。当然我自己也是外行人，因此对自己的看法与观感，是抱着从大处着眼的态度来讨论，但是希望能尽量做到客观与实事求是。最后，我的结论是，要正确的了解新中国的现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单单凭着一片爱国的热情就可以做到的。自己必需先做好相当程度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基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认识。我相信下次回到中国去，一定对事情的看法，能有更深刻的欣赏能力。
本文大部分是在京广路上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所写的实在仅是真正感受的一小部分。返美后，由于琐事扰身，未能好好重写，因此不免有不少疏漏及了草之处，希望读者见谅。（完）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十一月号刊登美籍物理学教授吴瑾琛所写《在中国旅行的观感》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前言
我于六月十七日搭乘京广线的特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再转赴深圳出境，结束了我在祖国一共三十多天的旅行。虽然我正式出境的日期是六月十九日，可是，实在来说，我返国之行十七日就终结了。因为从离开北京到深圳途中，在广州车站上仅停留了一小时而已。由于这个缘故，在火车开出北京车站的刹那，我就感到了一种离别的情绪。火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离开北京愈来愈远，车外黄昏的景色更加深了落寞的心情。回想一个多月来，在祖国的参观访问是何等快乐而难以忘怀，盛筵将散，不胜依依。于是决定也提笔写点自己对这次赴国见闻的观感。
离别祖国二十多年了。二十五年前的旧中国的境况仍然很清楚地在我的回忆中；那时的中国是一片紊乱，政府官员的无能与贪污，再加上“金圆券”事件的恶劣后果，使得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得国家民族几乎陷于永劫不复的情况。今天回到新中国来亲眼看到的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人民生活俭朴，大家安居乐业，勤俭建国。到处都是欣欣向荣地充满了朝气。今昔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凡是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中国人都感到为今天的新中国骄傲。别的不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列强与帝国主义者敢欺侮的了。记得在我离开美国的前几天（时在五月初旬），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充满恐吓性的“最后通牒”，要迫使中国释放被捕的直升机驾驶人员（该机是在中国新疆境内执行间谍任务时被中国捕获的）。当时在美国的朋友与同事中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很可能会释放那些苏联人员及飞机，另一种看法是可能会有战争爆发。所以这些朋友好意地劝我对回国之行延后几星期看看再说。当时我就一笑置之。原因是这些朋友们的看法都不对。前者的看法是对中国政府的作风与原则缺乏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不会接受恐吓而任人欺侮的；后者的看法显然是对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够了解，他们一向以恐吓为手段，其实色厉内荏，自己作贼心虚。因此我的预言是“中国既不会放人，苏联亦不敢开战”。我仍然依照我预定的计划在五月十日动身去中国。结果果然与我预料的一样。这些话并不是马后炮，至少有好几位朋友可以作证。而且自己也是的确是按原来预定的日期到达中国的。
我在国内的旅行包括探亲、游览、参观、访问及学术活动；因此，接触的人物是多方面的，我不拟作游记式的报道，仅仅把自己在总结各方面的观察后的观感分成几个短章来谈谈。我承认在中国的时间有限，所看到的也许不够广泛，可是我要谈的大都是根据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而产生的感想。认真不苟，不肯马虎在美国，在欧洲，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国来的外交官员，我当时就感到他们工作认真，态度谦虚；不过我并未感到惊奇，因为我想这些外交人员是国家的精萃，自然与众不同。可是这次回国后就立刻感觉到，在国内，大家做事都是普遍地认真负责。在这一方面的例子是数不清的。譬如说，一进入深圳就看到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旅客在通过海关检查后，有一大布袋的物品交铁路直接运往目的地；负责收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缴费手续完成后，这位旅客突然想起了袋中有几件物品必需取出随身携带。他感到很歉疚，所以建议虽然重量轻了，可是他仍旧愿意支付原来的运费，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这位女同志则一定要重新称过重量，并退还一部分已缴的运费。那位旅客则认为不必多此一举，马马虎虎就算了；那位女同志则坚持不能马虎。我在旁边看了，心中有很深的感慨，事情虽小，可是意义极深，在旧中国，多少的毛病就出在“差不多，马马虎虎就算了”这句话上。
在中国我访问了好几所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因此有机会与很多位科学研究工作者交谈。从这些谈话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对研究工作的基本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有一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在北京大学作一次学术报告时有几张幻灯片放映时不够清楚。那天讲完了因为有别的事，我离开得很匆促，所以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可是事后与会的听众特地来向我借那些幻灯片回去作仔细的观察。这件事虽然很小，可是从许多类似的小事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工作者脚踏实地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海外许多人做事华而不实，只会抄袭与仿效别人的东西，人云亦云，不求甚解。这些人实在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好好学学。
在国内与我相处最久的是一位从北京中国旅行社总社来广州接我的王同志。在中国旅行的三十多天中他为我安排旅程、解决问题、非常辛苦。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负责认真，王同志为人谦虚诚实，细心周到。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干部。他学识丰富，我每有问题他总给我解答，使我对新中国的事物与实况能有更深切的了解。在国内我参观访问了六个城市，在每一个城市遇到的接待同志都是办事认真而且有高度的责任感。我钦佩的是他们的工作精神与诚朴的态度。他们不说夸张与阿谀的话，无论做事说话都是实实在在，一丝不苟。
很自然地，在我心头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认真负责是如此普遍的一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家工作的动机是名利。有些人努力工作，无非是从名利的出发点而努力的。换句话说，主要是为个人的事业功名。而现在国内大家对金钱财富的价值都看得很淡；并且对“出风头”与“成名”的想法也是为大家所不取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如此认真努力工作，并且有高度的责任感呢？我想这问题的答案是应当归功于思想教育的成功与社会制度的优越。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我们的人生观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许多恶劣的影响；因此大家变得很自私，名利之心往往非常重，真正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就变得很浅薄。许多人投机取巧，轻公重私，也是这个缘故。当然，我不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有正确的世界观，每个人都是如我所说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果真如此，就不需要思想教育了。我说的是一般情况而已。事实上，只要仔细想想，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就是“认真”。这一点，从过去多少年中的作为与作风，就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诸如对边疆问题与国家统一的立场与原则，以及对政策的执行与贯彻，都是极其显而易见的。总之，在这三十多天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认真的精神，普遍地存在在今天中国的每一阶层，每一专业。
记得在南京时，有一天，漫步于长江大桥上，，眼看着这雄伟壮丽的建筑，俯视浩浩荡荡、东流的江水，有说不出的激动。大桥的工程，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克服困难的能力。大桥屹立的气势，象征着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晨光里，嘹亮雄壮的音乐，更是使我感到满怀豪情，思潮起伏，感慨万千。
自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被解放以前，由于不平等条约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于当时中国执政者的无能，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与蹂躏；国家沦于半殖民地甚至都不如的地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丧失殆尽、崇洋媚外之风气比比皆是，使有志之士痛心疾首。可是，今天我回到新中国，发现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无论政治、经济、国防都是不受外国列强的控制与要挟，真正地做到了确确实实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把垂死的中国救活了，而且茁长强大，一日千里。这种丰功伟业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而且在历史上将永远留下光辉的记录。
许多人把建设的定义看得很简单，好像多造几座漂亮的高楼大厦，多造几座桥梁及水坝就算是建设。事实上，我们要把问题看得深刻一点，我们应该问问，高楼大厦是造来做什么用的？桥梁水坝是借了多少外债、用了多少外国材料造的？是否依靠了外国人的“援助”？有多少的建设是为了广大贫苦群众所设想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深深地思考的。有了这一点设想，我们对新中国今天的建设成果，会觉得更有意义，更不平凡。
总之，真正的建设是不应该借外债及依靠外援来完成的。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建设，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及智慧来完成的。换言之，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进行的，从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变到今天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坚苦卓绝的奋斗的。这种奋斗，除了广大人民的勤俭建国的精神及坚定意志以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领导政策与原则。从各处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而且的的确确为贫苦的劳动人民谋福利。试想，哪个超级大国，希望中国真正独立？哪个国家借钱给中国而没有经济侵略的野心？在海外有些人在开门揖盗与引狼入室的情形下谈建设，无疑是自欺欺人，误国殃民之举。
在中国参观了不少工厂设备，小的如半导体街道工厂，大的如北京的通用机械厂，南京的汽车制造厂及石油化工厂。此外，也看了不少科技研究单位及建设成果。我的结论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与勤俭建国，今天的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工程师及技术工人，已经几乎是无所不能了。当然，论质量，可能与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迈进。
回想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是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非但如此，几乎每样工业用品及零件都要依靠外国进口。现在呢？二十多年来，列强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与孤立，非但没有起到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凭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了新的局面与惊人的成果。当然，其间经过了长期的血汗耕耘与艰苦奋斗，才得到了今天的成绩。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与豪情，实在令人佩服。更难得的是，即使今天的成果已经使世界各国侧目，可是，我在国内发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非但不骄不傲，而且相反的，处处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态度；对已经得到的成果，绝不自满，要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种气度，这种胸襟，是何等难得。身残志坚，遍地英雄记得有一位接待同志曾对我说：“今天在中国，大家虽然做着不同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一齐向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迈进。”也许在海外有些人听了会感到这是官样文章。可是在国内，我听了这话就有极为深刻的感受，肯定地觉得这是再实在不过的写照，在今天的新中国，这种壮志豪情，比比皆是。
有多少次，我在参观访问的时候，心里都这么想：假如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当我看到中国人民这种努力工作、大力生产建设的情景，心头也许会感到无限的惧怕。怕的是中国人民这种冲天干劲与急起直追的精神，再加上中国政府的领导与组织能力。不错，今天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可是照目前的惊人速度，其前途实在未可限量。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实在不是夸张之谈。
在上海我曾参观了盲哑人设置的工厂及工人新村。政府对盲哑者，先给予可能的医疗——针灸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如果医疗无效，再施以教育及分配工作。盲人的书本，与外国的一样，是靠手指的触觉来辨识的。因此，他们手指的触觉是比较敏感，往往适合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我看到的这个工厂专门生产一些细小的机器零件。当然，我看到的不过是许多个工厂中的一个，但其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今天盲哑体残者，不但生活工作有了保障，而且直接地参加了生产建设，他们说，身残志坚，一样能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了他们的力量。过去的名词“残废”今天已不再适用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政府对于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注意，使身体有缺陷的人，在社会上和正常人受到一样的待遇，而不使他们因此感到心理与精神上的负担。非但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与贡献，更是有万丈雄心，一片壮志；这在与他们谈话中，可以体会到的。
上海的郊区，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建造了不少的工人住宅。我参观的是翻瓜弄工人新村，在市区的西南面。这儿在解放前是贫苦人的集居地，以前连象样的房屋也没有，都是些茅草棚；而现在有三十五座五层楼的公寓大楼，共住七千余人，其中有两个小卖部。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住宅的本身，而是这新村附设的两个颇具规模的生产组。在这两个生产组工作的都是家庭妇女。产品是海鸥牌照相机的壳子及继电器，工作是一天三班。从这两个生产组，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今天在中国的广大群众，都在从事生产。从身有残疾者到家庭妇女，都在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这种规模，这种壮举，使帝国主义者看了，如何能不怵目惊心？
在上海，我住在国际饭店，俯视人民公园及南京路，眼看这从前的十里洋场，如今在共产党的治理下，从龌龊变得清洁，从紊乱变得有条理，心里的感触，实在难以言表。黄昏时分，夕阳如血，触景生情，想起今天的成果，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取来的。创业维艰，今后，大家任重道远。虽然天下形势大好，仍有许多的问题还得处理解决。举国上下，绝不自满的态度，是正确的，应该的。
除了工业建设，在国内也看了一些农业方面的建设，可惜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能去参观著名的红旗渠与大寨，只在杭州附近看了梅家坞，及北京近郊的四季青公社。关于公社制度的细节，每处不同，而且在报章杂志上已有不少报道，在这里也不多叙述。中国的农村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是无可讳言地改善了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政府对根本问题给予关注，并且设法解决。譬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为灌溉而筑，该渠使河南的农民免去了不少次可能发生的旱灾。知识青年的下乡插队，也给农村加入不少新血。在参观农村公社的时候，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在一片新生丰收的景色里，看到无数农业英雄，在黄昏时，从田地里工作归来，是一幅多么令人兴奋的景象。总结所看到的，今天中国的的确确是依照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勤俭建国，而且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与智慧，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四海一家，同甘共苦许多朋友去过北京后，回来都赞叹北京城气势宏伟，感人至深。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地下防空洞等，都充分表现出北京的建筑，既具有古老的历史传统，更揉合了近代的革命群众的智慧成果，真可以说是气象万千，发人深省。
在我所参观的地方中，以中央民族学院及五七干校这两处，给我的感受最为深切。
直到最近才知道，中国有五十二个少数民族，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问题很早就注意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就成立了民族学院。其宗旨目的在培养及训练少数民族干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是在一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成立的。至今已经培养了将近四万干部。除此以外，还有八所地方性民族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现在有干训部、政治系（培养基层干部及理论宣传干部）、语文系（培养翻译干部）、艺术系（培养文艺工作干部）、文化补习班、研究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学生多半来自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自治区。这次的参观，使我对政府少数民族的政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很惭愧，以前只知道中国有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并且对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歧视、压迫、甚至奴役，根本毫无所知。今天，中国有五个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每个自治区内分若干自治州及自治县（主要依据人口而定）。自治区与省不同处是有自治权利。譬如说：（一）自由使用及发展语言文字；（二）自由改革风俗习惯；（三）财政方面可以使用自己的经济权利；（四）对中央付税少，而受中央拨款多；（五）自治区机关可以保持原来组织形式（当然必须有社会主义内容）；（六）可以自由制定法规，如废除奴隶制度等。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仅有全人口百分之六，但是在人大代表中占百分之十四；由此可见国家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真正地发扬了四海一家平等待遇的基本政策。
五七干校闻名已久，可是对它的真正目的及意义，在回国前相当模糊，所以到北京以后，我就想参观五七干校。经过接待同志的安排，终于在六月十六日上午，前往顺义县去访问那儿的干校，该校学员都来自北京市宣武区的干部。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开始建设的，到现在是第九期。这次访问，使我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在海外，有不少朋友可能与我以前一样，对五七干校的基本目的及精神不太明白；所以在这儿顺便提出来讨论一下。“五七”的意义是响应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所发出的一个指示——要各行各业的干部，除主业外，须向工农兵学习。在原则上，各行各业的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及技术人员），均应该分期分批轮流到干校受教育。五七干校的任务，是以五七指示为主导，以马克思、列宁及毛主席思想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培养一支能干、能爱护群众的干部队伍。训练大致通过三条途径：（一）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密切地结合理论与实践。（二）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集体劳动，不管原来职别，防止修正主义。（三）向贫下中农学习，白天一同操作；再通过访问贫下中农，接受阶级教育。最后的宗旨是增加阶级感情及路线斗争的觉悟性，改变世界观，并提高革命路线的警觉性。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之一，正在总结经验与发展中。学员中有高级与低级的干部。通俗的来说是“防锈”。大家的精神是“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在参观后，我个人的感受的确很深，从五七干校及其他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来看，中国共产党是肯定地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意志，在奋斗、努力；从上到下，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跃进。
教育革命，百年树人
在中国有好几次机会与政府官员交谈，他们一再地强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也希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提供意见，以作参考。这种谦虚不自满的态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存着一种心理——今天的中国是十全十美的。不过从大处看，新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实在有了不少了不起的建树，这是肯定的。
现在再回来谈谈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教育革命。政府有鉴于过去教育制度的失败——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兵，现在正在大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提倡所谓的教育革命。一方面是使理论能更好地为生产实践服务，再则要缩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这个决定是显然必要而且重要的。可是教育革命和其他一些事业一样，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方向是肯定了，而具体的做法还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在返国以前，我个人对教育革命的概念很不清楚，总觉得政府好像已决定摒弃基础科学，而只注重实用科学。到了国内，才知道这是错误的臆测。事实上，从中央到各级领导，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重视的。毛主席曾经指示过，中国科学家，对生命的起源，天体的演变及物质的基本构造，都要加以研究。
一个健康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绝对重要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国家的万年大计，都与教育制度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文革以来，全国各大学的招生曾经一度停顿，直到今天也还是没有完全恢复。这并不是说，政府对大学教育不重视；而相反的，正因为对大学教育有肯定的重视，所以在摸索的过程中，才非常谨慎从事。现在的招生办法，大致分为四个步骤：（一）个人报名，（二）群众推荐，（三）领导批准，（四）学校复审。可是在细节上还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与检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能使教学、科研与生产互相结合。这都是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改进的。
除了大学教育以外，国家对中小学生的教育，一样地注意到不脱离劳动与群众。记得在北京参观故宫时，就看到不少小学生在做打扫及拔除野草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学生从小就培养起为群众劳动的习惯，长大了很自然地就不会脱离劳动了。过去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失败在不注意劳动，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不肯劳动，因此脱离了广大群众，反而变成了国家社会的一种负担。
在北京，参观了业余体校，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小学生在课余到体校来接受专门的体育训练。其中大致分体操、球类、武术等科，有短训班及长训班两种。使对体育活动有兴趣、及有特别资质的孩子，有机会在很小的年龄就接受训练。看到这些孩子的活泼神态、练习精神及运动水平，就使我眼前浮现出新中国下一代的光辉远景。
后记
今天的京广线，实际是从前的粤汉与平汉两条铁路连接起来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终于沟通了这南北两大铁路的联运，也象征了今天中国的统一与独立。总共的旅行时间，从北京到广州是三十六小时，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一边写，一边想，对窗外的每一景物都有无限的留恋。大好山河，如此多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人民以无比的豪情壮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境界。在过去的多少年中间，多少革命志士与人民英雄，为这个理想的实现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奋斗。在新中国处处可以看到广大人民以自己的劳力与智慧，创造出来的成果。不错，今天的成果是总结了多少年的血汗经验与历史教训才得到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许多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当然，在过程中也发生过错误与偏差；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路线的斗争，而也有不是在摸索过程中难免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敢作敢为，而且敢于认错，勇于改进。通过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奋斗与不断地改进，才达到了今天的胜利。再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更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不但要为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世世代代子孙的幸福而努力，并且要更进一步，负起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奋斗的责任。
记得从前有一位美术老师对我说，“观赏一件艺术品，要先认清其主题，了解其意境，观看其布局，细看其手法。”认真来说，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对一位外行人来说，能把主题看清楚就不错了，更不必谈对意境、布局与手法的欣赏了。对从海外回国访问参观一事来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问题不仅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而且这种制度是有其独特的思想基础的。说实在话，我们都是“外行人”，原因是我们大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知道得有限，对一些近代历史的背景，以及对他们政策的认识也不清楚（由于过去一些海外歪曲的报道），再加上自己家庭的阶级背景，都可以影响到我们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的客观性。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从海外回国参观的朋友，对国内看到的种种事物的感受也不同。当然我自己也是外行人，因此对自己的看法与观感，是抱着从大处着眼的态度来讨论，但是希望能尽量做到客观与实事求是。最后，我的结论是，要正确的了解新中国的现况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单单凭着一片爱国的热情就可以做到的。自己必需先做好相当程度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基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认识。我相信下次回到中国去，一定对事情的看法，能有更深刻的欣赏能力。
本文大部分是在京广路上写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所写的实在仅是真正感受的一小部分。返美后，由于琐事扰身，未能好好重写，因此不免有不少疏漏及了草之处，希望读者见谅。（完）
1972年美《今日物理》主编鲁普金眼中的中国科学事业
有不少中国人相信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中国“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社会陷入瘫痪....拒绝开放，与外界隔绝....”。事实胜于雄辩，尤其是那些比较客观的与政治无关的国外见证人的讲述
美《今日物理》主编鲁普金：中国物理学近况[1972年]
中国物理学近况
（美）鲁普金
编者按：本文原列在美国出版的《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作者鲁普金(Gloria B. Lubkin)是《今日物理》的主编，他综合了七位最近访华的美国物理学家和美籍中国物理学家的意见，写成这篇关于中国物理学近况的报道。又，文中谈及“去年”，是指一九七一年，“今年”是指一九七二年。
最近从中国访问回来的七个美国物理学家，谈及其观察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应用物理的许多方面已有可观的进展。他们看到集成电路的制造，受控聚变实验，超导体重力计，望远镜和一系列中国自己制造的科学仪器。这些美国访客都感到中国对应用方面下的功夫远比基本研究方面为大，他们也觉得中国正在普遍地尝试使高等教育制度更民主。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物理学家们大都是以个人或科学小旅行团的成员身份访问中国的，例外的是高能理论家高尔伯杰（M. Goldberger，普林斯顿大学），他率领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前往。高氏是美国科协主席团员，斯通（J. Stone）是该协会的理事，科亨（J. Cohn）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应中国科技学会的邀请而作科学交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
物理研究所
高氏告诉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位于北京西北，一共有六百至七百个职员。所长施汝为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耶鲁大学领取博士学位。该研究所约有博士或同等学历者凡一百五十人，每年经费为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或美金二百七十万元。研究范围有磁性薄膜和磁铁合金及其在电子仪器上的应用；氩气雷射；半导体管；阔银幕彩色电视；晶体学；胰岛素结构；低温物理学；地震预测；人造钻石；语言学的声音效应和等离子体物理学等。高氏又说：在等离子体物理方面，该中心正应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建造的装置做着一收缩柱的实验，分析的仪器采用雷射干扰仪等先进的设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所的任之恭也曾访问过这个实验室，听说他们在（D，D）反应中观察到中子。但看到同样仪器的高氏，则获知他们仍未量度到中子能谱因而存在着验证的问题。到过该实验室的另一访客是俄勒冈大学的高能物理理论家华家照，他亲眼看到强音收缩柱（Loud Pinch）实验，他个人的印象是：虽然实验室还在初步建设，成就已很可观，何况这是在缺乏经验之下进行的（从讲解的都是年青物理工作者上看到）。高氏还获悉，他们正在研究雷射激发聚变方法，由于该研究工作新迁到别处，所以他没有看到。
高氏及华氏听说但没有目睹的还有：中国物理学者正在进行一个用雷射产生的阔银幕彩色电视的设计，银幕边长约1.5公尺。影像都远较普通的更为光亮和清晰。
该研究所有一低温实验室，洪朝生在那里做得很出色，他曾为任之恭的学生，回国之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荷兰的雷登（Leiden）学习过。任氏感觉到：中国当前可以开始做一些低温学的基研，他跟华氏及高氏都见过可测重力常数改变达千万分之一的超导重力计，也看过一个五克重而外涂铅质的锡球，空悬于磁场中。还看过Josephpon结制成的测量计。
北京大学
北大创立于一八九八年，有十七个系，六十四个部门。教师数目同文革前一样有二千一百位。目前学生人数有四千二百，从前是一万一千。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固体物理专家朱兆祥报道，学生人数到一九七四年将增至一万，朱听说该校文革前的教职员几乎全部留任。文革期间他们都忙于编写教材，筹划新课程和做研究工作。
物理学家周培源是北大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校长之职），他也是中国科技学会的副主席。周曾于第二次大战后期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并于一九二八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有关广义相对论的。
美科协代表们曾就入学新政策和课程改革问题同北大负责人谈论过。文革期间，大学都停了课。当重新招生时，只收一年级生，今天这些学生已是三年级了。大学生不再直接自中学招取，而是由他们工作过两年以上的公社、工厂或军队介绍入学。选择标准是基于他们在智能、政治觉悟和健康情况，大学本部则掌握最后的取决权。
当问及新旧制招取之学生的比较时，他们说，由于至今仍未有毕业班，并不能作出评价。文革时都停了课，如今只是第三次招生。学制的缩短使得相当于学士学位的培养时间从文革前的五至六年减至三年（理论物理学生须四年）。大学本部有许多小工厂，包括一个生产示波器的工场。学生们都要化相当的时间在这些大学工厂里。
高氏在北大所见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跟美国的差不多。
高能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石溪纽约州立大学）去年曾访问中国，是多年来往访的第一个美国物理工作者，他今年夏天又作另一次访问，他曾同北大物理系四、五十个学生闲谈过，发现他们都是兴趣浓厚、勤奋、努力和自动自觉的一群，他还发现他们比旧时代的一般学生有表达能力，他把学生的这种行动归功于政府鼓励人民多发言的结果。他说：“学生们都非常关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自己的学习作为对社会贡献的一种工具。”
杨氏问过一个廿五岁曾在工厂当了七年技工的一年级生，问他怎样来到大学的，他说每一个适龄的人都有机会入大学。他们自己分组讨论，决定他们中间谁被推荐。然后大学当局派人来从中甄别。这个曾是工人的学员，感到虽然他忘记了许多功课，但七年的工作，给他许多经验，这是一个刚从中学来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有的新生都要经历为期四个月的补习班，以复习忘记的功课和统一参差的程度，在这四个月的补课期间，程度高的学生帮助程度低的。不仅北大如此，杨氏所参观的西安大学和南京大学也是如此。
北大的物理系有几百学生，系里有十个专业。杨氏得知去年理论物理组及低温物理组都没有吸收新人，今年则两组都有。原因不清楚。杨氏说：“中国设立这些专科，而分配一年级生进去，明显地是要使科学训练比通常（如美国）的更专门化”。他感到中国采取这种方针是因为中国在各个应用物理领域里，急切需要人才，而认为这种途径可以很快地培养出足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他们告知朱氏（朱兆祥），在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化学、电子与雷达、核能和生理学等系。朱氏曾跟半导体理论权威黄昆谈及物理课程，黄现正暂离北大到外地去创办一试验性的集成电路工厂。物理系，大学部的课程是：微积分、向量、复变函数论、微分方程、电磁学、原子物理学、近代物理学、力学、热力学、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理论物理学和统计力学。
清华大学
号称为中国之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工程学院也坐落北京。有教师二千人，其中二百名为教授级。朱兆祥得悉清华有十一个系，即是科学、电力、电子与天线、机械工程、水土保持系、应用数学、化工、自动系、建筑、工业材料（可能包括冶金工程）和精密仪器。这所大学不再有古典文学和艺术系了，物理隶属于科学系，是受到重视的，物理大楼非常宏伟。
朱氏得知他们不再有考试制度，但有相似于考试的家庭作业。为从前制度所无的，是今天的学生如有不满，会给予机会发表。
朱氏告诉我们，物理系看似小型工场与研究所的合并，他发现那里所造出来的仪器几乎跟Hewlett-Packard）制造的同样精密（译注：Hewlett-Packard是美国一流电算机制造厂之一——即惠普公司[HP]），他在清华看到一个女孩子正在做着超声砌合，那是制造集成电路的一种必需的技术。
他还发现清华的学生不像美国大学生只用简单的设备，而竟用上非常精密的仪器，这使他们在进入一种正规工作时已经有工业生产的经验。
在清华时，他看到他们正在做着集成电路的光缩工作（Photoreduction）。在这工序里，首先要在涂着感光乳胶的硅和锗片上划上图案，然后用显微镜放大以削成极小片。用一种在美国叫“光阻”（Photoresist）的程序使没有曝光的部分刻蚀，再放薄片于蒸发器中使之沉积上金属比如铝，不断继续这些程序直至用上铜接为止。所用的光学系统全部来自中国光学研究所。而这研究所是用电脑来帮助设计的。这种精巧的集成电路技术可能在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贝尔研究所（Bell Labs）、德萨斯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或少数著名的大学里找到，而在较小的大学是没有的，但朱氏发现这种装配（工艺）在清华和其他地方到处可见。
复旦大学
据说中国物理以上海的复旦大学最为出色。文革前该校有学生六千五百人，教职员则有二千五百。根据美科协说，目前该校有一百五十位教授，三百零四位讲师和一千零六十位教员及助理研究员。他们告诉朱氏，目前学生有一千八百位。
显然中国是没有研究院学生的。高氏曾问及如何处理研究院教育和教授接班人的训练，他们告诉他这个问题还未解决。高氏感到中国还正在严肃地重新思考整个教育观，当前仍是一个过渡时期。
朱氏听说现已不再颁发博士学位——因为那是含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取代的是在某人的履历上注明他曾进过研究院，修过某些科目，而不是获得什么学位。
复旦理学院有六个学系：化学、数学、物理、光学、原子物理和生物。文学院则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政治科学、哲学、经济、新闻和历史等。朱氏发现几乎所有物理学的工作都与半导体有关，其中包括一定量的集成电路研究。他再一次感到学院与工厂混合的气氛，他说工业研究，项目如真空电离计、核子计算器、气泡管和荧光灯等正在大量地进行着。
他和许多参观者都见到光源极强的卤素——钨丝灯的制作。朱氏看到一盏十六尺长、五十万瓦特的灯，所有的制作都由一位叫蔡祖泉的人所领导，他是没有受过正统训练的。
上海工业展览馆
上海工业展览馆陈列着精选的，全是中国制造的科学仪器，朱氏看到一个脉冲上升时间只有44×10-12秒的样本示波器，（朱氏说美国有一具脉冲上升时间为28×l0-12秒的）。他见到一具如美国广告里的一亿周波数字计算机。还陈列着一具分辨率为七埃的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据说只有最好的德国显微镜在分辨本领上能胜过它百分之五十）。一具范围为二千埃到一万埃的二公尺长的栅谱仪，他还看到一具质分辨率M/△M为1000，准确度为10-9的质谱仪，一具每秒可抽一万四千公升的离子抽空机（离子真空机），那跟美国的离子抽空机相似；有一个能自动控制温度达到摄氏一千五百度而能拉三公斤晶体的晶体抽拉炉。据朱氏说，与美国所能制造最大者一样。
朱氏还注意到主要由家庭主妇经营的街道工厂，他获悉一个街道工厂每年可生产两百个用以外添生长硅层的炉子（单晶炉），他发现他所到的中国的每一处都使用着外添生长技术。
电算机研究中心
朱氏在北京的电算机研究中心看到一具第二代的电算机，其一进出时间（access time）是两微秒，记忆有三万二千个指挥（words）（每个指挥为48个二进数），该机存有核心记忆（core memory）和圆筒记忆（drum），因为中国还没有圆盘技术（disc technology），所以要把圆筒的资料转送到磁带。用纸带作为输入。他们显然不用打孔卡片。朱氏曾打开电算机细察，发现并没有用集成电路。
但在上海他看到一具叫作叫TQ-11的电算机，那装有部分的合成电路，而其圆筒记忆则有8192个words。
半导体研究所
科学院属下的半导体研究所也设在北京，由王守武(Wang Shou—wu)领导。他在一九四九年从普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是科学院最大研究所之一，总共有四个系别：材料科学、雷射、集成电路和微波设备。研究所一共有四座大楼，一九四九年前整个科学院只占有其中一座；材料科学实验室差不多与美国这类实验室相似，人们可以见到在炉中的气相或液相外添生长，工作人员在测量载流子(carrier)的浓度，不均匀度和迁移率，他们化一半技术力量于硅元素，另外一半则放于砷化嫁（Gallium aresenide）和其他在元素周期表第Ⅲ到第V族的化合物上。虽然朱氏偶然看到一具日本出产的快样示波器（Fast—Sampling），但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中国制作的。建筑物有空气调节而窗是两重的，这样的设备在中国来说并不寻常。
朱氏对于全中国在集成电路上的进步印象极深。虽然他们还未作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生产，他感到，几年之内他们一定会做到，那时就可结合到电算机去了。他到中国之前听人说过：虽然中国人能制造原子弹，但因为那种技术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复杂如集成电路者，则不大可能，因为那种技术只能通过观察才能学到，想从文献学会似不可能。既然中国人不可能参观我们（美国）的机构以学会那些生产程序，他们就毅然地尝试而且成功了，即使在过程中曾出现过错误。当然这跟美国工业的创始是没有分别的。
电子研究所
科学院的电子研究所也在北京。微波及毫米波专家任之恭发觉该研究所虽然做一些雷射工作，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电子学，那些研究在科学和技术上都非常先进。他看到他们正在制造及应用着这样的光波发射器：速调管（klystrons），行波管（Traveling wave tube）和能达到毫米范围的carsinotrons（一种功率为一千瓦特的交替场前波放大器）。所有这些精密的仪器都是中国制造，有些还是研究所本身制造的。他们觉得仪器的质量可与美国的相媲美，但不会超过美国。
天文学和流体力学
麻省理工学院的林家翘是研究天文物理、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的，他参观了离北京东北约七十公里，坐落于密云的无线电天文观察站。他看到十六个转盘排成一列的系统，每个盘直径为二公尺，相隔七十二公尺。干涉仪的分辨本领在二公尺处约为六分弧度，那是用来观察日冕（solar corona）的活动情况的。他看到记录都是自动化的。这无线电望远镜是澳洲悉尼大学的克斯坦生（W．N．Christenson）帮助下建造的，为了设计这个东西，他多次来中国在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林曾看到一座斯密得（Schmidt）式望远镜，配有直径为六十厘米的球面反射镜和直径为四十三厘米的玻璃矫正镜（corrector）。该望远镜是于一九六四年为追踪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而建造的。在另一个天文台，还有另一个较大的斯密得式望远镜，球面反射镜直径为九十厘米，玻璃矫正镜直径为六十厘米。这望远镜则用作探求天体线谱，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分辨本领达每毫米一埃的太阳光谱仪。
在南京大学林氏曾跟一个在剑桥大学拿取博士学位的姓戴（Tai）的天文学教授交谈。他获悉他们有三十个新学生，主修天文物理及地球物理或单只天文物理。（这处不清楚。）
在北京林家翘还参观附属于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他指出可能是由于保密关系，他见到的不一定是在应用力学上最好的设备，但他能看到的都是一流品质的。他看到许多超音速风洞和一个正在发展作为测量流体速度的雷射装置。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压缩流的问题。在另一个场合里，这一次是在上海，林氏被问及用数值方法求解在汽轮机上碰到的偏微分方程。他知道这些问题不论在中国或美国都是不容易解答的。
核子物理
亚利桑那大学的范章云是太空物理的实验家，他没有看到任何直接与他的专业有关的东西。可是他还算参观了在北京附属于科学院的核子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看到2.5兆电子伏特的范德格拉夫加速器和一个慢中子通量为每方厘米l014的研究用的核子反应堆，他看到各类型中国制造的探测器，譬如和碘化钠碘化铯探测器，晶体探测器，含锂半导体硅探测器和可塑性探测器（plastic detector）。在北京大学他还看到这些探测器的装配。
高能物理
去年当杨振宁访问中国时，他获悉他们正在考虑建造一座高能加速器的可能性。今年他感到非常惊奇，有那么多（比去年多）年轻的物理学家（三十至三十五岁）正推动着这个计划。虽然明确的设计还未定，他们谈论着一具需费约为一亿美元的加速器。
杨氏觉得文革后，有一个时期非常强调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现在相信对“实用”的解释已较有弹性。譬如何首书告知他有关场论和公理场论的工作。许多人对高能物理的现象性理论研究Pheno menology很有兴趣。一部分人正要在该领域着手研究。有些则对规范场（gaugefield）物质化为玻色粒子和光子感到兴趣，这种工作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尔贝格（Stever Weinberg）也在做着。然而，杨氏没有听到有关这个领域的新工作。据杨氏说，他曾作过一个有关统计力学的专题演讲，但中国对这个课题并不特别注重。
当华氏在上海作高能的包含反应（inclusive reaction）的演讲时，他同那里一些物理学家曾作颇长时间的哲学观的讨论。虽然他们之间有些并不是高能物理学家，但颇为反对贝克莱的Geoffrey Chew所主张的靴带（Boostrap）理论。他们认为基本粒子里一定有组成部分。
华氏感到这种信念基于辩证唯物论；物是由物质构成而不是抽象的。其论据是根据历史证明，人们一定能继续分裂基本粒子，虽然用靴带理论可成功地预测所有粒子的质量和其他性质，他们觉得人们应问及粒子的组元是甚么?当他在北京再作演讲时，上次见过的物理学家仍然相信组元论的假想，但这次他们提供了许多，包括Form Facthrs组成因子方面的有力论据。
华氏曾遇到些研究层子理论（Straton）的物理学家，获悉他们正以层子尝试做着跟Murray Geelmaun（加州理工学院）已做的有关分电粒子（quarks）的工作，他们感到至目前为止分电粒子理论比层子理论较为成功。
未来远景
对更多美国物理学家访问中国的远景是光明的。譬如写这篇文章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正在中国。上个月一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已安排了访问美国的行程，该团包括有曾在普林斯顿和普度工作过的张文裕，他在宇宙线实验里发现μ介子原子，名声卓著。我们之间是有着许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的。
（北卡译）
原载《今日中国》，[美]加尔布雷恩等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73年9月
Physics in China, Physics Today, Vol. 25, No. 12, pp. 23-28, Dec 72
美《今日物理》主编鲁普金：中国物理学近况[1972年]
中国物理学近况
（美）鲁普金
编者按：本文原列在美国出版的《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作者鲁普金(Gloria B. Lubkin)是《今日物理》的主编，他综合了七位最近访华的美国物理学家和美籍中国物理学家的意见，写成这篇关于中国物理学近况的报道。又，文中谈及“去年”，是指一九七一年，“今年”是指一九七二年。
最近从中国访问回来的七个美国物理学家，谈及其观察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应用物理的许多方面已有可观的进展。他们看到集成电路的制造，受控聚变实验，超导体重力计，望远镜和一系列中国自己制造的科学仪器。这些美国访客都感到中国对应用方面下的功夫远比基本研究方面为大，他们也觉得中国正在普遍地尝试使高等教育制度更民主。http://wg1966.com/bbs/index.php
物理学家们大都是以个人或科学小旅行团的成员身份访问中国的，例外的是高能理论家高尔伯杰（M. Goldberger，普林斯顿大学），他率领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前往。高氏是美国科协主席团员，斯通（J. Stone）是该协会的理事，科亨（J. Cohn）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应中国科技学会的邀请而作科学交流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
物理研究所
高氏告诉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位于北京西北，一共有六百至七百个职员。所长施汝为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耶鲁大学领取博士学位。该研究所约有博士或同等学历者凡一百五十人，每年经费为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或美金二百七十万元。研究范围有磁性薄膜和磁铁合金及其在电子仪器上的应用；氩气雷射；半导体管；阔银幕彩色电视；晶体学；胰岛素结构；低温物理学；地震预测；人造钻石；语言学的声音效应和等离子体物理学等。高氏又说：在等离子体物理方面，该中心正应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建造的装置做着一收缩柱的实验，分析的仪器采用雷射干扰仪等先进的设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所的任之恭也曾访问过这个实验室，听说他们在（D，D）反应中观察到中子。但看到同样仪器的高氏，则获知他们仍未量度到中子能谱因而存在着验证的问题。到过该实验室的另一访客是俄勒冈大学的高能物理理论家华家照，他亲眼看到强音收缩柱（Loud Pinch）实验，他个人的印象是：虽然实验室还在初步建设，成就已很可观，何况这是在缺乏经验之下进行的（从讲解的都是年青物理工作者上看到）。高氏还获悉，他们正在研究雷射激发聚变方法，由于该研究工作新迁到别处，所以他没有看到。
高氏及华氏听说但没有目睹的还有：中国物理学者正在进行一个用雷射产生的阔银幕彩色电视的设计，银幕边长约1.5公尺。影像都远较普通的更为光亮和清晰。
该研究所有一低温实验室，洪朝生在那里做得很出色，他曾为任之恭的学生，回国之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荷兰的雷登（Leiden）学习过。任氏感觉到：中国当前可以开始做一些低温学的基研，他跟华氏及高氏都见过可测重力常数改变达千万分之一的超导重力计，也看过一个五克重而外涂铅质的锡球，空悬于磁场中。还看过Josephpon结制成的测量计。
北京大学
北大创立于一八九八年，有十七个系，六十四个部门。教师数目同文革前一样有二千一百位。目前学生人数有四千二百，从前是一万一千。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固体物理专家朱兆祥报道，学生人数到一九七四年将增至一万，朱听说该校文革前的教职员几乎全部留任。文革期间他们都忙于编写教材，筹划新课程和做研究工作。
物理学家周培源是北大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校长之职），他也是中国科技学会的副主席。周曾于第二次大战后期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并于一九二八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有关广义相对论的。
美科协代表们曾就入学新政策和课程改革问题同北大负责人谈论过。文革期间，大学都停了课。当重新招生时，只收一年级生，今天这些学生已是三年级了。大学生不再直接自中学招取，而是由他们工作过两年以上的公社、工厂或军队介绍入学。选择标准是基于他们在智能、政治觉悟和健康情况，大学本部则掌握最后的取决权。
当问及新旧制招取之学生的比较时，他们说，由于至今仍未有毕业班，并不能作出评价。文革时都停了课，如今只是第三次招生。学制的缩短使得相当于学士学位的培养时间从文革前的五至六年减至三年（理论物理学生须四年）。大学本部有许多小工厂，包括一个生产示波器的工场。学生们都要化相当的时间在这些大学工厂里。
高氏在北大所见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跟美国的差不多。
高能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石溪纽约州立大学）去年曾访问中国，是多年来往访的第一个美国物理工作者，他今年夏天又作另一次访问，他曾同北大物理系四、五十个学生闲谈过，发现他们都是兴趣浓厚、勤奋、努力和自动自觉的一群，他还发现他们比旧时代的一般学生有表达能力，他把学生的这种行动归功于政府鼓励人民多发言的结果。他说：“学生们都非常关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自己的学习作为对社会贡献的一种工具。”
杨氏问过一个廿五岁曾在工厂当了七年技工的一年级生，问他怎样来到大学的，他说每一个适龄的人都有机会入大学。他们自己分组讨论，决定他们中间谁被推荐。然后大学当局派人来从中甄别。这个曾是工人的学员，感到虽然他忘记了许多功课，但七年的工作，给他许多经验，这是一个刚从中学来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有的新生都要经历为期四个月的补习班，以复习忘记的功课和统一参差的程度，在这四个月的补课期间，程度高的学生帮助程度低的。不仅北大如此，杨氏所参观的西安大学和南京大学也是如此。
北大的物理系有几百学生，系里有十个专业。杨氏得知去年理论物理组及低温物理组都没有吸收新人，今年则两组都有。原因不清楚。杨氏说：“中国设立这些专科，而分配一年级生进去，明显地是要使科学训练比通常（如美国）的更专门化”。他感到中国采取这种方针是因为中国在各个应用物理领域里，急切需要人才，而认为这种途径可以很快地培养出足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他们告知朱氏（朱兆祥），在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化学、电子与雷达、核能和生理学等系。朱氏曾跟半导体理论权威黄昆谈及物理课程，黄现正暂离北大到外地去创办一试验性的集成电路工厂。物理系，大学部的课程是：微积分、向量、复变函数论、微分方程、电磁学、原子物理学、近代物理学、力学、热力学、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理论物理学和统计力学。
清华大学
号称为中国之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工程学院也坐落北京。有教师二千人，其中二百名为教授级。朱兆祥得悉清华有十一个系，即是科学、电力、电子与天线、机械工程、水土保持系、应用数学、化工、自动系、建筑、工业材料（可能包括冶金工程）和精密仪器。这所大学不再有古典文学和艺术系了，物理隶属于科学系，是受到重视的，物理大楼非常宏伟。
朱氏得知他们不再有考试制度，但有相似于考试的家庭作业。为从前制度所无的，是今天的学生如有不满，会给予机会发表。
朱氏告诉我们，物理系看似小型工场与研究所的合并，他发现那里所造出来的仪器几乎跟Hewlett-Packard）制造的同样精密（译注：Hewlett-Packard是美国一流电算机制造厂之一——即惠普公司[HP]），他在清华看到一个女孩子正在做着超声砌合，那是制造集成电路的一种必需的技术。
他还发现清华的学生不像美国大学生只用简单的设备，而竟用上非常精密的仪器，这使他们在进入一种正规工作时已经有工业生产的经验。
在清华时，他看到他们正在做着集成电路的光缩工作（Photoreduction）。在这工序里，首先要在涂着感光乳胶的硅和锗片上划上图案，然后用显微镜放大以削成极小片。用一种在美国叫“光阻”（Photoresist）的程序使没有曝光的部分刻蚀，再放薄片于蒸发器中使之沉积上金属比如铝，不断继续这些程序直至用上铜接为止。所用的光学系统全部来自中国光学研究所。而这研究所是用电脑来帮助设计的。这种精巧的集成电路技术可能在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贝尔研究所（Bell Labs）、德萨斯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或少数著名的大学里找到，而在较小的大学是没有的，但朱氏发现这种装配（工艺）在清华和其他地方到处可见。
复旦大学
据说中国物理以上海的复旦大学最为出色。文革前该校有学生六千五百人，教职员则有二千五百。根据美科协说，目前该校有一百五十位教授，三百零四位讲师和一千零六十位教员及助理研究员。他们告诉朱氏，目前学生有一千八百位。
显然中国是没有研究院学生的。高氏曾问及如何处理研究院教育和教授接班人的训练，他们告诉他这个问题还未解决。高氏感到中国还正在严肃地重新思考整个教育观，当前仍是一个过渡时期。
朱氏听说现已不再颁发博士学位——因为那是含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取代的是在某人的履历上注明他曾进过研究院，修过某些科目，而不是获得什么学位。
复旦理学院有六个学系：化学、数学、物理、光学、原子物理和生物。文学院则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政治科学、哲学、经济、新闻和历史等。朱氏发现几乎所有物理学的工作都与半导体有关，其中包括一定量的集成电路研究。他再一次感到学院与工厂混合的气氛，他说工业研究，项目如真空电离计、核子计算器、气泡管和荧光灯等正在大量地进行着。
他和许多参观者都见到光源极强的卤素——钨丝灯的制作。朱氏看到一盏十六尺长、五十万瓦特的灯，所有的制作都由一位叫蔡祖泉的人所领导，他是没有受过正统训练的。
上海工业展览馆
上海工业展览馆陈列着精选的，全是中国制造的科学仪器，朱氏看到一个脉冲上升时间只有44×10-12秒的样本示波器，（朱氏说美国有一具脉冲上升时间为28×l0-12秒的）。他见到一具如美国广告里的一亿周波数字计算机。还陈列着一具分辨率为七埃的二十万倍电子显微镜。（据说只有最好的德国显微镜在分辨本领上能胜过它百分之五十）。一具范围为二千埃到一万埃的二公尺长的栅谱仪，他还看到一具质分辨率M/△M为1000，准确度为10-9的质谱仪，一具每秒可抽一万四千公升的离子抽空机（离子真空机），那跟美国的离子抽空机相似；有一个能自动控制温度达到摄氏一千五百度而能拉三公斤晶体的晶体抽拉炉。据朱氏说，与美国所能制造最大者一样。
朱氏还注意到主要由家庭主妇经营的街道工厂，他获悉一个街道工厂每年可生产两百个用以外添生长硅层的炉子（单晶炉），他发现他所到的中国的每一处都使用着外添生长技术。
电算机研究中心
朱氏在北京的电算机研究中心看到一具第二代的电算机，其一进出时间（access time）是两微秒，记忆有三万二千个指挥（words）（每个指挥为48个二进数），该机存有核心记忆（core memory）和圆筒记忆（drum），因为中国还没有圆盘技术（disc technology），所以要把圆筒的资料转送到磁带。用纸带作为输入。他们显然不用打孔卡片。朱氏曾打开电算机细察，发现并没有用集成电路。
但在上海他看到一具叫作叫TQ-11的电算机，那装有部分的合成电路，而其圆筒记忆则有8192个words。
半导体研究所
科学院属下的半导体研究所也设在北京，由王守武(Wang Shou—wu)领导。他在一九四九年从普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是科学院最大研究所之一，总共有四个系别：材料科学、雷射、集成电路和微波设备。研究所一共有四座大楼，一九四九年前整个科学院只占有其中一座；材料科学实验室差不多与美国这类实验室相似，人们可以见到在炉中的气相或液相外添生长，工作人员在测量载流子(carrier)的浓度，不均匀度和迁移率，他们化一半技术力量于硅元素，另外一半则放于砷化嫁（Gallium aresenide）和其他在元素周期表第Ⅲ到第V族的化合物上。虽然朱氏偶然看到一具日本出产的快样示波器（Fast—Sampling），但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中国制作的。建筑物有空气调节而窗是两重的，这样的设备在中国来说并不寻常。
朱氏对于全中国在集成电路上的进步印象极深。虽然他们还未作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生产，他感到，几年之内他们一定会做到，那时就可结合到电算机去了。他到中国之前听人说过：虽然中国人能制造原子弹，但因为那种技术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复杂如集成电路者，则不大可能，因为那种技术只能通过观察才能学到，想从文献学会似不可能。既然中国人不可能参观我们（美国）的机构以学会那些生产程序，他们就毅然地尝试而且成功了，即使在过程中曾出现过错误。当然这跟美国工业的创始是没有分别的。
电子研究所
科学院的电子研究所也在北京。微波及毫米波专家任之恭发觉该研究所虽然做一些雷射工作，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电子学，那些研究在科学和技术上都非常先进。他看到他们正在制造及应用着这样的光波发射器：速调管（klystrons），行波管（Traveling wave tube）和能达到毫米范围的carsinotrons（一种功率为一千瓦特的交替场前波放大器）。所有这些精密的仪器都是中国制造，有些还是研究所本身制造的。他们觉得仪器的质量可与美国的相媲美，但不会超过美国。
天文学和流体力学
麻省理工学院的林家翘是研究天文物理、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的，他参观了离北京东北约七十公里，坐落于密云的无线电天文观察站。他看到十六个转盘排成一列的系统，每个盘直径为二公尺，相隔七十二公尺。干涉仪的分辨本领在二公尺处约为六分弧度，那是用来观察日冕（solar corona）的活动情况的。他看到记录都是自动化的。这无线电望远镜是澳洲悉尼大学的克斯坦生（W．N．Christenson）帮助下建造的，为了设计这个东西，他多次来中国在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林曾看到一座斯密得（Schmidt）式望远镜，配有直径为六十厘米的球面反射镜和直径为四十三厘米的玻璃矫正镜（corrector）。该望远镜是于一九六四年为追踪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而建造的。在另一个天文台，还有另一个较大的斯密得式望远镜，球面反射镜直径为九十厘米，玻璃矫正镜直径为六十厘米。这望远镜则用作探求天体线谱，紫金山天文台还有一个分辨本领达每毫米一埃的太阳光谱仪。
在南京大学林氏曾跟一个在剑桥大学拿取博士学位的姓戴（Tai）的天文学教授交谈。他获悉他们有三十个新学生，主修天文物理及地球物理或单只天文物理。（这处不清楚。）
在北京林家翘还参观附属于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他指出可能是由于保密关系，他见到的不一定是在应用力学上最好的设备，但他能看到的都是一流品质的。他看到许多超音速风洞和一个正在发展作为测量流体速度的雷射装置。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关怀压缩流的问题。在另一个场合里，这一次是在上海，林氏被问及用数值方法求解在汽轮机上碰到的偏微分方程。他知道这些问题不论在中国或美国都是不容易解答的。
核子物理
亚利桑那大学的范章云是太空物理的实验家，他没有看到任何直接与他的专业有关的东西。可是他还算参观了在北京附属于科学院的核子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看到2.5兆电子伏特的范德格拉夫加速器和一个慢中子通量为每方厘米l014的研究用的核子反应堆，他看到各类型中国制造的探测器，譬如和碘化钠碘化铯探测器，晶体探测器，含锂半导体硅探测器和可塑性探测器（plastic detector）。在北京大学他还看到这些探测器的装配。
高能物理
去年当杨振宁访问中国时，他获悉他们正在考虑建造一座高能加速器的可能性。今年他感到非常惊奇，有那么多（比去年多）年轻的物理学家（三十至三十五岁）正推动着这个计划。虽然明确的设计还未定，他们谈论着一具需费约为一亿美元的加速器。
杨氏觉得文革后，有一个时期非常强调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现在相信对“实用”的解释已较有弹性。譬如何首书告知他有关场论和公理场论的工作。许多人对高能物理的现象性理论研究Pheno menology很有兴趣。一部分人正要在该领域着手研究。有些则对规范场（gaugefield）物质化为玻色粒子和光子感到兴趣，这种工作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尔贝格（Stever Weinberg）也在做着。然而，杨氏没有听到有关这个领域的新工作。据杨氏说，他曾作过一个有关统计力学的专题演讲，但中国对这个课题并不特别注重。
当华氏在上海作高能的包含反应（inclusive reaction）的演讲时，他同那里一些物理学家曾作颇长时间的哲学观的讨论。虽然他们之间有些并不是高能物理学家，但颇为反对贝克莱的Geoffrey Chew所主张的靴带（Boostrap）理论。他们认为基本粒子里一定有组成部分。
华氏感到这种信念基于辩证唯物论；物是由物质构成而不是抽象的。其论据是根据历史证明，人们一定能继续分裂基本粒子，虽然用靴带理论可成功地预测所有粒子的质量和其他性质，他们觉得人们应问及粒子的组元是甚么?当他在北京再作演讲时，上次见过的物理学家仍然相信组元论的假想，但这次他们提供了许多，包括Form Facthrs组成因子方面的有力论据。
华氏曾遇到些研究层子理论（Straton）的物理学家，获悉他们正以层子尝试做着跟Murray Geelmaun（加州理工学院）已做的有关分电粒子（quarks）的工作，他们感到至目前为止分电粒子理论比层子理论较为成功。
未来远景
对更多美国物理学家访问中国的远景是光明的。譬如写这篇文章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正在中国。上个月一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已安排了访问美国的行程，该团包括有曾在普林斯顿和普度工作过的张文裕，他在宇宙线实验里发现μ介子原子，名声卓著。我们之间是有着许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的。
（北卡译）
原载《今日中国》，[美]加尔布雷恩等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73年9月
Physics in China, Physics Today, Vol. 25, No. 12, pp. 23-28, Dec 72
Labels: 科学技术
1972年一个访问中国的华裔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的高端科技
朱兆祥
作者简介：朱兆祥，美籍中国物理学者。一九三二年生于上海。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习医二年后，于一九五一年赴英，后再赴美攻读物理，一九六〇年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 Trinity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一九六六年加入万国电子计算公司（IBM），从事半导体及固体物理的理论及实验方面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夏天，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了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发表文章，报导中国科技的近况。
工业快速发展的传统先决条件包括政治的稳定、有活力的群众和原料的供应。中国都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以来，非常清楚地，中国正在发展巨大的重工业，比较不为人所知的，则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尖端科技是近代工业的基础。鼓风炉甚至机械工具已不足以保证一个已经具有高度工业水平的国家的发展。从今年（一九七二）夏天到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厂的访问中，我深信这个国家正在建立她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中国具有各种尖端科技，具体地说，包括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使得近代工业社会能够运转的各种器具。很多情况下，我所见到的技术水平和金属工具（比较少量）与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的非常接近。 ...
在报告中国的尖端科技之前，我先简短地描述一下中国在传统工业方面的成就，使本杂志六年前的一篇报告，在某些程度上赶上时代（见《科学的美国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Genko Uchida写的《中国的科技》）。以一九七一年的数值为基础，预计一九七二年的国家总生产量为一千四百五十亿美元，钢的生产量为二千五百万公吨，石油三千万公吨，电力一千五百亿瓧时。这些数字跟美国相比并不高，美国生产大约五倍的钢，十五倍的石油。然而不考虑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比较这两个国家的。这里我们用巨量的钢来做汽车，巨量的石油来使它们走动。中国只有少量的汽车，可以节省下她的有限量的钢和石油来供给基本工业之用。举个例来讲，去年中国只须要进口几百万公吨的钢，而有剩余的石油。
因为有丰富的煤和水力发电，中国应该可以把东北大庆油田出产的大部分石油供给石油化学工业之用。我访问了北京石油化学复合工厂，这工厂每天生产八千公吨的精炼油。像大部分的炼油厂一样，它是自动操作的，它有一个三十尺长的控制墙，上面装满了熟见的纪录仪、电表相开关。（附带说一下，这所工厂处理废水是利用先进的生物消灭作用的方法。处理后的水可以用来灌溉。）这个复合工厂包括三十五个工厂，有一万一千工人，另外一万一千工人正在建造一所新的石油化学工厂，合成塑料、肥料和Dacron，预定明年完成。
另外，还有很多迹象显示出逐渐成熟的重工业。其中一个成就是一架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据说这样大型的在全世界仅有十架，在常设的上海工业展览会上，有一个三十万瓧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的模型，据说有很多已在使用；转子和定子都是用水来冷却内部的导体是它的先进特色之一。上海工展中也有二百吨的轧压机，二百五十吨的强压机，一个大的真空精炼炉和铣床的一半大小的模型，车床以及其它机械工具。大连和上海的船坞用自动运转的装备生产二万吨的船。
至于使一个国家列入尖端科技的工业大国的某些成就又是怎样呢？其中包括象征大国地位的喷射机、核子武器和飞弹。根据美国的《航空周和太空科技》（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的报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建造了高度性能的苏联米格战斗机以及它的改进型，没有生产商业喷射机。中国在一九六四年爆炸了原子弹，一九六七年爆炸了氢弹，从那时以来，又试验了好几个氢弹。根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Francis James一篇文章的报道，中国为了生产铀二三五，建造了许多气体离心机工厂；在西方这方法没有在工业上使用，虽然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据说中国的物理学家除了用老的电浆夹挤外，正在致力于用激光（雷射）加热的方法来控制融合。据说他们已达到找出中子流的地步，不过还还没有由中子谱的分析证实。在火箭方面，一九七〇年《航空周和太空科技》报道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国家，并且经常在试验军事飞弹。
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尖端科技系统和它们的分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系列包括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半导体、微波装置，以及精巧复杂的仪器。因为我是固态物理学家，我的兴趣和知识主要都在这方面，而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客人参观时，也是特别注重这一类的科技。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大部分的基本科技要依靠外国，特别是苏联。一九六〇年和苏联绝裂后，关于需要多少时间这个国家才能在这些方面自给自足，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是导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经济上的争执的一个要素。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强调在科技上自给自足是工业成长的基础。常常可以在实验室和工厂里看到大标语：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人认识到半导体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一九七〇年国庆的庆祝会上显示了这点。一辆大游行车载着制造纯硅（矽）半导体的坩锅，控制端钮和抽单晶体的装置，经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最上面是单晶硅的模型，游行车的两旁，有几百位工人，带着其它各种锭的模型参加游行。过去两年内，上海科学及技术交流委员会支助一个宣传队去提倡电子及半导体科技的重要性。一九七〇年以来电子工业已经从传统的中心散布到偏远的城市去了。
中国电子研究与发展和电子零件的制造是由专门研究所、大学和工厂联合起来进行的。科学院的半导体研究所于一九五八年在王守武（音译）的指导下成立，一九四九年他在普度大学写了关于金属内聚能的论文。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研究锗，一九六一年研究硅，一九六三年研究集成电路。研究所分为四个部门：材料科学，固态电路，微波装置和激光（雷射），有员工九百人，其中三百人在做研究工作。
这个和其它研究所的工作范围可以从这方面的出版物看出来。中国电子协会出版《电子消息》、上海电子协会出版《电子技术》及《电气世界》。《半导体装置手册》于一九七一年由一上海的徐汇公社的工人和交通大学合作完成。一九七〇年科学出版社翻译了一本美国有名的教科书，A J Khambata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入门》（Introduction to Large Scale Integration）一九七一年国防工业出版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论文，印成一本名叫《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书。最近在这方面又出版了很多书，包括微波集成电路和激光。中国也进口了大部分的西方出版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访问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学生正在阅读一本最近出版的美国杂志《应用光学》。
把《半导体装置手册》里提到的装置和方法列出来，至少对于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提示他们的中国同行在做些什么事，二极晶体管方面有点触类，Eener类整流器，可变电容类，隧道类和光感二极晶体管。晶体管方面有合金接头式，扩散接头式UJT和MOSFET。集成电路包括二极管—电晶体逻辑，晶体管——晶体管逻辑，放大器和厚屏以及薄屏元素。
中国的二极管——晶体管逻辑元素用一种叫做TO-5包装的包装法（最先在美国发展的），晶体管一晶体管元素用平装的方法，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这一阶段，可能已到达更快的射极相连逻辑。很多这类装置里的硅平面晶体管在四亿赫兹（Hertz）时有七分贝（Decibel）的噪音数值，和美国通常用的元素比起来是相当好了。
我非常惊异地发现，半导体研究所的工作比清华大学更倾向基本的研究，大学（甚至中学）做很多实际的制造工作，我访问了清华大学巨大的物理系大楼的一部分，那里在做集成电路工作。我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小片是使用双极晶体管的集成电路。一位年轻的妇女使用超音焊接器在大约一分钟内在上面接好了十根线，这是非常快的速度。
所有制造集成电路的器具，包括显微镜和超音焊接器都是中国制造的。硅片是从专门工厂生产的单晶锭切下来的，北京工学院负责的单晶体工厂就是其中的一个。生产这种大晶体的必要器具，Czochralski抽晶体器是中国制造的。它制造出三公斤重，二呎长，直径二吋的晶体锭。看来每一工场（譬如清华大学的这个）都制造一固态装置生产自己硅薄片的生长层。大部分他们所用的层生长炉都是一所北京的西区一号半导体合作工厂制造的。这座工厂于一九五八年建立（据说是由主妇们组织的），生产简单的天平秤其它测量仪器。一九六五年由于政府的要求，工厂的一些工人到清华大学接受两个月的制造炉的训练。现在三百六十位工人每年生产一百个扩散炉和一百个层生长炉。这些炉有正负一度的空间温度均匀性和摄氏〇.五度的控制稳定性，可以和美国最好的产品相比。
工厂里的人告诉我，这工厂的工人没有一个受到过超过中学的教育，指出很多技术工作并不需要更高的教育。我必须说明，一位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即使不准备到大学继续技术研究，至少有学过一年的化学、物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以及一些微积分
北京大学的物理课程比清华大学要高深，包括基本的固态课程，譬如低温物理，然而仍然强调应用方面。这是和毛泽东所说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路线一致的。（事实上我认为一理论物理学家都可以因接触实际事务而加强知识，我时常感觉到，英国物理学家比美国物理学家占便宜，因为英国的大学实验课比美国认真），曾经在University of Bristol研究、并和Max Born合著《晶体点阵的动力理论》的特出理论物理学家黄昆，是北京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告诉我们，虽然他正在教一门半导体物理的课，他主要工作是主持一座和学校有关的工厂，内有二十位职业工作人员和一百位技术人员在做集成电路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减少招生，北京大学现在又在急速扩充学生名额。学校校长（实际称为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周培源。他于一九二八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对称理论的论文。他认为要求所有的教授都做些手工是一件好事，不论仅仅在校园里种菜，或加入工厂去学习工业的需要（实际上和很多美国教授做的顾问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周培源强调在研究和实际问题之间，必须有很清楚的联系。他的立场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发展程度来看似乎是合理的。
全面的精巧复杂仪器，和其它实验设备是电子科技的基础，这些对象现在都在中国制造。我看到一亿赫兹的计数器，五千万赫兹的示波器，和上升时为四十四兆分之一秒的采样示波器（Sampling Oscilloscope）。有直径放大率四十万倍，分辨七埃的电子显微镜，还给我看了两米的绕射光栅分光仪，在波长二千到一万埃之间的分辨率为每毫米八埃，以及圆柱电场和定强磁场的质谱仪。一个快速抽真空的离子抽气机给我很深的印象，它能每秒抽一万四千升。作为比较，美国最好的采样示波器上升时为二十八兆分之一秒。我们的质谱仪通常用四极透镜。我们的离子抽气机，当需要的时候，可以和升华钛抽气机连接，而人家告诉我说，中国没有这种设备。然而一般说来，很难想到一种重要研究仪器是中国不会制造的
我看了一些计算机。科学院的计算机研究所里的一个是一九六八年在那里建的；这是晶体管型，二微秒（百分之一秒）的Access Time，内径〇.八毫米，外径一.二毫米的磁圈，一个三万二千字的主记忆和六万四千字鼓记忆。（这个计算机和今年秋天中国在多伦多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中展出的DJS一6型几乎一样）这计算机的输入元素是光电纸带阅读器，一分钟处理一千个记号。输出系统包括一个快速印刷器，每分钟一千二百行，每行十五记号（字），和一个宽行印刷器，每分三百行，每行一百六十记号；以及一个绘图器，每分四百步，每步〇.二五毫米。和美国比较，IBM370新的158型的记忆单位用Mosfet而不用磁心，至少会比中国的记忆单位快二十倍。我没有看到盘记忆单位或者计算机分时设备。然而计算机研究所可能不是能见到最新中国计算机的地方。因为它主要在做软件开发工作而不是计算机研究。中国计算机工程师，显然正在从事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重大计划，碰到我们几年前碰到的同样问题。譬如他们某些材料质量相比起来比较差，使得要达到高水平，用这种技术建造复杂记忆系统相当困难。然而他们似乎正建好基础，几年之内就可以精通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艺术。
中国的半导体科技已经超出实验室和专业的电子工业以外，伸展很广。事实上，说很多部门已经有了电子革命是很正确的。譬如上海淞江县公社和第二十九无线电工厂合作制成手提紫外线（三干六百埃）杀虫机，在农场使用。一个制鞋工厂制成一种电子装置，用来察看和计算不规则的皮革面积。书本大小的发送机，接收机和放大器，可以推动一个二十五瓦的扩行器或者四十个小扩音机。硅整流器用做电炼钢炉的控制元素，在新的电车上把交流电转为直流电。至于微波技术，我看到建S波段的重发器的北京交通器材工厂里的工人，制造硅Schottky二极晶体管和行波放大器，并且和通常一样，生产他们自己的生长层薄片。
中国工业给我很深印象的一方面是地方在中央政府的大原则下自主地发展技术。在美国，我们的大公司也是在总部定好总目标，让不同的分部和地方工厂去执行。当然复杂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政府比公司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外国观察家经常指出中国的工业是不平衡的。他们说虽然中国制造好的计算机，但是日本每年生产一千二百万架电视，而中国只生产五十万架。就像我在本文开始所说的，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中国并不高度生产消费物品。当然她的国民平均收入还相当低。苏联在五十年的工业化之后，仍然不能满足人民关于消费物品的要求。日本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但是她国民平均收入仍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低。以中国的现时需要和社会形态而论，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很可以称为平衡的。已经发展了支持技术的科学基础，而且使科技推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在变为先进工业大国的道路上。
（译自《科学的美国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作者简介：朱兆祥，美籍中国物理学者。一九三二年生于上海。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习医二年后，于一九五一年赴英，后再赴美攻读物理，一九六〇年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 Trinity大学物理系助理教授，一九六六年加入万国电子计算公司（IBM），从事半导体及固体物理的理论及实验方面研究工作。一九七二年夏天，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中国大陆参观，访问了各地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发表文章，报导中国科技的近况。
工业快速发展的传统先决条件包括政治的稳定、有活力的群众和原料的供应。中国都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以来，非常清楚地，中国正在发展巨大的重工业，比较不为人所知的，则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尖端科技是近代工业的基础。鼓风炉甚至机械工具已不足以保证一个已经具有高度工业水平的国家的发展。从今年（一九七二）夏天到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厂的访问中，我深信这个国家正在建立她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中国具有各种尖端科技，具体地说，包括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使得近代工业社会能够运转的各种器具。很多情况下，我所见到的技术水平和金属工具（比较少量）与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的非常接近。 ...
在报告中国的尖端科技之前，我先简短地描述一下中国在传统工业方面的成就，使本杂志六年前的一篇报告，在某些程度上赶上时代（见《科学的美国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Genko Uchida写的《中国的科技》）。以一九七一年的数值为基础，预计一九七二年的国家总生产量为一千四百五十亿美元，钢的生产量为二千五百万公吨，石油三千万公吨，电力一千五百亿瓧时。这些数字跟美国相比并不高，美国生产大约五倍的钢，十五倍的石油。然而不考虑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比较这两个国家的。这里我们用巨量的钢来做汽车，巨量的石油来使它们走动。中国只有少量的汽车，可以节省下她的有限量的钢和石油来供给基本工业之用。举个例来讲，去年中国只须要进口几百万公吨的钢，而有剩余的石油。
因为有丰富的煤和水力发电，中国应该可以把东北大庆油田出产的大部分石油供给石油化学工业之用。我访问了北京石油化学复合工厂，这工厂每天生产八千公吨的精炼油。像大部分的炼油厂一样，它是自动操作的，它有一个三十尺长的控制墙，上面装满了熟见的纪录仪、电表相开关。（附带说一下，这所工厂处理废水是利用先进的生物消灭作用的方法。处理后的水可以用来灌溉。）这个复合工厂包括三十五个工厂，有一万一千工人，另外一万一千工人正在建造一所新的石油化学工厂，合成塑料、肥料和Dacron，预定明年完成。
另外，还有很多迹象显示出逐渐成熟的重工业。其中一个成就是一架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据说这样大型的在全世界仅有十架，在常设的上海工业展览会上，有一个三十万瓧高温高压汽轮发电机的模型，据说有很多已在使用；转子和定子都是用水来冷却内部的导体是它的先进特色之一。上海工展中也有二百吨的轧压机，二百五十吨的强压机，一个大的真空精炼炉和铣床的一半大小的模型，车床以及其它机械工具。大连和上海的船坞用自动运转的装备生产二万吨的船。
至于使一个国家列入尖端科技的工业大国的某些成就又是怎样呢？其中包括象征大国地位的喷射机、核子武器和飞弹。根据美国的《航空周和太空科技》（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的报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建造了高度性能的苏联米格战斗机以及它的改进型，没有生产商业喷射机。中国在一九六四年爆炸了原子弹，一九六七年爆炸了氢弹，从那时以来，又试验了好几个氢弹。根据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Francis James一篇文章的报道，中国为了生产铀二三五，建造了许多气体离心机工厂；在西方这方法没有在工业上使用，虽然在实验室里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据说中国的物理学家除了用老的电浆夹挤外，正在致力于用激光（雷射）加热的方法来控制融合。据说他们已达到找出中子流的地步，不过还还没有由中子谱的分析证实。在火箭方面，一九七〇年《航空周和太空科技》报道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的国家，并且经常在试验军事飞弹。
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尖端科技系统和它们的分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系列包括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半导体、微波装置，以及精巧复杂的仪器。因为我是固态物理学家，我的兴趣和知识主要都在这方面，而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客人参观时，也是特别注重这一类的科技。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大部分的基本科技要依靠外国，特别是苏联。一九六〇年和苏联绝裂后，关于需要多少时间这个国家才能在这些方面自给自足，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是导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经济上的争执的一个要素。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强调在科技上自给自足是工业成长的基础。常常可以在实验室和工厂里看到大标语：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人认识到半导体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一九七〇年国庆的庆祝会上显示了这点。一辆大游行车载着制造纯硅（矽）半导体的坩锅，控制端钮和抽单晶体的装置，经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最上面是单晶硅的模型，游行车的两旁，有几百位工人，带着其它各种锭的模型参加游行。过去两年内，上海科学及技术交流委员会支助一个宣传队去提倡电子及半导体科技的重要性。一九七〇年以来电子工业已经从传统的中心散布到偏远的城市去了。
中国电子研究与发展和电子零件的制造是由专门研究所、大学和工厂联合起来进行的。科学院的半导体研究所于一九五八年在王守武（音译）的指导下成立，一九四九年他在普度大学写了关于金属内聚能的论文。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研究锗，一九六一年研究硅，一九六三年研究集成电路。研究所分为四个部门：材料科学，固态电路，微波装置和激光（雷射），有员工九百人，其中三百人在做研究工作。
这个和其它研究所的工作范围可以从这方面的出版物看出来。中国电子协会出版《电子消息》、上海电子协会出版《电子技术》及《电气世界》。《半导体装置手册》于一九七一年由一上海的徐汇公社的工人和交通大学合作完成。一九七〇年科学出版社翻译了一本美国有名的教科书，A J Khambata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入门》（Introduction to Large Scale Integration）一九七一年国防工业出版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论文，印成一本名叫《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书。最近在这方面又出版了很多书，包括微波集成电路和激光。中国也进口了大部分的西方出版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访问的时候，注意到一个学生正在阅读一本最近出版的美国杂志《应用光学》。
把《半导体装置手册》里提到的装置和方法列出来，至少对于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提示他们的中国同行在做些什么事，二极晶体管方面有点触类，Eener类整流器，可变电容类，隧道类和光感二极晶体管。晶体管方面有合金接头式，扩散接头式UJT和MOSFET。集成电路包括二极管—电晶体逻辑，晶体管——晶体管逻辑，放大器和厚屏以及薄屏元素。
中国的二极管——晶体管逻辑元素用一种叫做TO-5包装的包装法（最先在美国发展的），晶体管一晶体管元素用平装的方法，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这一阶段，可能已到达更快的射极相连逻辑。很多这类装置里的硅平面晶体管在四亿赫兹（Hertz）时有七分贝（Decibel）的噪音数值，和美国通常用的元素比起来是相当好了。
我非常惊异地发现，半导体研究所的工作比清华大学更倾向基本的研究，大学（甚至中学）做很多实际的制造工作，我访问了清华大学巨大的物理系大楼的一部分，那里在做集成电路工作。我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小片是使用双极晶体管的集成电路。一位年轻的妇女使用超音焊接器在大约一分钟内在上面接好了十根线，这是非常快的速度。
所有制造集成电路的器具，包括显微镜和超音焊接器都是中国制造的。硅片是从专门工厂生产的单晶锭切下来的，北京工学院负责的单晶体工厂就是其中的一个。生产这种大晶体的必要器具，Czochralski抽晶体器是中国制造的。它制造出三公斤重，二呎长，直径二吋的晶体锭。看来每一工场（譬如清华大学的这个）都制造一固态装置生产自己硅薄片的生长层。大部分他们所用的层生长炉都是一所北京的西区一号半导体合作工厂制造的。这座工厂于一九五八年建立（据说是由主妇们组织的），生产简单的天平秤其它测量仪器。一九六五年由于政府的要求，工厂的一些工人到清华大学接受两个月的制造炉的训练。现在三百六十位工人每年生产一百个扩散炉和一百个层生长炉。这些炉有正负一度的空间温度均匀性和摄氏〇.五度的控制稳定性，可以和美国最好的产品相比。
工厂里的人告诉我，这工厂的工人没有一个受到过超过中学的教育，指出很多技术工作并不需要更高的教育。我必须说明，一位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即使不准备到大学继续技术研究，至少有学过一年的化学、物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以及一些微积分
北京大学的物理课程比清华大学要高深，包括基本的固态课程，譬如低温物理，然而仍然强调应用方面。这是和毛泽东所说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路线一致的。（事实上我认为一理论物理学家都可以因接触实际事务而加强知识，我时常感觉到，英国物理学家比美国物理学家占便宜，因为英国的大学实验课比美国认真），曾经在University of Bristol研究、并和Max Born合著《晶体点阵的动力理论》的特出理论物理学家黄昆，是北京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告诉我们，虽然他正在教一门半导体物理的课，他主要工作是主持一座和学校有关的工厂，内有二十位职业工作人员和一百位技术人员在做集成电路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减少招生，北京大学现在又在急速扩充学生名额。学校校长（实际称为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周培源。他于一九二八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对称理论的论文。他认为要求所有的教授都做些手工是一件好事，不论仅仅在校园里种菜，或加入工厂去学习工业的需要（实际上和很多美国教授做的顾问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周培源强调在研究和实际问题之间，必须有很清楚的联系。他的立场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发展程度来看似乎是合理的。
全面的精巧复杂仪器，和其它实验设备是电子科技的基础，这些对象现在都在中国制造。我看到一亿赫兹的计数器，五千万赫兹的示波器，和上升时为四十四兆分之一秒的采样示波器（Sampling Oscilloscope）。有直径放大率四十万倍，分辨七埃的电子显微镜，还给我看了两米的绕射光栅分光仪，在波长二千到一万埃之间的分辨率为每毫米八埃，以及圆柱电场和定强磁场的质谱仪。一个快速抽真空的离子抽气机给我很深的印象，它能每秒抽一万四千升。作为比较，美国最好的采样示波器上升时为二十八兆分之一秒。我们的质谱仪通常用四极透镜。我们的离子抽气机，当需要的时候，可以和升华钛抽气机连接，而人家告诉我说，中国没有这种设备。然而一般说来，很难想到一种重要研究仪器是中国不会制造的
我看了一些计算机。科学院的计算机研究所里的一个是一九六八年在那里建的；这是晶体管型，二微秒（百分之一秒）的Access Time，内径〇.八毫米，外径一.二毫米的磁圈，一个三万二千字的主记忆和六万四千字鼓记忆。（这个计算机和今年秋天中国在多伦多加拿大国家展览会中展出的DJS一6型几乎一样）这计算机的输入元素是光电纸带阅读器，一分钟处理一千个记号。输出系统包括一个快速印刷器，每分钟一千二百行，每行十五记号（字），和一个宽行印刷器，每分三百行，每行一百六十记号；以及一个绘图器，每分四百步，每步〇.二五毫米。和美国比较，IBM370新的158型的记忆单位用Mosfet而不用磁心，至少会比中国的记忆单位快二十倍。我没有看到盘记忆单位或者计算机分时设备。然而计算机研究所可能不是能见到最新中国计算机的地方。因为它主要在做软件开发工作而不是计算机研究。中国计算机工程师，显然正在从事关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重大计划，碰到我们几年前碰到的同样问题。譬如他们某些材料质量相比起来比较差，使得要达到高水平，用这种技术建造复杂记忆系统相当困难。然而他们似乎正建好基础，几年之内就可以精通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艺术。
中国的半导体科技已经超出实验室和专业的电子工业以外，伸展很广。事实上，说很多部门已经有了电子革命是很正确的。譬如上海淞江县公社和第二十九无线电工厂合作制成手提紫外线（三干六百埃）杀虫机，在农场使用。一个制鞋工厂制成一种电子装置，用来察看和计算不规则的皮革面积。书本大小的发送机，接收机和放大器，可以推动一个二十五瓦的扩行器或者四十个小扩音机。硅整流器用做电炼钢炉的控制元素，在新的电车上把交流电转为直流电。至于微波技术，我看到建S波段的重发器的北京交通器材工厂里的工人，制造硅Schottky二极晶体管和行波放大器，并且和通常一样，生产他们自己的生长层薄片。
中国工业给我很深印象的一方面是地方在中央政府的大原则下自主地发展技术。在美国，我们的大公司也是在总部定好总目标，让不同的分部和地方工厂去执行。当然复杂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政府比公司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外国观察家经常指出中国的工业是不平衡的。他们说虽然中国制造好的计算机，但是日本每年生产一千二百万架电视，而中国只生产五十万架。就像我在本文开始所说的，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中国并不高度生产消费物品。当然她的国民平均收入还相当低。苏联在五十年的工业化之后，仍然不能满足人民关于消费物品的要求。日本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但是她国民平均收入仍比大部分欧洲国家要低。以中国的现时需要和社会形态而论，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很可以称为平衡的。已经发展了支持技术的科学基础，而且使科技推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在变为先进工业大国的道路上。
（译自《科学的美国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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