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22, 2009
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7日
一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最近研制成功一种新胶片。科研人员回想他们自力更生研制新胶片的日日夜夜，觉得应该给它起个扬眉吐气的名字，就把它叫做“争气片”。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争气片”、“争气钢”、“争光计算机”、“争光霉素”……。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六十年代初，社会帝国主义就妄图在石油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梦想着只要他们一旦断绝供应，中国就会在他们的指挥棒下屈膝。一时间，他们确实很为中国城市里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大煤气包高兴了一阵子。
任人摆布，仰人鼻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气质。相反，中国人民将在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迈步向前，高歌猛进。
我们亲爱的祖国，“地大、物博”，“贮藏了丰富的矿产”。“中国贫油”这个结论，我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说得好：“我们就不相信，石油光埋在他们地底下，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大油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也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象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的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能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地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要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查队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地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高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查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大庆油田发现了，大港油田发现了，胜利油田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发现了。
可笑的是，正当我国渤海湾的石油从地下滚滚涌出的时候，苏修塔斯社却死死抱住早已破产了的“中国贫油”论不放，最近还引述他们“著名科学家”的话，闭着眼睛说什么：“按照一般地质学概念……陆相岩层，不大可能开掘出含油的矿层来”，“说渤海湾有石油，那是耸人听闻”等等。足见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何等地敌视！他们惯于把头埋在沙堆里自欺欺人的蠢态，又是何等的可悲！
二
一百多年来，一切帝国主义者压根儿就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过。他们任意欺凌中国人民，梦想着对中国的领土瓜分豆剖。他们认定中国没有科学，认定中国这也不成，那也不行。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科学技术确实很落后。就拿计量科学来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只有一根营造尺，两个铜砝码；再就是市场上的尺、斗、秤，还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有的。计量上的精密仪器根本谈不上。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几乎全部是空白。在旧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科学救国”的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些想为中国人民争口气的有志科学家，根本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贡献力量的地方，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中国落后，无所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开了灿烂的前程。短短二十五年，我国科学技术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现在，我国一个普通省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就比解放以前的全国还要多几倍。我国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自动控制和激光技术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相继试验成功。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在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高能物理的研究人员，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研究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新理论；医学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发掘祖国的医药学遗产，创造了针刺麻醉等许多新成就；就是在数学这个最古老的学科中，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陈景润[/b][b]，也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样一个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成绩。
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自那时以来，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还一直停留在解剖学的水平上。我国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勇敢地担负起了通过化学途径人工合成蛋白质，从而探索生命之谜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课题上马了。他们给这个课题定名为“六○一”，意思是六十年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项科学研究。搞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大学毕业生。面前的困难当然少不了。首先遇到的是人工合成胰岛素所必需的原料氨基酸，当时我国还基本上不能生产。研究人员就自力更生地自己办起了工厂，洋设备没有，就土法上马，奋战几个月，试制出了十几种氨基酸。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接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几十名从事化学、物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又集中一起，打破单位与单位、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界限，形成一个拳头，开始用“Ｘ光衍射法”测定胰岛素这种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他们团结协作，刻苦钻研，试验、失败、再试验，终于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分辨率为一点八埃的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没有毛主席指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法宝，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谁能想象我们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三
二十五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战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科学研究人员进一步破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除关起门来冷冷清清搞科研的“三脱离”倾向，纷纷走出高楼深院，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城乡各条战线。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已达到一千几百万人，大部分社、队都有科学实验站（组），种子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科研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对促进我国农业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在世界屋脊上种植冬小麦，小面积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创造了世界奇迹。现在，我国水稻良种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小麦良种种植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国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是广东农民育成的；山东农民姚世昌创造了种花生的先进经验；浙江农民创造了小苗带土移栽法；黑龙江农民创造了贮存粮食的土圆仓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们的文章登在了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文章的科学杂志上。仅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在我国，科学实验已经成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
“别看我们只有几个人和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和我们在一起战斗的有千军万马！”许多科学工作者这样豪迈地说。
不久前，我国石油开采过程中遇到一个新课题：需要一种植物胶作压裂液。油井底下压进这种压裂液，就能使石油产量提高一倍到几倍。这种植物胶，外国有，中国还没有。怎么办？难道在拥有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的，植物资源如此丰富的祖国大地上，就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植物做胶吗？接受研制植物胶任务的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信心百倍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搞出“争气胶”来，给我国蓬勃发展的石油工业“锦上添花”。各地人民群众听说有粘性的植物能使国家增产石油，纷纷提供线索，帮助寻找。有的说，“深山里有一种树，树皮很粘，飞鸟落上去都飞不起来。”有的说，“长在山涧悬崖上的大叶桦，叶子很粘。”他们自告奋勇地去采，有的还写信动员亲戚朋友采，很短时间就采集到了大量含胶的植物样品。从中筛选出一种植物胶，经压裂试验，效果很好。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是这样满怀主人翁的自豪感，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的。山东产烟区的贫下中农，同科学研究人员结合，在我国首次用“单培体育种法”培育出了烟草新品种——“单育一号”。用这种方法培育一个作物新品种，比传统的育种法能缩短时间好几年，深受群众欢迎。临朐县吕家庙大队用这种新法试验培育的烟草，有两棵长了几米高，还在长，只好把温室顶上的玻璃掀掉，让它继续往上窜。有一天，突然来了暴风雨，参加试验的一位贫农社员，不顾风大雨急，爬到温室顶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这两棵烟草，直到雨停了才肯下来。
我国人民是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方面还要作极大的、艰苦的和相当时期的努力。我们还要很好地学习各国人民的先进经验。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二十五年来已经迈开了前进的步伐；经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更加解放了思想。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正以比过去宏大的气势迸发出来。如果说，我国古代科学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那末，在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展望未来，这种贡献将更是未可限量的。
《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7日
一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最近研制成功一种新胶片。科研人员回想他们自力更生研制新胶片的日日夜夜，觉得应该给它起个扬眉吐气的名字，就把它叫做“争气片”。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争气片”、“争气钢”、“争光计算机”、“争光霉素”……。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六十年代初，社会帝国主义就妄图在石油上卡住我们的脖子，梦想着只要他们一旦断绝供应，中国就会在他们的指挥棒下屈膝。一时间，他们确实很为中国城市里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大煤气包高兴了一阵子。
任人摆布，仰人鼻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气质。相反，中国人民将在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迈步向前，高歌猛进。
我们亲爱的祖国，“地大、物博”，“贮藏了丰富的矿产”。“中国贫油”这个结论，我国人民坚决不能接受。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说得好：“我们就不相信，石油光埋在他们地底下，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大油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也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象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的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能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地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要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查队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地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高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查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大庆油田发现了，大港油田发现了，胜利油田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发现了。
可笑的是，正当我国渤海湾的石油从地下滚滚涌出的时候，苏修塔斯社却死死抱住早已破产了的“中国贫油”论不放，最近还引述他们“著名科学家”的话，闭着眼睛说什么：“按照一般地质学概念……陆相岩层，不大可能开掘出含油的矿层来”，“说渤海湾有石油，那是耸人听闻”等等。足见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何等地敌视！他们惯于把头埋在沙堆里自欺欺人的蠢态，又是何等的可悲！
二
一百多年来，一切帝国主义者压根儿就没有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过。他们任意欺凌中国人民，梦想着对中国的领土瓜分豆剖。他们认定中国没有科学，认定中国这也不成，那也不行。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人民一穷二白，科学技术确实很落后。就拿计量科学来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只有一根营造尺，两个铜砝码；再就是市场上的尺、斗、秤，还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有的。计量上的精密仪器根本谈不上。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几乎全部是空白。在旧社会的漫漫长夜里，有多少人曾经做过“科学救国”的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一些想为中国人民争口气的有志科学家，根本找不到可以让自己贡献力量的地方，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中国落后，无所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打开了灿烂的前程。短短二十五年，我国科学技术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现在，我国一个普通省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就比解放以前的全国还要多几倍。我国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技术、自动控制和激光技术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相继试验成功。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在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高能物理的研究人员，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研究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新理论；医学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发掘祖国的医药学遗产，创造了针刺麻醉等许多新成就；就是在数学这个最古老的学科中，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陈景润[/b][b]，也把两百年前德国数学家古德巴赫提出的“任一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这样一个猜想的论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取得了在世界上领先的成绩。
一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自那时以来，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还一直停留在解剖学的水平上。我国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勇敢地担负起了通过化学途径人工合成蛋白质，从而探索生命之谜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课题上马了。他们给这个课题定名为“六○一”，意思是六十年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项科学研究。搞这项研究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是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大学毕业生。面前的困难当然少不了。首先遇到的是人工合成胰岛素所必需的原料氨基酸，当时我国还基本上不能生产。研究人员就自力更生地自己办起了工厂，洋设备没有，就土法上马，奋战几个月，试制出了十几种氨基酸。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了具有全部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接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几十名从事化学、物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又集中一起，打破单位与单位、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界限，形成一个拳头，开始用“Ｘ光衍射法”测定胰岛素这种蛋白质的晶体结构。他们团结协作，刻苦钻研，试验、失败、再试验，终于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分辨率为一点八埃的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没有毛主席指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法宝，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谁能想象我们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三
二十五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战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科学研究人员进一步破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除关起门来冷冷清清搞科研的“三脱离”倾向，纷纷走出高楼深院，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工农兵群众、专业研究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科学实验大军，遍布城乡各条战线。农村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已达到一千几百万人，大部分社、队都有科学实验站（组），种子田、试验田和高产田的科研活动非常活跃。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对促进我国农业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作出了显著贡献。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在世界屋脊上种植冬小麦，小面积亩产达到一千四百斤，创造了世界奇迹。现在，我国水稻良种种植面积已占水稻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小麦良种种植面积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国第一个水稻矮秆良种是广东农民育成的；山东农民姚世昌创造了种花生的先进经验；浙江农民创造了小苗带土移栽法；黑龙江农民创造了贮存粮食的土圆仓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们的文章登在了过去只有专家才能发表文章的科学杂志上。仅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九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动物学报》、《物理》、《化学通报》，以及《科学实验》等三十多种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一百四十多篇。在我国，科学实验已经成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三大革命运动之一。
“别看我们只有几个人和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和我们在一起战斗的有千军万马！”许多科学工作者这样豪迈地说。
不久前，我国石油开采过程中遇到一个新课题：需要一种植物胶作压裂液。油井底下压进这种压裂液，就能使石油产量提高一倍到几倍。这种植物胶，外国有，中国还没有。怎么办？难道在拥有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的，植物资源如此丰富的祖国大地上，就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植物做胶吗？接受研制植物胶任务的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信心百倍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搞出“争气胶”来，给我国蓬勃发展的石油工业“锦上添花”。各地人民群众听说有粘性的植物能使国家增产石油，纷纷提供线索，帮助寻找。有的说，“深山里有一种树，树皮很粘，飞鸟落上去都飞不起来。”有的说，“长在山涧悬崖上的大叶桦，叶子很粘。”他们自告奋勇地去采，有的还写信动员亲戚朋友采，很短时间就采集到了大量含胶的植物样品。从中筛选出一种植物胶，经压裂试验，效果很好。
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是这样满怀主人翁的自豪感，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的。山东产烟区的贫下中农，同科学研究人员结合，在我国首次用“单培体育种法”培育出了烟草新品种——“单育一号”。用这种方法培育一个作物新品种，比传统的育种法能缩短时间好几年，深受群众欢迎。临朐县吕家庙大队用这种新法试验培育的烟草，有两棵长了几米高，还在长，只好把温室顶上的玻璃掀掉，让它继续往上窜。有一天，突然来了暴风雨，参加试验的一位贫农社员，不顾风大雨急，爬到温室顶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这两棵烟草，直到雨停了才肯下来。
我国人民是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的，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许多方面还要作极大的、艰苦的和相当时期的努力。我们还要很好地学习各国人民的先进经验。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二十五年来已经迈开了前进的步伐；经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更加解放了思想。被压抑了千百年的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正以比过去宏大的气势迸发出来。如果说，我国古代科学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那末，在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展望未来，这种贡献将更是未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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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1, 2009
江青的秘书回忆：我所接触到的毛主席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5/19/41406.html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９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 文化大革命”中，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４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５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４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４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一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１０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一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
１９６２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３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毛主席。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 ”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你们好。你们种的这东西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白薯，有的地方叫地瓜。这东西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我们齐声回答。
“你们是警卫团的同志吧？”毛主席又问。
“是。”我抢先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解放军既能保卫祖国，会打仗，又能参加生产劳动，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国民党的军队做不到，所以失败了。”
我们都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聊了几句话，才回到马路上，顺着马路向浴场的方向走去。
“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四天后的下午，我和一位战士游泳后正在北戴河第四浴场打乒乓球，看到毛主席也来到了第四浴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在第五浴场更衣、洗澡和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到了第四浴场，大概是散步走到这里来了。当毛主席进来以后，坐在乒乓球台周围的同志都站了起来。我和那位战士也赶紧把球拍轻轻地放在乒乓球台上，与大家站到了一起。
毛主席看到这种情景，笑着说：“大家怎么了？我一来你们怎么不玩了？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们。”大家听了毛主席幽默的话以后，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接着打趣地说：“你们不打，我来打。”说完，他拿起球拍，然后转身朝四周看了看，问道：“谁来跟我打？”
一位３０多岁的地方干部自告奋勇地走了过去，说：“我来跟主席打。”
毛主席说：“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说完，他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就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
毛主席球艺不错，但因身材高大，动作的敏捷性显得不够。
由于那天比较炎热，室内又没有空调，不一会儿毛主席就满头大汗了。
毛主席放下球拍，高兴地说：“走了，游泳去了。”
“来，合个影。”
１９６８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整个广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气氛热烈而高涨。当美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时，人山人海的广场沸腾了，掌声雷动。
第一批焰火放完之后，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回到大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觉得肚子饿了，就向服务人员要了几个包子吃。
我们在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早就想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这回正是个好机会。想到这里，我马上请求江青跟主席说说，可江青犹豫了半天，不敢跟主席说。她说：“小杨，我可不敢说，主席难得休息一会儿，还正在吃东西，不好说呀。”
我怕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就又对主席的保健护士刘小燕说了我的想法，刘小燕爽快地答应跟主席讲一讲。
刘小燕很快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来，合个影！”
这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快步走了过去，江青也过去凑热闹。毛主席指着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来一起合个影。东兴、耀祠同志也来吧。”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３９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珍女士（程砚秋已于１９５８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１０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 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７５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 ”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
１９６９年９月的一天，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落款：“江青托”。叫我亲自送给毛主席。
我的名字本来叫杨银禄，为什么改为“杨英路”了呢？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党的九大前后，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到处给工作人员改名字，包括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不下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先后都给改了，我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江青这样对我说：“银禄这个名字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不是银子就是钱，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不喜欢你这个名字，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我的名字叫了很多年了，不用改了。”江青说：“你的名字不好，要改。”江青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就用你名字的谐音，叫杨英路吧，意思就是走英雄的道路。”她看了我一眼，不知有没有看出我脸上的反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可能不怎么好看。但江青还是说：“就这样定了！”当时江青以反封建思想自居，如果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一定会不高兴。不能因小失大，因而我也不好再解释什么。这样，我的名字就由杨银禄改成了“杨英路”。从此，她凡是让我给中央领导送文件或信件时，信封上就总是写着：“请杨英路面送×××亲启”的字样，“杨英路”这个名字也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叫开了。
我接过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信，经电话询问，知道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就立即乘车去了那里。
在人民大会堂，我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把信递给了他，请他交给毛主席。徐业夫看了一下信封，对我说：“小杨，江青同志让你面呈主席，你就亲自交给主席吧。不然，她问起你是亲自交的，还是叫别人交的，你怎么回答呢？她这个人疑心很大，还是你亲自交给主席好。”
徐业夫进去报告毛主席以后，出来对我说：“主席让你进去。”
我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看到毛主席坐在大厅中间背北面南的沙发上看文件。
他听到脚步声，就说：“小杨来了，定县人来了。你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吧？”距离上次与我谈话的时间快一年了，毛主席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这让我十分惊奇。我说：“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只有形势稳定了，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毛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们定县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除了面积大、人口多、交通方便以外，还有两条，那就是地处华北大平原，距离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很近，工农业生产搞不好没有任何道理嘛！我希望你们定县有较快的发展。”我说：“谢谢主席对我们家乡的关心和厚爱。”毛主席说：“谢什么，谁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嘛，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嘛。”
毛主席还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说：“主席，江青同志叫我给您送一封信。”毛主席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给我。”
毛主席接过信看了看，又端详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不是叫杨银禄吗？现在怎么又叫杨英路了呢？”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快一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给我改的。”
毛主席没有再问什么，笑了笑对我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把信封给我拆开。”说着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用指甲把钉书钉抠掉，然后又把信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信封问：“你不用剪刀，是用什么东西把钉书钉搞掉的呀？”我回答：“是用指甲抠掉的。”
毛主席听后说：“你的指甲够厉害的啊。”我说：“因为江青同志经常让我给她拆信封，我怕耽误她的时间，都是用指甲抠，是锻炼出来的。”毛主席点点头，表示赞许。
我说：“主席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毛主席打趣地说：“有事，我还有事。你已经没事了，请回吧。”
我用军队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声：“是。”便离开了主席的办公室。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于１月１０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那天上午１０时，我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杨秘书，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今天下午３时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特殊情况的都参加。江青同志如果身体好、精神好的话，也请她参加。”中午１２时左右，江青打铃起床了。过了半个小时，护士赵柳恩告诉我，江青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你有事要向她报告的话现在可以进去了。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她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到下午１时，汪东兴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江青同志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请她先不要动身，等我的电话。”我放下电话，立即报告了江青。汪东兴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既然是他来电话，江青就明白了。她机敏地说：“今天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快给我备车，我也去参加。”看来她原来没有准备参加。我说：“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青高兴地说：“好，好。”紧接着，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又打来电话，说：“总理请江青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汪东兴为什么不叫江青去得太早呢？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到，追悼会是不会开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没有取暖设备，江青又怕冷，万一她感冒了会受埋怨。下午２点半左右，汪东兴来电话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可以出发了。”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很快走出楼房，上了汽车，２０分钟就到了八宝山。江青对气味特别敏感。她一进礼堂的西休息室，就习惯性地抽动了几下鼻子，问道：“怎么有煤气味？”中央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赶紧解释说：“ 今天天气太冷，这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怕冻着首长们，临时在这里生了一个炉子，这是总理安排的。”江青听了后没有再说什么，就去问候陈毅的夫人张茜。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过去迎接毛主席，江青也过去迎接。毛主席没有与迎接他的中央领导人说话，也没有握手，却主动走过去紧紧握着张茜的手，向张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坚定而大声地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这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虽然相隔只有１５个月，但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红光满面不见了，神采奕奕没有了，稳健有力的步伐没有了；整齐的发型和衣着也没有了，头发和胡须长长的，脸色很不好看；里面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毛料睡衣，外穿一件灰色大衣，人显得苍老多了。张茜和她的子女们搀扶着他缓慢地步入大礼堂。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当毛主席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他也向我点了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参加追悼会，这次他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可见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深深的怀念之情。
这一次，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团工作，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了。
我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９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警卫战士。在“ 文化大革命”中，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起，我又被选拔为江青的秘书，一直到１９７３年６月。由于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我多次幸福地零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和毛主席交谈，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
我参军进入中央警卫团后，经过４个月的严格训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经过５天的入门教育，我被安排在重要的哨位——玉泉山的西大门执勤站岗。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３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访问期间，毛主席同赫鲁晓夫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毛主席和赫鲁晓夫４天时间的会谈，大部分是在玉泉山举行的。在此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毛主席。
连政治指导员刘贵认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板书也好一些，指定我为连的义务宣传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宣传工作。一天下午４时，我下哨以后，到驻守在玉泉山北门的部队了解好人好事。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大院的马路上停着四辆小汽车，第一辆是苏制吉姆前卫车，第二辆是苏制防弹吉斯主车，第三、四辆也是吉姆车，是后卫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想：不是毛主席要走，就是赫鲁晓夫要走。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从一号楼大门口走了出来。毛主席伸出手和赫鲁晓夫握了握，赫鲁晓夫就上车走了。我站在距离停车位置１０米左右的地方，一动也不敢动。为什么站在那里不敢动呢？原因有二：一是部队有要求、有纪律，警卫战士在碰到中央首长散步、劳动、钓鱼或与人交谈时，能避开时就避开，实在避不开时，就站在原地不要走动，以免打扰首长思考问题或影响首长休息。首长不打招呼，不要主动向首长打招呼和说话。如果首长主动跟我们说话，就大大方方地有问必答，要沉住气，不要慌慌张张的，更不准提个人的任何要求。二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又激动又紧张，心里怦怦直跳，生怕毛主席发现我。
我连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毛主席回到他住的一号楼里。当赫鲁晓夫乘坐的汽车走远，毛主席转过身来准备回楼时，发现了我，举起手来向我打招呼。我看见毛主席向我打招呼，便连忙走了过去。毛主席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同志，你好。”当时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口说了一句：“首长好！”毛主席微笑着诙谐地说：“我不是首长。我也是一名战士，不过我这个战士比起你这个战士年岁大了些。你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才是首长呢。”看到毛主席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原本非常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由于距离毛主席非常近，所以对他老人家的形象看得比较清楚：身材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面部没有一丝皱纹，感觉到他身上透着一股睿智之气，强烈地表现出大将风度和领袖风范。我回到班里以后，跟战友们说了刚才见到毛主席的情形，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幸福。
“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
１９６２年８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在北戴河疗养区部队自己开垦的地里翻红薯蔓。约３点钟，毛主席在通往海滩的马路上散步。当他看到我们在劳动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开始，我们只顾埋头劳动，没有看见毛主席。等发现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了。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翻红薯蔓。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来要和我们握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伸出手来握一下，可看到自己手上满是泥污，便很理智地缩了回来。主席问：“怎么了？”我说：“我的手太脏了。 ”主席说：“没有关系，我原来也是农民，不怕脏。”见我没回应，他又说：“不握就不握吧。”能看得出，在红薯地劳动的战士们也像我一样激动，脸上都是红彤彤的。这时，我和其他两位战士异口同声地大声说：“主席好！”
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你们好。你们种的这东西叫红薯，有的地方叫白薯，有的地方叫地瓜。这东西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你们说是不是呀？”
“是。”我们齐声回答。
“你们是警卫团的同志吧？”毛主席又问。
“是。”我抢先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解放军既能保卫祖国，会打仗，又能参加生产劳动，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这是我们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势，国民党的军队做不到，所以失败了。”
我们都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聊了几句话，才回到马路上，顺着马路向浴场的方向走去。
“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四天后的下午，我和一位战士游泳后正在北戴河第四浴场打乒乓球，看到毛主席也来到了第四浴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在第五浴场更衣、洗澡和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到了第四浴场，大概是散步走到这里来了。当毛主席进来以后，坐在乒乓球台周围的同志都站了起来。我和那位战士也赶紧把球拍轻轻地放在乒乓球台上，与大家站到了一起。
毛主席看到这种情景，笑着说：“大家怎么了？我一来你们怎么不玩了？我又不是老虎，吃不了你们。”大家听了毛主席幽默的话以后，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紧张的气氛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接着打趣地说：“你们不打，我来打。”说完，他拿起球拍，然后转身朝四周看了看，问道：“谁来跟我打？”
一位３０多岁的地方干部自告奋勇地走了过去，说：“我来跟主席打。”
毛主席说：“还是你勇敢，不怕我这个纸老虎。”
说完，他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就乒乒乓乓地打起球来。
毛主席球艺不错，但因身材高大，动作的敏捷性显得不够。
由于那天比较炎热，室内又没有空调，不一会儿毛主席就满头大汗了。
毛主席放下球拍，高兴地说：“走了，游泳去了。”
“来，合个影。”
１９６８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整个广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气氛热烈而高涨。当美丽的焰火腾空而起时，人山人海的广场沸腾了，掌声雷动。
第一批焰火放完之后，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回到大厅，坐在沙发上休息、喝茶，觉得肚子饿了，就向服务人员要了几个包子吃。
我们在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早就想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这回正是个好机会。想到这里，我马上请求江青跟主席说说，可江青犹豫了半天，不敢跟主席说。她说：“小杨，我可不敢说，主席难得休息一会儿，还正在吃东西，不好说呀。”
我怕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就又对主席的保健护士刘小燕说了我的想法，刘小燕爽快地答应跟主席讲一讲。
刘小燕很快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一挥，说：“来，合个影！”
这时，有几位工作人员快步走了过去，江青也过去凑热闹。毛主席指着林彪说：“林彪同志，你也来一起合个影。东兴、耀祠同志也来吧。”
我们正在排队的时候，毛主席指着警卫团一大队副队长陈长江说：“你叫陈长江，你的名字很好嘛。长江流水滚滚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毛主席风趣的话，逗得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早已做好准备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咔嗒”一声，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分难忘、珍贵的一瞬间。
“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的一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礼堂看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江青被程砚秋精湛的艺术表演深深打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并执意要在当天晚上去看望住在西四三条３９号院的程砚秋的夫人果素珍女士（程砚秋已于１９５８年去世）。因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下着小雪，气温低，在程先生家谈话的时间较长，室内又没有暖气，只生了一个煤炉取暖，第二天江青就感冒发烧了，几天高烧不退。江青害怕了，说：“我病得太厉害了，和以前的感冒不一样，快不行了。”她叫我立刻打电话报告毛主席，说：“告诉主席，我现在患了重感冒，发高烧。这次我的病情很严重，请主席赶快来看看我，否则就见不到主席了。”
当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报告毛主席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毛主席并没有马上来看她。过了一周以后，江青的病基本上好了。此后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才来看她。我们在江青那儿工作的１０名同志，个个激动万分。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大家齐声说：“主席辛苦！”我说：“不辛苦。”毛主席说：“我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是很辛苦的。实话实说嘛，辛苦就是辛苦。”我是江青处的党支部书记，站在最前面，毛主席首先与我握手，并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回答道：“ 我叫杨银禄。”毛主席又问：“是哪几个字啊？”我说：“是木易杨，银行的银，福禄祯祥的禄。”毛主席诙谐地说：“你的名字不错嘛，既有银子，又有俸禄，钱用不完呀。”他接着又问：“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我的老家是河北省定县。”他略有所思，高兴地说：“定县，定县我去过。定县大啊，人口多啊，交通又方便，有希望啊，可惜现在乱了点。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总而言之，定县是大有希望的。”
毛主席跟我交谈以后，又热情地依次同其他工作人员握手。毛主席同大家握手时，同志们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握手后，毛主席便由护士周淑英引导去了江青的办公室。江青住在二楼，楼层很高，那时主席已是７５岁的高龄了，但不用别人搀扶就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后，江青把毛主席送到了一层大厅。江青指着我介绍说：“他就是我的秘书小杨。”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接着，毛主席拉着长声说：“他叫杨——银——禄。”江青说：“主席说得对。”然后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毛主席说：“一个多小时以前认识的。 ”毛主席说完，走出楼房，向我们挥了挥手，坐上汽车走了。我们望着远去的汽车，心潮起伏，幸福万分。
“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
１９６９年９月的一天，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并在信封上写着“请杨英路同志面呈毛主席亲启”的字样，落款：“江青托”。叫我亲自送给毛主席。
我的名字本来叫杨银禄，为什么改为“杨英路”了呢？说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党的九大前后，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到处给工作人员改名字，包括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不下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先后都给改了，我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江青这样对我说：“银禄这个名字太封建了。你的父亲满脑子不是银子就是钱，一点革命的气味都没有，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我不喜欢你这个名字，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我说：“我的名字叫了很多年了，不用改了。”江青说：“你的名字不好，要改。”江青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就用你名字的谐音，叫杨英路吧，意思就是走英雄的道路。”她看了我一眼，不知有没有看出我脸上的反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可能不怎么好看。但江青还是说：“就这样定了！”当时江青以反封建思想自居，如果不同意她的意见，她一定会不高兴。不能因小失大，因而我也不好再解释什么。这样，我的名字就由杨银禄改成了“杨英路”。从此，她凡是让我给中央领导送文件或信件时，信封上就总是写着：“请杨英路面送×××亲启”的字样，“杨英路”这个名字也就逐渐在中央领导层中叫开了。
我接过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信，经电话询问，知道毛主席住在人民大会堂，就立即乘车去了那里。
在人民大会堂，我找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把信递给了他，请他交给毛主席。徐业夫看了一下信封，对我说：“小杨，江青同志让你面呈主席，你就亲自交给主席吧。不然，她问起你是亲自交的，还是叫别人交的，你怎么回答呢？她这个人疑心很大，还是你亲自交给主席好。”
徐业夫进去报告毛主席以后，出来对我说：“主席让你进去。”
我进入主席的办公室，看到毛主席坐在大厅中间背北面南的沙发上看文件。
他听到脚步声，就说：“小杨来了，定县人来了。你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吧？”距离上次与我谈话的时间快一年了，毛主席现在还记得那次谈话的内容，这让我十分惊奇。我说：“党的九大以后，我们定县的形势稳定多了，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只有形势稳定了，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才放心、高兴。”毛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你们定县发展经济有很多有利条件，除了面积大、人口多、交通方便以外，还有两条，那就是地处华北大平原，距离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很近，工农业生产搞不好没有任何道理嘛！我希望你们定县有较快的发展。”我说：“谢谢主席对我们家乡的关心和厚爱。”毛主席说：“谢什么，谁都热爱自己的家乡嘛，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嘛。”
毛主席还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
毛主席问：“你今天来干什么呀？”我说：“主席，江青同志叫我给您送一封信。”毛主席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给我。”
毛主席接过信看了看，又端详着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不是叫杨银禄吗？现在怎么又叫杨英路了呢？”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快一年没见面了，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说：“我的名字是江青同志给我改的。”
毛主席没有再问什么，笑了笑对我说：“说句北京话——劳驾，请你把信封给我拆开。”说着就把信递给了我。
我接过信，用指甲把钉书钉抠掉，然后又把信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信封问：“你不用剪刀，是用什么东西把钉书钉搞掉的呀？”我回答：“是用指甲抠掉的。”
毛主席听后说：“你的指甲够厉害的啊。”我说：“因为江青同志经常让我给她拆信封，我怕耽误她的时间，都是用指甲抠，是锻炼出来的。”毛主席点点头，表示赞许。
我说：“主席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毛主席打趣地说：“有事，我还有事。你已经没事了，请回吧。”
我用军队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声：“是。”便离开了主席的办公室。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追悼大会于１月１０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那天上午１０时，我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杨秘书，江青同志起床以后，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今天下午３时在八宝山礼堂举行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特殊情况的都参加。江青同志如果身体好、精神好的话，也请她参加。”中午１２时左右，江青打铃起床了。过了半个小时，护士赵柳恩告诉我，江青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你有事要向她报告的话现在可以进去了。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她没有表示去还是不去，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你去吧。”到下午１时，汪东兴打来电话，急匆匆地说：“江青同志去八宝山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请她先不要动身，等我的电话。”我放下电话，立即报告了江青。汪东兴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既然是他来电话，江青就明白了。她机敏地说：“今天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快给我备车，我也去参加。”看来她原来没有准备参加。我说：“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江青高兴地说：“好，好。”紧接着，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又打来电话，说：“总理请江青同志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汪东兴为什么不叫江青去得太早呢？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到，追悼会是不会开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没有取暖设备，江青又怕冷，万一她感冒了会受埋怨。下午２点半左右，汪东兴来电话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可以出发了。”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很快走出楼房，上了汽车，２０分钟就到了八宝山。江青对气味特别敏感。她一进礼堂的西休息室，就习惯性地抽动了几下鼻子，问道：“怎么有煤气味？”中央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赶紧解释说：“ 今天天气太冷，这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怕冻着首长们，临时在这里生了一个炉子，这是总理安排的。”江青听了后没有再说什么，就去问候陈毅的夫人张茜。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周总理、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过去迎接毛主席，江青也过去迎接。毛主席没有与迎接他的中央领导人说话，也没有握手，却主动走过去紧紧握着张茜的手，向张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并坚定而大声地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我这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虽然相隔只有１５个月，但他已经是判若两人了：红光满面不见了，神采奕奕没有了，稳健有力的步伐没有了；整齐的发型和衣着也没有了，头发和胡须长长的，脸色很不好看；里面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毛料睡衣，外穿一件灰色大衣，人显得苍老多了。张茜和她的子女们搀扶着他缓慢地步入大礼堂。我看在眼里，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当毛主席在我面前走过时，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他也向我点了点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少参加追悼会，这次他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可见他对昔日老战友的尊重和深深的怀念之情。
这一次，是我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１９７３年６月，我重新回到中央警卫团工作，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了。
比比看：1996年前中国哪个时期修的铁路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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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铁路长期以来在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中一直起着骨干作用，而且由于铁路的技术经济特性，铁路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晚清时期的铁路建设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商在上海至吴淞间修建的，较之世界上第一条正式营业的铁路落后了51年。1881年清政府准许修建一条自唐山矿区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掀开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序幕。
1876年至1911年，清政府时期总共建成铁路9100公里。其中，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第一条由中国人主持修建的铁路干线。
1876——1911年35年间，新增铁路91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铁路260公里。
二、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
从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共建成铁路17100公里，连同清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共有铁路26200公里。但由于战争破坏或其它原因被拆去3600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仅留下铁路22600公里。
旧中国的铁路，很多是由外国势力为略夺中国资源而修建的，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布局不合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由于各条铁路在管理上各自为政，限制了铁路运输能力的发挥。
1911——1949年3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5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355.3公里。
三、新中国的铁路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组织了桥梁和线路恢复工程，并大力修建新铁路，以保证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
（一）、1949——1978年的铁路建设
1、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相继完成了成渝、天兰铁路的铺轨通车任务。接着又动工新建兰新、宝成、丰沙。
至1958年，恢复旧有铁路1994公里，新建及修复第二线铁路共1337公里，14个铁路枢纽得到改善和加强。由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增加到26708公里。此一时期主要是我国铁路建设的规划期。
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
2、从1958年至1965年，新建铁路干线有包兰、兰新、兰青、干武、黔桂铁路都匀至贵阳段、京承、太焦、外福、肖甬铁路等。建成第一条宝成铁路宝鸡至凤州段91公里的电气化铁路区段。
至1976年，建成铁路干线有贵昆、成昆、湘黔、京原、焦枝等铁路；还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197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46262公里，其中复线率为15.7%。
1958——197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9554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086.3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49——1976年27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366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87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二）、1978——1996年的铁路建设
1、在此期间，先后建成了京秦、大秦、兖石、新菏、皖赣、青藏铁路哈格段、南疆铁路吐库段等铁路新线。增建胶济、同蒲、石德、陇海东段、京广南段、沪宁等铁路第二线，对丰沙大、石太、太焦、成渝、贵昆等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到1990年末，铁路营业里程达到53378公里。其中复线13024公里，电气化里程6941公里。地方铁路达到4424公里（此处数字含混不清，国家统计局另一种报道是铁路营业里程1978年为5.17万公里，1989年增加到 5.69万公里）。
按后一组数据：
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78——1989年11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5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72.7公里（包含地方铁路）。
按前一组数据：
1976——1990年14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6816公里，平均每年增加508.3公里（含1976前已开工建设的铁路、地方铁路）。
2、从1990年至1996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了7129公里，达到6.49万公里，其中包括合资铁路3043公里，地方铁路5210公里，国家铁路复线为18423公里，电气化铁路为10082公里。京九、宝中、兰新复线、浙赣复线、大秦线1亿吨配套工程、侯月线、广深准高速铁路、北京西站等相继建成投产。
1990——1996年6年间，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129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188公里(包括合资铁路、地方铁路)。
（三）、按照三大段划分：
1、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此一时期主要是铁路建设的恢复期和规划期)。
2、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3-1、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94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4.8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含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2、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9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43.9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含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3、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733.3公里（含地方铁路5210公里、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参考资料:① 《 国家统计局报告: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②《中国铁路发展概况》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铁路长期以来在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中一直起着骨干作用，而且由于铁路的技术经济特性，铁路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晚清时期的铁路建设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76年英商在上海至吴淞间修建的，较之世界上第一条正式营业的铁路落后了51年。1881年清政府准许修建一条自唐山矿区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掀开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序幕。
1876年至1911年，清政府时期总共建成铁路9100公里。其中，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第一条由中国人主持修建的铁路干线。
1876——1911年35年间，新增铁路91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铁路260公里。
二、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
从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共建成铁路17100公里，连同清政府时期，中国大陆共有铁路26200公里。但由于战争破坏或其它原因被拆去3600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仅留下铁路22600公里。
旧中国的铁路，很多是由外国势力为略夺中国资源而修建的，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布局不合理，大部分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铁路。由于各条铁路在管理上各自为政，限制了铁路运输能力的发挥。
1911——1949年3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5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355.3公里。
三、新中国的铁路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统一管理全国铁路，组织了桥梁和线路恢复工程，并大力修建新铁路，以保证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
（一）、1949——1978年的铁路建设
1、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相继完成了成渝、天兰铁路的铺轨通车任务。接着又动工新建兰新、宝成、丰沙。
至1958年，恢复旧有铁路1994公里，新建及修复第二线铁路共1337公里，14个铁路枢纽得到改善和加强。由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北京至广州铁路全线贯通，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增加到26708公里。此一时期主要是我国铁路建设的规划期。
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
2、从1958年至1965年，新建铁路干线有包兰、兰新、兰青、干武、黔桂铁路都匀至贵阳段、京承、太焦、外福、肖甬铁路等。建成第一条宝成铁路宝鸡至凤州段91公里的电气化铁路区段。
至1976年，建成铁路干线有贵昆、成昆、湘黔、京原、焦枝等铁路；还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和枝城长江大桥。197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46262公里，其中复线率为15.7%。
1958——197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9554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086.3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49——1976年27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366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87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二）、1978——1996年的铁路建设
1、在此期间，先后建成了京秦、大秦、兖石、新菏、皖赣、青藏铁路哈格段、南疆铁路吐库段等铁路新线。增建胶济、同蒲、石德、陇海东段、京广南段、沪宁等铁路第二线，对丰沙大、石太、太焦、成渝、贵昆等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到1990年末，铁路营业里程达到53378公里。其中复线13024公里，电气化里程6941公里。地方铁路达到4424公里（此处数字含混不清，国家统计局另一种报道是铁路营业里程1978年为5.17万公里，1989年增加到 5.69万公里）。
按后一组数据：
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1978——1989年11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5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72.7公里（包含地方铁路）。
按前一组数据：
1976——1990年14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6816公里，平均每年增加508.3公里（含1976前已开工建设的铁路、地方铁路）。
2、从1990年至1996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增加了7129公里，达到6.49万公里，其中包括合资铁路3043公里，地方铁路5210公里，国家铁路复线为18423公里，电气化铁路为10082公里。京九、宝中、兰新复线、浙赣复线、大秦线1亿吨配套工程、侯月线、广深准高速铁路、北京西站等相继建成投产。
1990——1996年6年间，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129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188公里(包括合资铁路、地方铁路)。
（三）、按照三大段划分：
1、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及企业专用线。此一时期主要是铁路建设的恢复期和规划期)。
2、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及一批在建未通车铁路)。
3-1、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94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4.8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含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2、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9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43.9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含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3-3、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733.3公里（含地方铁路5210公里、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开建的铁路)。
参考资料:① 《 国家统计局报告: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②《中国铁路发展概况》
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16/45071.html
苏铁山
2009年3月
1976年9月，伟大的人民领袖，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历史巨人毛泽东主席告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华的大地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逆流，便开始了它的疯狂。 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所歪曲的“张志新案”以及其后一系列歪曲“张志新案”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登场的。
两个案子的对比
“张志新案”是1979年轰动全国的大案，陈禹山们通过他们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将张志新描写成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冤杀的“英雄”。在陈禹山的笔下，张志新成为了“圣女”——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
现将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到的张志新的主要言论抄录如下：
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的。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早已被列为“专政对象”，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她这样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 ’ 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她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人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坦率地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告诉人们，张志新就是因为上述的一些言论而被“‘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冤杀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机缘巧合，历史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的平反，这个被平反的人是苏铁山。
在这里，我将2005年3月交给本人所在的党支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党委和全国工商联党组并在支部会上全文照读的《真实人生——我的党性自我分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中，要求党员写“党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主席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主席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 ” 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 ”……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份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论，并引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记述的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论，是想说明我当年的言论和张志新的言论从“质量”和“严重程度”上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运”和张志新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尽管我和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论”被关入监狱，但我却在1975年被解放军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宣布平反，而张志新却在1975年被辽宁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经省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了死刑。
如此阴阳两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样发生在1975年；同样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政治气候”和“舆论氛围”；同样都是“大机关”、“大单位”层层经手几十人的处理过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怎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矛盾”，我们认为只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本该被判“重刑”的苏铁山却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个是陈禹山们所描写的“张志新案”有意掩盖了导致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
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⒈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到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⒉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⒊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
⒋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⒌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⒍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⒎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
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
在陈禹山们的笔下，“张志新是被冤杀的”，而“冤杀张志新”的，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三十年来，这种“说法”经过“传媒”传来传去，似乎已成为真实的历史。
然而，这恰恰是被歪曲的历史。三十年了，应该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
关于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陈禹山们1979年6月5日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了五段话：
第一段话： “她，叫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为坚持真理，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一伙投入监狱。”
第二段话：“‘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看了这份材料暴跳如雷，吼叫‘这样的人得整起来’！”
第三段话：“审讯就这样结束了。面对这样一位‘犯人’，林彪‘四人帮’便祭起他们那套法西斯‘法宝’来。他们给张志新同时加上脚镣手铐，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折磨她……。”
第四段话：“1970年8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被拉到公判处决大会上陪斗，并被用海绵堵住嘴巴，同两个要被处决的犯人一起绑赴刑场陪斩。”
第五段话：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张志新毫不动摇，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咬牙切齿地说：‘判无期（徒刑）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在服刑期间还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经过了解，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均发生在1975年2月26日前）与毛远新完全无关。因为毛远新最初知道“张志新案”的时间是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张志新案”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当时有关部门指定给毛远新的辩护律师张海妮曾经明确辩称，1975年2月26日前毛远新根本不知道有“张志新案”。正直的张海妮律师是公正的，因为她知道，1970年6月前，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张志新案”时，毛远新因车祸受伤而未参加会，因此不知道有 “张志新案”；因为她知道，按照当时的死刑报批程序，只有省高院判了死刑，才会上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研究，至于死刑之外的其他刑罚，及最初的批捕等完全由有关部门按照当时的法律办理，无须报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准。
既然前四段话所涉及的事情与毛远新无关，请问陈禹山们，前四段话所指具体是谁？请陈禹山们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逐条认真的回答。若不做回答，我们可以认为陈禹山们编造事实，并故意用模糊的表达方式，实现欲加之罪的目的。
上述第五段话，这段话根据陈禹山后来的讲法，实际所指是毛远新，这段话根据我们的认真了解，发生时间在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时，而这段话的内容则完全是陈禹山们编造、拼接起来的，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其中有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毛远新所说的话，也有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的话，其中特别关键的“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这些话就根本不是毛远新所说。事实是，当时毛远新除了对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表示同意外，仅说了一句话：“判了无期还这样嚣张”。——这一切已被当日常委会议的现场情况、原始记录、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审理“毛远新案”时的相关情况定格在历史中。
《光明日报》1979年7月17日刊载《人民的法律为何保护不了张志新同志》，作者马荣杰。该文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
这段话，要请马荣杰先生明说究竟是谁“下令判处张志新死刑，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先生拿不出证据，无法自圆其说。
《南方周末》1998年6月7日刊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作者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
这段话也为陈禹山所言，但与上述第五段话就有明显不同，这两句都不是真正的原话。再有，明明开的是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张志新案”，怎么又变成了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了。况且，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从未研究过张志新案，毛远新从未主持过辽宁省革委常委会研究过“ 张志新案”。就是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研究“张志新案”的那一次会议，也是由黄欧东书记主持，毛远新作为副书记，根本“不够资格”主持这次会议。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重大责任问题，怎么能信口胡说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2008年2月采访任仲夷当年的秘书张岳琦，张岳琦谈到任仲夷1979年主持辽宁省委工作时克服阻力平反张志新案。张岳琦特别谈到杀张志新的是毛远新。凤凰卫视将张岳琦的原话打出字幕“后来毛远新批示说杀了算了。”
这段话要请张岳琦先生说明，毛远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批示说杀了算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毛远新从未批示过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拿不出证据，也无法自圆其说。
“历史风云网”载《历史解密：张志新文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一文，作者陈少京记下了陈禹山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了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对张志新案件的复查汇报，这次会议确定，省委要做决定，发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追悼会，……在会上，任仲夷最后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
任仲夷已去世，但任的话也是“欲加之罪”。
那末，究竟谁该对“张志新案”负责呢？
我们认为应该对“张志新案”负责的是一个组织系统（这里不涉及“张志新案”处理的对错问题）：
⒈张志新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张被同干校的女干部告发“现行”问题，被送到干校没有行动自由的“学习班”。此间张的 “ 婚外情”问题被大字报揭发。此后张口头、书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1969年1月9日张写下遗书，被发现后严加监管。此后，张继续口头、书面多次发表“现行”言论，并多次被批判。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
⒉1970年5月张志新被第一次判处死刑。这次死刑报到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0年6月前），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1970年8月24日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
⒊1974年至1975年初，沈阳大北监狱将张志新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因张新的“现行”言行）上报至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又将张案上报至沈阳市法院，沈阳市法院建议改判张志新死刑上报至沈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张志新案，沈阳市委常委会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市委副书记宋光代表市委签字确认，张案又上报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院长陈一光代表省高院签字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
⒋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报告，黄欧东主持了会议。黄欧东当时是排列在曾绍山之后的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曾绍山因事未主持这次常委会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共研究了省高院上报的十几个死刑判决建议，“张志新案”是其中之一。全体常委一致同意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最后是由主持人黄欧东代表省委常委签字确认同意辽宁省高院改判张志新死刑的建议。这次省委常委会议后，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将“张志新案”等死刑案一并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这里，必须说明，辽宁省委常委会议对省高院的死刑判决建议只有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并无判死刑的权力。
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复审，最后于1975年4月3日以江华院长的名义，核准了张志新的死刑。
⒍毛远新是当时辽宁省委的副书记，是省委常委之一，他参加了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也同意改判张志新死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正的说，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省委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责任。这是因为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所以1975年2月26日的省委常委会议，在曾绍山因事不在时，是由黄欧东主持。若黄欧东不在，则依次由李伯秋主持。所以在当时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毛远新“距离”主持辽宁省委常委会还“差一大截”。但是，由于毛远新是周恩来总理口头指定临时负责辽宁省委日常工作的人，因此在参加辽宁省委会议的常委中，毛远新应在黄欧东之后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时，张海妮律师曾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毛远新应对“张志新案”负“主要责任”，明确表示“张志新案”是“集体决定”，最后法庭改为毛远新应承担“重要责任”。我们认为张海妮律师所言，是有道理的。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
关于张志新在1975年4月4日执行死刑前被割断喉管的说法，是整个“张志新案”中最骇人听闻的情节，也是让无数善良的人们最为震惊、最为愤慨、最无法容忍、感情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残酷行为。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陈禹山们在1979年6月5日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没有明说：“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到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1979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乐团张志勤《姐姐，我为你诉说》文，文中诉说：“1979年4月4日姐姐被秘密加处死刑……。凌晨，姐姐被秘密带到一个办公室，来了四条大汉，把姐姐按倒在地，头下垫一块砖，惨绝人寰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1979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共产党员许俊基《伸张正义 维护法纪》文， 1979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郭罗基《谁之罪》文， 197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走向永生的足迹》文，上述三篇文章均说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补充……。”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四大队二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
1998年8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文，该文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写道：“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来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习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该段文字的小标题为“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关于“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问题，以上引用了报纸上正式发表的七篇文章中的相关描写。
首先，经过调查了解，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历史的事实是毛远新从未同意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毛远新请示过“对行刑犯人割喉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审理“毛远新案”的过程中，所谓毛远新“同意”、“指使”、“批准”对张志新“割喉管”的事情，从未作为一个审讯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件事与毛远新无关。
但是，张志新是否“被割断喉管”呢？
⒈以上引用的七篇文章中，张志勤文、许俊基文、郭罗基文、 陈禹山文四篇文章均明确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使用的词均为“割断”。
对此，我们反复找知情人进行了认真的了解。答复非常明确，所谓“割断张志新喉管”或“割断张志新气管”的说法都不是事实。事实是，当时为防止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经沈阳市法院院长张铁汉的决定，在宣判死刑大会前，由沈阳市公安局卫生所的医生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
张志新从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实际上被《光明日报》自己发表的文章所证实。
1979年9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该文编者按：“下面这个材料是根据张志新烈士狱中的难友和当时的管教人员提供的情况整理的，是对本报 6月5日刊载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一文的进一步的补充……”。该文记述：“据一位难友回忆，大会宣布把犯人押上来，张志新戴着手铐脚镣，身上绑着绳子，胸前湿了一大片，没有人押着，仍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请注意，该难友没有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也没有看见胸前的“血”湿了一大片。
该文记述：“据管教人员回忆，……张志新跳下刑车，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庄重地向行刑地点走去。”“到了行刑地点，张志新仍然昂首挺胸，凝视远方，俨如冬梅傲雪，酷似秋菊凌霜……”。——请注意，管教人员也没看见张志新被割断了气管或喉管。
其实，人们依靠常识，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被割断气管或喉管的人很快就会死亡，不可能参加宣判大会、上车押赴刑场、下车走到行刑地点。
⒉陈禹山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一文中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倒在地上割断了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舌头”。请问，“割断了气管”如何“呼喊”？
⒊以上引用的第一、二篇文章中共有三处使用“秘密”的描写。一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加处死刑”，另外两处说“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割断了她的喉管”。
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经层层法院报批，经省委常委会议研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监狱全体犯人大会宣判，经大佈告张贴，何来“秘密 ”。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又有“意旨”，又有“同意”，何须“秘密”？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何来“秘密”？
但陈禹山们为什么非要“秘密”呢？因为这个假话说的太大了。陈禹山们要留退路。如果有人坚决不相信，“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找不到人。如果有人要将这个“罪恶”落到实处，也一定要找出“执行人”、“证明人”，还是对不起，因为是“秘密”执行的，所以还是找不到人。
写到这里，1979年有关“张志新案”的一个情况是不能遗忘的。
1979年，从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陈禹山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止，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报刊将“张志新案”的宣传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凶手。直至发出了 “‘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在一切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之间“张志新案”的宣传停止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吗？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非毛化运动”何时停止过，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而且至今还未停止，怎么可能是怕否定“毛泽东时代”，怕否定毛泽东本人呢？这样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张志新案”的“故事”宣传的太离奇了，群众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杀害张志新的凶手这个要求其势汹汹，已经无法落实，无法交代了。所以只能“奉命”停止了。但是，无数善良的人们的正当要求怎么回答呢？于是，就有了1979年9 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文。该文说：“杀害张志新的侩子手当然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像张志新这样的冤案，我们一般的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的罪责不应当由那些有关的人来负。而应当由林彪‘四人帮’和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来负”。——然而，这样的解释能令人信服吗？
“文化大革命”后，除“两案”（“林彪案”、“王张江姚案”）外，法院还判决了很多“造反派”、“三种人”。所以“张志新案”的“有关”责任人未被处理，不是“不主张追究凶手，追查个人责任”，而是找不到割断张志新喉管的责任人。而找不到责任人，又是因为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
如果陈禹山们坚持说“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确有其事，那就请陈禹山们将“割断张志新喉管”的相关人员，包括“提议人”、“请示人”、“批准人”、“执行人”、“证明人”等全部揭露出来。同时包括那三十多例被割喉管人的相关情况也全部揭露出来。
中国有句老话：谎话说不圆，行家们的经验之谈是谎话的内容越丰富，细节越多，漏洞、自身矛盾也越多。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将割破声带的手术有意歪曲，编造成耸人听闻的血淋淋的“割断喉管”，连同本文上述凭空编造“杀了算了”，并将这两个责任栽赃陷害大造舆论，强加在毛远新的头上。而毛远新又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抚育长大的亲侄儿。连毛主席的亲人，连毛主席本人都敢诬陷，在中国谁不在他们诬陷的恐怖之中！？
张志新刑前是否被逼疯
1998年8月7 日，《南方周末》发表朱建国《张志新案还有秘密》一文。朱建国根据1998年7月21日采访陈禹山的录音在该文中说：“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于是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在床上大小便。”（请注意，“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怎么能“在床上大小便”）。该段的小标题为“张志新刑前已被逼疯。”
然而，同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6 月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道：“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加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天下午6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张志新宣读死刑判决书。张志新镇静如常。……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地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室……，然后拉到全监狱犯人面前宣判。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脸不变色、昂首挺胸、怒目而视…… ”。
还是这个陈禹山，在1979年7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走向永生的足迹》中说：“临刑前，在沈阳东陵区大洼刑场上，她昂首挺胸、怒目苍天、视死如归、稳步向前……”。
所以，陈禹山们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而且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陈禹山们一会儿说张志新疯了，一会儿又说张志新没有疯。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张志新死刑前的精神状态，据知情者说，张志新得知她将被判死刑，曾写了一个条，大意是：“我是生活上的大流氓、政治上的娼妓，请求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张志新的要求报到某某（暂不点名）处，某某说，省委常委已经研究过了，变不了。
写给几位作者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对本文引用的几篇文章的作者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朱建国、张岳琦、陈少京等说几句心里话。我估计，各位很可能并不真正掌握“张志新案”的真实情况，可能不自觉的成为了“传声筒”，将不是事实的内容写在了你们的文章中，或说在“专栏”的节目中。各位很可能也是“受骗者”，像我自己过去一样，。我在文章中请各位回答的问题，估计各位很难回答。我的目的在于说明真相，揭露骗局，并不想为难各位，请理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如果各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的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本人建议各位坚决的与陈禹山们划清界限，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本人向各位致礼！
写在结尾的话
我们在调查了解“张志新案”的过程中，翻看查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其中包含有大量的牵扯到毛远新的议论、说法和传言。深切地感到高调“宣传张志新案” 的主要政治目标并不是林彪、“王张江姚”,也不是当时年仅三十多岁深得毛泽东喜爱和信任的侄子毛远新，而是通过林彪、“王张江姚”和毛远新的“传递”，将目标最终锁定在“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本人的身上。而这一切都是在不言之中的。当然，暗示也是明显的。比如“谁之罪的全民天问”，比如“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比如朱建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的文字“……割断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近年来有关“张志新案”的真相已有一些披露，比如张志新与原在东北的某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关系，比如张志新一些言论的来源，比如张志新的婚姻状况，比如张志新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是自我毁灭的说法，比如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等等。在辽宁，在沈阳还有很多人了解张志新，也了解“张志新案”。总之，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
客观的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然而到了1979年却被别有用心的人 挖掘了出来，歪曲、篡改、编造，改写成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张志新案”成为了他们抹黑毛泽东时代的工具。
近几年来，我参与揭穿的“阴谋史学”故事至少有两件。一件是所谓“田家英死亡真相”的故事。该故事编造、暗示田家英是被毛泽东派人秘密杀掉的，根本不是自杀。黄纪苏2006年在香港《凤凰周刊》上写文章揭穿了这个谎言，并创造了“阴谋史学”这个概念。第二件是所谓“邓颖超日记”。编造者们凭空编造所谓 “ 邓颖超日记”，其内容是用编造的故事诋毁毛泽东，编造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矛盾。
三十年来，“阴谋史学”大行其道，单单针对毛泽东的“阴谋史学”故事，就已经从建国后扩展到了建国前，几乎涵盖所有的历史时期。当然，“阴谋史学”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多少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却以真实历史的面目出现，欺骗了很多的人。
我深信，今天“非议”毛泽东的绝大多数人是被恶意编造和歪曲的历史所误导、所欺骗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偏见，自觉的“非议”毛泽东的。
我强烈的感觉到。在“阴谋史学”的故事背后，是尖锐的阶级对立。是立场、感情、世界观、人生观的尖锐对立。
我坚信：
历史在前行，历史的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
对历史真相的深入发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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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自述：我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永不翻案
（本文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责令邓小平做的检讨，曾在全国播发）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 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 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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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石：谁嫁祸了毛泽东---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8/12/9/21461.html
有人嫁祸毛泽东？
朋友，别不信，看完这篇文章你自然就清楚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这是邓某人一九七六年写给华国锋的一封信中喊的口号。"坚决做好华主席的助手。"这是邓某人一九七七年上台前向华国锋写的保证书上的一句话。
华国锋被这甜蜜的摇篮曲忽悠迷糊了，同意邓某人出任国务院总理。
可时隔不久，邓某人不顾自己的誓言，以批两个"凡是"为名。把自己的恩人华国锋赶下了台。
华国锋傻脸了，靠政变得来的政权竟然戏剧般地落到了别人手里。他活生生的上演了一幕古代寓言--东郭先生和狼。报应啊报应。
邓某人掌握国家的权力之后，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随之，全国至上而下迅速刮起了一股批判毛泽东的超级妖风。当他们得知文化大革命是由周恩来两次到滴水洞找到毛泽东，二人经过多次商议之后才发起的，又煽动社会上和一些舆论界抛出"毛谋事、周成事"等等论调，对周恩来也展开了批判。直到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小字报不堪入耳地骂到了邓某人和其爱人卓某，才不得不命人将其扒掉。
邓某人之流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把两个问题作为重要武器：一是五八年的大跃进，二是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或以其它方式歪曲这两段历史，造谣蒙骗青少年一代，妄想诋毁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我作为这两段历史的知情人，经历这两段历史的见证人，想讲述讲述这两段历史。其中，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最好讲述，从那时联想到现在一句话就概括了：现在不打走资派了，大批干部腐败了。下面,在大跃进距今已五十年之际，我就重点讲述一下大跃进。但，要想全面了解大跃进，必须从三面红旗讲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毛泽东提出总路线的初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马维从江西探家回到北京，他不但按毛泽东的嘱咐对家乡的情况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吃的就是这种窝头，我讲的都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看了看，不由得眼圈一下红了。然后掰开窝头往嘴里塞了一小块嚼了几下，眼泪夺眶而出。他又把窝头分给工作人员吃，说："人民当家做主了，我们的农民不应该还吃这样的窝头。"
那天夜里，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自语："不应该么，不应该么……"。他一边游走着一边还自语到："要想个法子，必须想个法子，怎样才能让老百姓都吃上白馍呢？"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工作、走路、吃饭，连睡觉都朝思暮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他无数次找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社会界的知名人士，恳求他们多动脑筋、集思广益、多出主意。这就是毛泽东提出总路线的初衷。就连指责大跃进、总路线的邓某人也不得不这样承认。
二．总路线的提出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目的是更广泛的争取一些人的建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激励大家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号召。
是的，在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七四年，中国的两弹一星技术及钢铁、粮食产量都超越了老牌帝国主义英、法两国。并且，周恩来庄严的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还提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号。一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突飞猛进地发展到如此的程度，那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令中国人挺着胸脯走路的年代啊！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由刘少奇提议，大会一致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完全是为了让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尽早强大起来，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
三．大跃进的由来
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四．人民公社的产生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记得，一九五五年以前的个体户单干，农业生产对于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确实没有能力。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水利、电力、机械化条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于是，全国农民自发地成立了互助组。相继，很多地方由互助组又转成了合作社。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经常下到农村调查。八届五中全会后，毛泽东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地区的七里营。这里的农民个个精神焕发、干劲充足，庄稼一片大丰收的景象。这些，令所有到场人员无不感到喜悦、振奋。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向毛泽东说："马克思创建了巴黎公社，这里的农民自发地成立了人民公社，是件新生事物，省委给以了肯定和支持。"
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频频点头说："好么，人民公社好。"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用大字标题登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报道。由摄影家侯波拍摄的毛泽东身穿白衬衣、手持草帽和带着草帽在谷田里和棉田里的照片，就是记录的这段历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就这样在全国产生了。
五、三面红旗万岁的喊出
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以宫廷政变的手法把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因斯大林在世时多次批评过他善于搞阴谋诡计、耍手腕而怀恨在心。为了报仇，便扒了斯大林的墓。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态度极为傲横。常常批评、指责这国不是，那国不听话，以救世主为是。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发展更是百般挑剔，尤其是不赞成中国大力发展重工制造业。当他得知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时，对于这些不听话的毛泽东们咆哮如雷，声称如果中国不按他的统一部署去建设，"定会让中国失败的。"
中国的发展命运岂能容忍他人主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民族大英雄岂能任赫鲁晓夫摆布？！当时中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超英、越美、赶苏联的口号。显现出了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泱泱大国的气魄和胆略。
一九五八年底，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的陆定一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中宣部提议的文章清样摆放在主席台旁１１８厅的地毯上。从此，中国有了三面红旗这个名词和三面红旗万岁这个口号。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对三面红旗的提出和三面红旗万岁这个口号均极力赞成、拥护，态度比其他人更坚决。（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表态均纪录在案，欢迎有兴趣的同志到有关部门查阅。）
六．大跃进的高潮
从大跃进的提出到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响应，周恩来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又对各地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总之，周恩来对大跃进倾注了很大心血。
其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产大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无不热身投入，积极参于。周恩来忙于国务院工作时，刘少奇主动取代了周恩来，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全国的大跃进工作。
"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至今久唱不衰的河南豫剧《朝阳沟》，就是对大跃进那段火红日子的真实记载。它对那些恶意攻击大跃进、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没有半点成绩的人是一段不可辩驳的证言。正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修建的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一样，至今仍在养育着北京市的千千万万市民。这些都是当年大跃进永远不可毁灭的丰碑。
那段日子里，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人们的激情异常高涨。先后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数千座，开挖河流上万条。平整土地、提倡园田化种植管理、打井灌溉等等。
工业方面，武钢、鞍钢、包钢、一汽一拖、大庆油田、大同煤矿等等，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型工矿企业，大部分都是那时建造的。这是任何人想诋毁也诋毁不了的事实。
常说功夫不负有志人。大跃进给五八年带来了大丰收。
人们一提起三年困难时期，常常象征似的说成五八年，其实不然。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全面获得了大丰收。旱灾最重，农业欠收最重，生活最困难的是五九年、六零年和六一年的上半年。
大跃进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导致大跃进出现失误的严重问题，它就是当时所说的五风。.
我们下面谈谈五风的问题。
七．官僚瞎指挥风
一九五二年初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以此为鉴，官僚作风还大量存在。
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有些人把官僚作风用在了大跃进运动上，便出现了官僚瞎指挥风。
所谓的官僚瞎指挥风，就是对大跃进中的具体问题不调查、不研究、不深入实际，凭主观想象进行指挥，对大跃进进行了误导，干了一些劳民伤财的事。如长期的让农民不分昼夜地干活，造成了农民因劳累过度而出工不出力的走形式主义。"深翻土地三尺三，让土地爷面朝天"的深翻土地运动，既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又破坏了土质结构等等。
当时农民对官僚瞎指挥风有过这样一段带讽刺的顺口溜：
坐着轿车搞视察，
办公室里打电话。
会议桌上瞎指挥，
这样的干部能干啥？
八．浮夸风
浮夸风是五风中对大跃进影响最坏的一股歪风，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最为突出。
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口号："坐卫星，驾火箭，亩产突破万斤关"。其实，国家订的粮食上纲要的目标是四、五、八。所谓的粮食上纲要就是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要求每年粮食亩产四百斤，长江以北五百斤，长江以南八百斤。可是，大跃进换来的大丰收冲昏了一些干部的头脑。有些官僚想借机邀功达到个人的目的，就刮起了一股浮夸风。
那时，把粮食吹到亩产上万斤的还不算大吹家。还有的人上嘴唇连着天，下嘴唇连着地的大吹大擂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时亩产两万斤的、五万斤的，甚至十万斤的都出现了。连报纸上也跟着整版连篇地大吹起来。这和九十年代初邓某人之流搞的全国小康百强县无有两样。那时流传的又一段顺口溜把浮夸风描写的活灵活现：
当官的，大嘴巴，
嘴巴长的比天大。
粮食亩产超万斤，
瞪着俩眼说瞎话。
九．铺张浪费风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毛泽东出自那个年代的一句名言。
铺张浪费风是由浮夸风导致的。但，它比浮夸风对大跃进带来的破坏性更大。我在上一段的文章里讲了，五八年的大丰收加上浮夸风的影响，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对当时的物质基础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他们认为，大丰收了，可以让人民过上社会主义生活了。没必要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了。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大米饭加鱼肉。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农业生产使的是洋犁子洋耙等等。再加上很大一部分人享受主义的膨胀，便产生了铺张浪费风。
记得那年秋季农作物成熟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高粱、玉米烂在地里没人收获。大片大片的红薯、胡萝卜坏在地里又被犁掉埋在地下。一个犁地的老农指着被毁掉的庄稼向我说："说不清，不知道，为啥这样好的庄稼全毁掉？让人心疼啊。"就连收到粮仓里的粮食因储存不力又整仓整仓的坏掉。结果，丰收年带来的不是大丰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大锅饭上的铺张浪费现象，官僚们生活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都很严重。虽然现在的官僚铺张浪费的现象更严重，可那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呀，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我国大搞经济封锁，经得起这样折腾吗？
十．贪污腐败风
新中国成立后，正象毛泽东在七大上预言的那样，很多干部变了。他们没有经受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大量贪污、侵占公共钱财，成了新的剥削者、压迫者。
有些人认为干革命有功，老子应该享受享受了。尽管五一年毛泽东挥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些并没有真正敲响党内有些人的警钟。官僚们贪污腐败的风气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也时有发生。
一些官僚们合伙贪污金钱、侵吞公共财产。当权者与会计勾结贪污。会计、保管员监守自盗，各种现象均有出现。那时的贪污腐败风和现在相比虽然只是九牛一毛，可人民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些老百姓私下里流传着：
当官好，当官好，
多吃多占捞不少。
地主老蒋刚打倒，
又出一批大恶鸟。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发现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一九六一年的反五风运动中，把这种现象列入了五风之中。但，刘少奇、邓某人主持这项工作时，为了拉帮结派，矛头朝下，保护了其中的上层官僚，使得这部分上层官僚得以逍遥法外。
十一．共产风
共产风具体表现在一平、二调、三收款上。
一平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就是把一个单位和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样做极大的伤害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十二. 大锅饭（集体食堂）
大锅饭是刘少奇的杰作，他亲自提倡布置的。
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里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
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
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
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少奇找到朱德说："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
朱德："啥子事？"
刘少奇："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
朱德："不晓得、不晓得。"
刘少奇："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
朱德："嗯，我问下好喽"谈起了其他事情。
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
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
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开始前隙，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
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
刘少奇："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
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
刘少奇："主席说的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
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在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
"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
在此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伙，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
现在，政客们常常用大锅饭作为贬义词指责毛泽东。朋友，当你了解真实情况后，用什么语言形容他们呢？我们几个老头子在一起想了半天，翻了词典，没词。哎！就用恬不知耻吧。
十三．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
（一）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刘少奇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
（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三）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也可以证明刘少奇的这一问题。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刘、邓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找我谈了话。"
问："邓××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问："现在红卫兵喊着要打倒你，连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吗？"
吴："毛主席不是说了么，吴芝圃是个好同志，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哈哈哈……。"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还要带头大刮五风，以狂热的极左面目破坏大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拜访过多位资深的老红军将领、高层的老干部，解放前后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工作人员 ，得到了两种说法。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得了一场病。周恩来探望他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觉有点累。国家主席你担任好了，我只管党，会轻松些。周恩来说：我只做总理，不做主席，主席永远都是你的。并安慰毛泽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谈话在中央高层干部中慢慢传开，刘少奇听到后眼红了，对周恩来产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也象民间一样相互拜访、问候。刘少奇到周恩来家拜访时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话中带刺的说："你是主席的大红人，我远远不及你呀。"
再则，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成立了人民公社，柯庆施建议大炼钢铁，周恩来提出大跃进，朱德正在休息，就显得刘少奇无所作为了。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大跃进鼎立支持，就更增加了刘少奇对周恩来的嫉妒心。
所以说，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是为了压制周恩来。
另一个说法是：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为了感谢赫鲁晓夫对他的厚爱，曾经向赫鲁晓夫写过一封感谢信。信中向赫鲁晓夫承诺他毕生致力于苏中关系友好，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永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刘少奇回国后，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向多人谈及过这封信的事。中苏关系破裂后，刘少奇又否认了这封信。但，话从口中既出，否认是否认不了的。
还有，赫鲁晓夫每次访问中国，刘少奇都私自一人到赫鲁晓夫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谈话，鬼知道他向赫鲁晓夫谈了什么？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动机是为了策应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兑现他的承诺。
十四．毛泽东反对五风
毛泽东反对五风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其他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天津新立庄参观考察。这块试验田里的水稻确实长的不错，可当地的干部却又说能亩产十万斤。毛泽东听后连连摇头说："我种过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骗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派往河北省调查农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发了芽的谷穗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的徐水、安国等县的秋粮大片大片坏在了地里，没人收获。"
毛泽东拿起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庄稼都糟蹋了，这是犯罪！"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糟蹋秋粮的现象。河北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解释说："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来电话，他说今年的夏粮全国获得了大丰收，国家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也让他们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这种不重视秋粮的现象。"
毛泽东听后说："噢，又是这个少奇？"摇了摇头压了压怒气就无声了。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不但发现了农业方面的五风问题，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发现了五风的严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他视察过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存在的五风问题。不只是农业方面，其他行业存在的坏风气也受到了批评。还批评了陈伯达为共产风倡导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尽管毛泽东全力纠正，但，为时已晚。五风问题还是成了导致大跃进出现失误的重要因素。
十五．特大旱灾
常说祸不单行，真是如此呀。老天好象在捉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革命中的老搭档似的。五风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还没得到修复，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到一九六零年年底，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大面积的特大旱灾。
毛泽东为了鼓励全国人民战胜旱灾曾经提过"人定胜天"的口号。
当时全国人民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击旱灾的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盆盆罐罐都用上了。池塘里的水，河里的水都用干了，他们就在田地里挖井，后来连井也挖不出水来。尽管全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旱灾给大跃进带来的破坏仍然是无法估量的。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外出视察路过山东境内时，看到的是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安徽境内，看不到一块象样的庄稼。他浸着泪水，深沉的哽咽着说："天灾人祸呀！"他说的天灾，分明是指当时的旱情。他说的人祸，分明是指刘少奇带头刮五风对大跃进的危害。
十六．苏联逼债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专程来到中国，提出要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毛泽东断然拒绝。可赫鲁晓夫仍然蛮横地坚持这一要求。毛泽东气愤的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算了！"
赫鲁晓夫问什么意思？毛泽东毫不留情的说："这样的话，我只有再上山打游击去！你赫鲁晓夫一定要捏住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可也激怒了他，怀恨在心。
赫鲁晓夫一直想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在他连连没有得逞的时候，中国极端困难的时候，伸出了他想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阴险之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大会上，赫鲁晓夫撕掉了老大哥的面纱，在天安门上告知毛泽东，停止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随着全面终止了对华的各项援助，不久便向中国讨债逼债。这些接踵而来的巨大压力，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真乃是雪上加霜啊！
赫鲁晓夫明明知道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农业欠收，他却乘人之危，要我国多数债务以粮食、食品类物质抵债，并且咄咄逼人。
毛泽东愤怒的说过，中国人民紧紧腰带，也要把债务还给他们！
据回忆，那时大量的优等粮食、棉花、肉蛋类食品一批又一批的运往前苏联抵了债，导致我国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也曾自觉地凭票购物，一度饿的身上出现了浮肿。
讲到这里，不得不让人激动、流泪。请问那些道貌岸然、满嘴喷唾沫星子的政客们，有史以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皇帝和首脑，能够同人民一道共度国难饿的身上出现了浮肿？没有、没有，只有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你们和你们的子女腰缠万贯、终日花天酒地，在人民面前，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毛泽东说三道四？！！
十七．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危机，党中央为了挽救这一局面，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是进一步查找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如何开展以后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集思广益、查找问题，出谋献策。
经过十多天的讨论，查找出大跃进中的不少问题和困难。同时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好的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充满了信心。毛泽东满意的把这次会议称之为"神仙会"。朱德高兴地拍着膝盖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此间，江青拍了一张庐山日照的画面。毛泽东看后把当时兴奋的心情融入其中，诗兴大发，提笔写出了千古绝唱的佳句：
暮色苍茫看尽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可是，这次充满团结、奋进的会议将要结束时，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会先由各组讨论，然后再集中总结。彭德怀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七月三日，小组会议一开始，他就大发雷霆地指责起来："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就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周恩来提出个大跃进，还有人大力支持，好了，搞出这么多乱子来。""刘少奇支持河北省搞的什么拔白旗、插黑旗，挂红旗，天津粮食亩产十万斤？并且还向全国推广。胡来，全是胡来！""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么。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贷款。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的怎么样？他说他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总之，小组会议开了多少天，彭德怀发脾气发了多少天。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人们传说的"万言书"。信的内容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总结了教训，但，没有合理化建议。有些言语过激，基本上是否定了大跃进。信中有两个重点：一是五风的问题，二是把发动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群众的热情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的发言早有所闻，但对他能写出那样长篇大论的信感到意外，尤其是信中一些过激的词语。当天，毛泽东看过信后，征得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几位常委的同意，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了全体到会人员，让大家讨论。讨论之间，绝大多数人批评了彭的观点。七月二十三日的总结会上，毛泽东不指名的批评了彭德怀。这样，便惹火了我们的彭大将军。他在这次会议前大多是指责周恩来、刘少奇的，可这次会议后，矛头直指毛泽东了。从此，毛、彭的鸿沟就加大了。
会后，毛泽东想和彭德怀统一统一认识，怕一个人说不服他，便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首先，与会人员有顺序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带有批评、善意劝解的发言。谁知，彭德怀不仅不接受批评、劝解，反而态度异常生硬，甚至到了骂娘的地步。他的表现令所有到会人员感到惊讶，纷纷进行了谴责。
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你呀，北戴河会议上不讲，两次郑州会议上不讲，上海会议上也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别人提了那么多好的建议，你却下战书了。……。"
周恩来批评彭得怀说："有意见可以提么，信中的语句干么那么苛刻？全国的老百姓都是小资产阶级？"
朱德批评彭德怀说："你呀，简直是无法无天，头脑太冲动喽！"
林彪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彭德怀的问题所在："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回国上山（指庐山）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谈那么长时间，又把你捧的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不然为什么会和他的腔调一致？"
彭德怀对林彪的指责进行了否认。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和言论为什么那么和赫鲁晓夫一致，至今仍旧是个迷。
刘少奇上纲上线的批评彭德怀说："……我认为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不单单的是态度问题，这是右派势力对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这次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散会的路上刘少奇向周恩来说："这个彭德怀，没想到把矛头对准了我们两个，要不是主席发话呀，还真难对付哩。这次会议，主席提出来要纠正"左"倾现象，现在看来，仍然是同右倾势力的斗争。"
接着，刘少奇又找到了邓某人、彭真、陶涛等人，还到各小组会场宣扬他"这次会议仍然是同右倾势力斗争"的主张。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几次遇见彭德怀，想和他交谈交谈，缓和缓和气氛。彭德怀却次次愤愤然不予理睬，声称拒绝和毛泽东、周恩来沟通。
庐山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刘少奇招集人起草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在彭德怀的大闹下，在刘少奇的搅和下，庐山会议先以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现象，后批彭德怀的右倾势力而结束，可以说没有达到毛泽东、周恩来召开这次会议以纠"左"为主的预期的目的。
时隔多年，革命的感情又把这对老战友拉在了一起。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热情的把彭德怀请到了中南海。二人心平气和、推心置腹的长谈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共进午餐。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后向工作人员透露，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给彭平反。
彭德怀也向毛泽东认了错，承认他不该在庐山会议上那样的场合下顶撞毛泽东，信中有些言语实在不当，给庐山会议添了乱子，请主席谅解。并劝告毛泽东警惕身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后来才知道，彭德怀让毛泽东警惕的人就是刘少奇、邓某人。看来彭德怀那时也掌握了刘、邓篡党夺权的证据，及时提醒了毛泽东。
十八．七千人大会
为了全面消除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制定出新的发展纲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全国县以上的单位均有代表参加。
毛泽东在一月三十日的会议上，主动承担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失误的全部责任，向全国人民道了歉。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对毛泽东有偏见的人认为这个自我批评不深刻，只有刘少奇才是为民请命者。我不这么认为。
第一，怎样才算深刻？把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当场让给刘少奇？把周恩来的总
理当场换成邓某人？
第二，毛泽东三年中经过多次多处视察调查，对于刘少奇、邓某人在大跃进中
带头大刮五风的言行也不是没有察觉。他只是不愿意暴露矛盾，把矛盾扩大化罢了。"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这句话，分明是对着刘少奇、邓某人一伙人讲的。
第三，为了保护周恩来，因为大跃进周恩来是倡导者、部署者。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大部分不同意见是对着大跃进的，有些人甚至对着周恩来直呼其名的指责。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的自我批评非常科学，既主动承担了责任，又对其他原因有所指，还维护了中央团结。
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并没有向他们想象的那样，达到预期的目的。庐
山会议出了个彭德怀，这次会议又出了个刘少奇。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当上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本应该尽职尽责，支持、配合毛泽东的工作，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中央的团结，使中央的步调保持一致，多向毛泽东、周恩来出谋献策，把国家建设的更美好，可他并非如此。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见毛泽东再次当着全国的代表承担了大跃进中的全部错误，对树立他的威信已有机可乘，便刻意的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扩大化，到处串联，鼓动他人深挖深究。而他自己却隐瞒问题，推卸责任。他在第一线和邓某人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问题一字未提。请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刘少奇在分组会议上到处乱跑，同样是长话连篇，句句带刺，有意把矛头引向毛泽东、周恩来。
对于刘少奇、邓某人的这些小动作，毛泽东、周恩来并不是没有察觉，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他二人保持了沉默。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七千人大会刚刚开过十四天，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他在这次会议上比在七千人大会上更加刻薄的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刘少奇这些话实际上是在鼓动他人，把大跃进说成漆黑一团。提倡搞大跃进的周恩来、支持者毛泽东，不用追究就该承担责任，威风扫地。
我和熟人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有人问我：刘少奇、邓某人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把大跃进说成漆黑一团、全盘否定？说实在的，只有刘少奇、邓某人内心深处才知道。我那能说的清？文革中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过，说刘少奇、邓某人这样干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抬高自己，为他们早日抢班夺权做准备。虽然这张大字报只是推理分析，但，并非毫无道理。
邓某人在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上只是刘少奇的出谋划策和追随者，就不在举例说明了。
总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党中央的团结，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把矛盾扩大化，没有向他人推卸责任，没有针锋相对地追究刘少奇、邓某人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责任，表现出了一代领袖的伟大胸怀和风采，成了大输家。
而刘少奇、邓某人成了大赢家。尤其是刘少奇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极力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拉拢了一帮见风使舵的人。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料到，七千人大会竟然开成了刘、邓串党夺权的一个预备会。
十九．反思
大跃进距今已经五十年了，对于那段历史众说不一。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人说有成绩、有失误。刘、邓之流说出发点是好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仇恨毛泽东、共产党的人说是灾难。
从我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可以和大家共同反思一下。但，这只限于上面我所说的三种人的前两种，因为后一种人一百个道理也不会让他们心服口服。
（一）既然说出发点是好的，后来出了严重问题，刘、邓应该持什么态度？是应该帮助毛泽东、周恩来吸取教训、分担责任、出谋献策、面向未来，还是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把问题扩大化，一而再、再而三的到处串联，煽动他人纠缠住不放？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在六一年的北京会议、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大跃进的全部责任，刘少奇、邓某人还嫌不够深刻，又开了个西楼会议？
可能有人会说，深究深挖更便于暴露问题么，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说：大跃进全错了，全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错。如果是你有了缺点和错误，已经认了错，别人还长时间的纠缠住到处张扬，就是你表面上无所谓，你内心里真的会感到舒服吗？如果刘少奇、邓某人明白这个道理，还为什么那样做？
再换刘少奇来说，文革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了刘少奇的男女作风问题，使得刘少奇的精神彻底崩溃。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样去对待毛泽东、周恩来，他当时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感受了吗？
（二）从以上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和刘少奇谈天津某村的水稻产量问题，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指责可以看出，刘少奇、邓某人先是极力支持大跃进，在第一线干了很多带头大刮五风、助长五风的事，起到了破坏大跃进的作用是铁的事实。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和北京的西楼会议，刘少奇、邓某人又把大跃进中因五风造成的失误全部转嫁给毛泽东、周恩来，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树立自己的威信也是铁的事实。刘少奇成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之后，为了早日全面掌权，以封邓某人总理为先题条件在党内拉帮结派，也是铁的事实。
（三）有个问题至今全国大多数人还没转过弯来。刘少奇、邓某人既然反对大跃进，为什么在六一年的反五风运动中态度消极，保护了一大帮跟随他们刮五风的上层官僚呢？
毛泽东本想在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狠狠地再次整治整治那些刮五风的官僚们，而刘少奇、邓某人却和毛泽东对着干，只整下层的四不清，不整上层的大问题，再次保护了那些刮五风的上层人物，这又是为什么？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推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再则，刘少奇、邓某人既然反对大跃进，这些在大跃进中刮五风的官僚们，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走资派，而邓某人上台后，为什么又对这些刮五风的走资派们提拔重用？批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些人打错了呢？
（四）导致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五风的干扰，二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三是前苏联逼债。如果当年全党上下同心同德，没有官僚主义，贪图享受的腐败思想，没有刘少奇拉拢一批官僚故意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话，大跃进就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失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的逼债，就不可能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局面。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至今仍然抓住不放，到处大放厥词，以此对毛泽东进行诬蔑、攻击？一些文学作品为了迎合邓某人之流，好象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写在毛泽东身上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有的荒诞得简直令人发呕。这些人内心深处在干什么？让别人听见，靠近耳朵告诉我，别有用心吧？
当然，毛泽东要负对大跃进领导经验不足，对五风没有使用铁的手腕及时制止住的责任。要说错，毛泽东就错在对刘少奇、邓某人一伙刮五风的官僚们太仁慈了，没有象杀刘青山那样硬起手脖来大杀一批，以致于他们祸害大跃进直至今天。由此可见，毛泽东比起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治国方面太手软了，比起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圣祖康熙太心善了。
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诋毁不了的！就是错误，大多数人民也会谅解他。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使人民摆脱了剥削、压迫，得了解放。而邓某人上台后又使中国重新出现了剥削、压迫，大批干部变成了腐败分子，现在的生活即使改善了，人民还是要骂娘！
朋友，是谁把大跃进中的失误嫁祸给了毛泽东，看完这篇文章你清楚了吧？
甄 石
二○○八年十二月六日
（注明：此文中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党史以外的调查，望网友及有关单位下载、收藏。如果政府肯把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刊登的话，我愿意把所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全部献给国家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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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组图)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6/10/44284.html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革命英雄浪漫气概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想到了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弹
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 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纷纷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 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苏联方面只让一些不相干的技术人员与进修人员接触。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初,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影音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关于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介绍。钱三强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用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开始上菜了。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二、赫鲁晓夫要留一手对付不听话的毛泽东,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计划突然变卦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当时赫鲁晓夫刚坐上“龙椅”,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 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支吾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是啊,原子弹再多,也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死一半人”相敌。
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于1957年10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个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 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帮助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随后展开。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海晏县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 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集到1170平方公里的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建设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6月, 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站着作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实验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因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平地起波澜,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火冒,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 年10 月1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三、自己干,周恩来是具体的执行者,“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便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但是“那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也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我国核工业创建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特别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和培训专业人才,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后,中国20几个研究所,承担了题目(课题)来配合它。科学院参加的人员占全院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五万人从事“两弹一星”的工作。
从千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被称为四大“化学家族”的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 提前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在塞外边陲的气体扩散厂,女科学家王承书率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排除一道道难关,生产出丰度高达90%以上的浓缩铀 235。
1958年10月,我国第一座重水型研究性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诞生。随后,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生产出“真空阀门”。
195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6月,总参谋部批准将核试验场改称核试验基地;7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四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 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上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 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四、挺住困难继续干,毛泽东批准了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
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生产裂变材料浓缩铀的气体扩散工厂、引爆装置、原子弹“内爆法”样弹设计、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当然,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实际也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问题。会议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军政要员意见相左,泾渭分明。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大管家”们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
争议相当激烈。毛泽东没有在会议上出现,但在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提出让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 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性格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掷地有声地说: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还是在干还是停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最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在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周恩来参加的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并送交毛泽东圈阅。随后,邓小平对参加核工业会议的代表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中央书记处负责。
1962年8月至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了力争在1964年或者说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 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概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 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 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去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时,他迅速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当晚22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讥嘲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革命英雄浪漫气概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想到了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弹
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 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纷纷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 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苏联方面只让一些不相干的技术人员与进修人员接触。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初,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影音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关于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介绍。钱三强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用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开始上菜了。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二、赫鲁晓夫要留一手对付不听话的毛泽东,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计划突然变卦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当时赫鲁晓夫刚坐上“龙椅”,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 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支吾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是啊,原子弹再多,也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死一半人”相敌。
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于1957年10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个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 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帮助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随后展开。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海晏县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 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集到1170平方公里的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建设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6月, 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站着作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实验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因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平地起波澜,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火冒,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 年10 月1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三、自己干,周恩来是具体的执行者,“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便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但是“那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也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我国核工业创建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特别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和培训专业人才,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后,中国20几个研究所,承担了题目(课题)来配合它。科学院参加的人员占全院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五万人从事“两弹一星”的工作。
从千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被称为四大“化学家族”的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 提前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在塞外边陲的气体扩散厂,女科学家王承书率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排除一道道难关,生产出丰度高达90%以上的浓缩铀 235。
1958年10月,我国第一座重水型研究性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诞生。随后,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生产出“真空阀门”。
195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6月,总参谋部批准将核试验场改称核试验基地;7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四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 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上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 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四、挺住困难继续干,毛泽东批准了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
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生产裂变材料浓缩铀的气体扩散工厂、引爆装置、原子弹“内爆法”样弹设计、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当然,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实际也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问题。会议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军政要员意见相左,泾渭分明。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大管家”们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
争议相当激烈。毛泽东没有在会议上出现,但在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提出让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 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性格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掷地有声地说: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还是在干还是停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最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在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周恩来参加的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并送交毛泽东圈阅。随后,邓小平对参加核工业会议的代表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中央书记处负责。
1962年8月至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了力争在1964年或者说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 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概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 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 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去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时,他迅速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当晚22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讥嘲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香港维持现状和香港回归 毛泽东安排 邓小平只是操办(图)
毛泽东与香港回归
7月1日（注：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纪念日。回首过去，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都跟香港回归有着紧密的联系……
1975年9月21毛主席回见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历来对香港问题十分重视，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曾预言香港问题将来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建国后毛主席对香港的回归更加关注，曾多次与有关方面及到访的国外政要商讨此事。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为日后香港的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 毛泽东预言香港问题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预言了日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思路。他提出要充分尊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会谈时，专门谈到了香港问题。
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几十年后香港的顺利回归，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毛泽东的预言决不是主观的臆测，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毛主席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洞察力基础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而得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结论。
1949： 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后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解放军之所以勒马深圳河畔不开进香港，正是出于党中央对当时国际局势及香港问题的正确估计。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香港维持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港英政府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良机，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暂时不动香港”的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49年年初便已大致形成。1949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时介绍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用极其生动的语言将维持香港现状的方针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这充分说明建国初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出于全面考虑后做出的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
1974： 毛泽东与希思畅谈回归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举行了会谈，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是没有谈。”
毛泽东问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满。”
毛泽东：“现在还有多少年？”
周恩来：“还有24年。”
希思：“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泽东说着指了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就不在了。”随后毛泽东又抬起手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毛泽东与希思共同设计的“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顺利实现，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7月1日（注：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纪念日。回首过去，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都跟香港回归有着紧密的联系……
1975年9月21毛主席回见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历来对香港问题十分重视，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曾预言香港问题将来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建国后毛主席对香港的回归更加关注，曾多次与有关方面及到访的国外政要商讨此事。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高超的统战工作艺术为日后香港的顺利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 毛泽东预言香港问题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延安的窑洞里预言了日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思路。他提出要充分尊重香港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最终以协商、和平的方式解决。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名西方记者会谈时，专门谈到了香港问题。
哈默问道：“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几十年后香港的顺利回归，验证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毛泽东的预言决不是主观的臆测，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毛主席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洞察力基础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而得出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结论。
1949： 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后一直按兵不动，毫无继续南进解放香港之意。解放军之所以勒马深圳河畔不开进香港，正是出于党中央对当时国际局势及香港问题的正确估计。随后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香港维持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这三条要求合情合理，港英政府欣喜地感到不能错过这一良机，所以英国政府决定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华侨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
“暂时不动香港”的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49年年初便已大致形成。1949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会谈时介绍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后来毛泽东用极其生动的语言将维持香港现状的方针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这充分说明建国初暂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出于全面考虑后做出的一项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
1974： 毛泽东与希思畅谈回归
1974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举行了会谈，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是没有谈。”
毛泽东问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满。”
毛泽东：“现在还有多少年？”
周恩来：“还有24年。”
希思：“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毛泽东说着指了一下周恩来说，“我们就不在了。”随后毛泽东又抬起手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
毛泽东与希思共同设计的“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顺利实现，两国关系史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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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图)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3/19/33611.html
核心提示：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是谁，陪护毛泽东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孟锦云，一个普通又非凡的姑娘。孟锦云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度过了489个日夜。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通过对孟锦云等毛泽东身边陪护人员的访谈，实录毛泽东暮年生活的真实景象。
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到了西柏坡后，老侯病故了，当时人们看到主席工作太忙，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没有告诉他。等把一切后事都料理完之后，找了个主席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主席生气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我就是再忙，这件事我也不能不去。”事后，主席专程到老侯的墓地去进行了悼念。
晚年毛泽东
周恩来逝世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觉得老侯没有什么本事，但毛泽东说：“老侯多年来踏踏实实地喂马，从来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老侯可是个好同志，真叫人永远难忘。”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里，有哪一个马夫的去世，会牵动一个最高领袖的情感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吃不饱。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也许会有人说，全国再困难，也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生活，况且，毛主席省下的几个钱又能有多少？对这么大的国家，对这么大的困难，又能有多少帮助？这里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一种感情问题，是一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问题。这样的信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的时候，困难中的人民将得到怎样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啊。整整三年的特大困难，国家没垮，社会没乱，这将是永远值得深思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小孟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她知道这是有人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心里有些紧张，她仿佛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她一下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小孟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泪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什么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四人帮”一伙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扑克，看电影，听音乐，他们真比过节还高兴。江青还特意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这些举动，人们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而压？人们多么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着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说一句话，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理在住院期间，主席去医院看望总理，还给总理送了营养品，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但这只是人们希望，这是人们在渴望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罢了。人们多么希望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会去参加啊，哪怕只露个面。但人们失望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小孟读着，忍着眼泪。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听悼词时的号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会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的春节到来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还有过一些快乐，而他的最后一个春节，却难得有一点欢愉。除夕夜，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和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来到农民家做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托起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给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吗？
(作者: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核心提示：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
是谁，陪护毛泽东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孟锦云，一个普通又非凡的姑娘。孟锦云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度过了489个日夜。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作者通过对孟锦云等毛泽东身边陪护人员的访谈，实录毛泽东暮年生活的真实景象。
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到了西柏坡后，老侯病故了，当时人们看到主席工作太忙，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期，没有告诉他。等把一切后事都料理完之后，找了个主席不太忙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主席生气了，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我就是再忙，这件事我也不能不去。”事后，主席专程到老侯的墓地去进行了悼念。
晚年毛泽东
周恩来逝世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觉得老侯没有什么本事，但毛泽东说：“老侯多年来踏踏实实地喂马，从来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老侯可是个好同志，真叫人永远难忘。”世界上，古今中外的军队里，有哪一个马夫的去世，会牵动一个最高领袖的情感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天灾人祸，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吃不饱。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他主动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低，也许会有人说，全国再困难，也不会影响到毛主席的生活，况且，毛主席省下的几个钱又能有多少？对这么大的国家，对这么大的困难，又能有多少帮助？这里不是几个钱的问题，是一种感情问题，是一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质问题。这样的信息，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的时候，困难中的人民将得到怎样的精神安慰和精神鼓舞啊。整整三年的特大困难，国家没垮，社会没乱，这将是永远值得深思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这之前的十几个小时内，周总理的病情报告便不断送到主席这里来。毛泽东静静地看着这一份又一份的病危报告，治疗方案、抢救方案的报告。
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张耀祠得知这一噩耗，马上来到主席的大厅，告诉了在毛泽东卧室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拿起了平时常用的一支铅笔，一支很轻很轻的笔，此时变得很重很重，她用歪歪斜斜的笔迹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主席大厅里的条桌上。
小孟此时正在主席卧室里值班，主席躺在床上看一本鲁迅选集。小孟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她知道这是有人送条子或送东西来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了大厅里长条桌子上的纸条。她心里有些紧张，她仿佛意识到会有不幸的消息传来，她一下拿起了那张32开的白纸，一行字清晰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了又看，她凝视着，拿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了脸颊。小孟把纸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擦了擦泪水，回到了主席的卧室，主席依旧在那里看书。他根本没有留意到小孟去大厅里的事，小孟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是又坐在了主席床边的沙发椅上，也顺手拿起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看着。
中午吃过饭后，主席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看主席睡醒觉，精神还算可以，她决定找机会把总理逝世的消息告诉主席。
按照惯例，这时小孟给主席读报，读文件。她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然后她觉得再也没法隐瞒了，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她一向很高的嗓门，很快的速度，忽然变得低沉、缓慢：“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主席听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一直流到了脸颊。小孟自己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句地坚持读完了讣告。
主席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主席始终不说一句话。此时，能用什么话来表达感情于万一，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同志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长年多病，身心交瘁，力不从心，他不能不触景生情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此时的小孟，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无声的悲哀弥漫在主席的卧室里，卧室里此时显得格外沉寂，仿佛这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仿佛整个世界都睡去了。
总理的追悼会在1976年1月15日下午召开。在这之前，轮椅，氧气袋，一切抢救的措施都准备好了，准备主席去参加追悼会。14日的晚上，早已病重的主席，身体又多次出现反复，他根本坐不起来，更不用说是站立了。小孟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总理追悼会的事，要不要告诉主席参加？汪东兴回答说：“政治局未发出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们就不要问主席参加不参加了。”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当时，“四人帮”一伙，对周总理有刻骨仇恨，他们对总理的悼念活动，进行了种种干涉。什么不许戴黑纱，不许开追悼会，不许影响“抓革命，促生产”。“ 四人帮”一伙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扑克，看电影，听音乐，他们真比过节还高兴。江青还特意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这些举动，人们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想不通，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总理的悼念活动一压而压？人们多么希望当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着最高权威的毛泽东，说一句话，有一个行动，表示对周总理的公正肯定啊！人们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总理在住院期间，主席去医院看望总理，还给总理送了营养品，只不过没有登报，发消息。但这只是人们希望，这是人们在渴望中编出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罢了。人们多么希望总理的追悼会毛主席会去参加啊，哪怕只露个面。但人们失望了。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他当时早已力不从心，参加追悼会，于他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了。
追悼会前一天，也就是1976年1月14日的下午，又是小孟给主席读报的时间。小孟给主席读了追悼会上由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的清样。小孟读着，忍着眼泪。毛泽东不再是默默地听着，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他依旧没说一句话，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他的痛哭，已诉说了他深厚的情感，这里有对患难与共的战友的哀伤，有对几十年来交往的回顾，有对自己暮年多病的悲凉，有对自己已无力回天的沮丧。周恩来的谢世，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人的退出。毛泽东大概也感到了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伤。听悼词时的号啕大哭，能不是一种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面能没有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
在后来几天每次给毛泽东读有关悼念活动的文章，各国的唁电，他都会默默地流泪。每当小孟发现时，她自己也不忍再读下去。她会想起汪东兴的叮嘱：主席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多读这样的文章了。
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都未能摆脱悲伤的情绪。本来，还可以说说笑笑的主席，因为总理的去世，仿佛一下子带走了他本已不多的欢乐。那段日子里，他脸上几乎已无笑容。他常常沉默着。
就在这种气氛中，1976年的春节到来了。1975年12月26日，他度过了他最后的一个生日。1976年2月4日，他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还有过一些快乐，而他的最后一个春节，却难得有一点欢愉。除夕夜，他的住所，依旧显得冷清而寂寞，没有亲人的团聚，也没有招待朋友的宴席，只有小张、小孟陪伴着他。当午夜，中南海外边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时，他听得那么真切，他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是除夕，这是春节。他看看小张，又看看小孟，用他那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放点鞭炮吧，你们也应该过过节。”谁能相信，这就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春节。
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和小战士谈学文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来到农民家做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托起菲律宾马科斯夫人的手轻轻一吻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给小孟讲故事、话家常的时候……我们能不觉得，毛泽东是个极富于感情的人吗？
(作者:郭金荣 本文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亚洲时报：毛泽东仍活在许多中国人心中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5/8/40105.html
虽然毛泽东逝世近33年了，但是这位共产党中国的缔造者似乎仍然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同时也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对这位已故国家主席的新一轮怀念席卷全国。虽然他被批评犯下“严重错误”，比如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这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1976年逝世一直领导中国的领袖，人们的怀念之情急剧上升。
在今年的清明节，上万名参观者涌到毛的故乡湖南韶山，向其表示敬意。据香港《大公报》说，单是在4月2日一天，就有至少3万人从全国各地到韶山参观。
还有一个现象表明人们对毛越来越怀念。据法国24新闻频道报道，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在中国的大学生中重新流行起来。北京大学附近一家新左派书店的老板说：“我们目前卖出的小红书数量是金融危机前的5倍。”他说，自去年年底经济下滑以来，每月能卖出200本小红书。
中国人还越来越像崇拜神一样崇拜这位已故国家主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把毛当做神一样崇拜只是对毛日益怀念的副产品。虽然中国人眼下的生活可能普遍更好，但是和在毛统治之下相比，他们的安全感要低得多。
一位退休的北京官员说：“在毛泽东时代，我每月的工资不到100块钱。我每月存不下钱，但是我什么都不担心。虽然没有奢侈品，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包揽了一切：住房、医疗、退休、孩子的教育。如果我遇到困难，我随时可以找单位帮忙。如今，我每月的退休金有3000块，但是我必须算计着花每一分钱----东西都那么贵，而且假如我现在病了，谁也不会管我。”
中国如今要面对一些在毛统治时期不那么普遍，或者说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社会弊端，比如官员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吸毒和卖淫之类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这是人们怀念毛时代的另一个原因。
显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毛仍然是一个传奇。因此，公众对毛的怀念有助于证明共产党统治国家的合理性。毛泽东思想仍然得到共产党的拥护。从这一意义上说，怀念情绪还能以某种方式帮肋填补改革开放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
虽然毛泽东逝世近33年了，但是这位共产党中国的缔造者似乎仍然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同时也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时，对这位已故国家主席的新一轮怀念席卷全国。虽然他被批评犯下“严重错误”，比如文化大革命，但是对于这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1976年逝世一直领导中国的领袖，人们的怀念之情急剧上升。
在今年的清明节，上万名参观者涌到毛的故乡湖南韶山，向其表示敬意。据香港《大公报》说，单是在4月2日一天，就有至少3万人从全国各地到韶山参观。
还有一个现象表明人们对毛越来越怀念。据法国24新闻频道报道，他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在中国的大学生中重新流行起来。北京大学附近一家新左派书店的老板说：“我们目前卖出的小红书数量是金融危机前的5倍。”他说，自去年年底经济下滑以来，每月能卖出200本小红书。
中国人还越来越像崇拜神一样崇拜这位已故国家主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把毛当做神一样崇拜只是对毛日益怀念的副产品。虽然中国人眼下的生活可能普遍更好，但是和在毛统治之下相比，他们的安全感要低得多。
一位退休的北京官员说：“在毛泽东时代，我每月的工资不到100块钱。我每月存不下钱，但是我什么都不担心。虽然没有奢侈品，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包揽了一切：住房、医疗、退休、孩子的教育。如果我遇到困难，我随时可以找单位帮忙。如今，我每月的退休金有3000块，但是我必须算计着花每一分钱----东西都那么贵，而且假如我现在病了，谁也不会管我。”
中国如今要面对一些在毛统治时期不那么普遍，或者说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社会弊端，比如官员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吸毒和卖淫之类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这是人们怀念毛时代的另一个原因。
显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毛仍然是一个传奇。因此，公众对毛的怀念有助于证明共产党统治国家的合理性。毛泽东思想仍然得到共产党的拥护。从这一意义上说，怀念情绪还能以某种方式帮肋填补改革开放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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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司徒雷登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五十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面对白皮书的反映。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 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关于为什么要围绕白皮书展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第四篇评论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军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的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呢？
关于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回想一下司徒雷登回美国之前与共产党代表的来往，答案就比较清楚了。
《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
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刻，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毛泽东在这里着重论述了美国之所以挑选8月5日这一天发表白皮书的原因，并指出司徒雷登是美国政府的代表，虽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从第二段开始，在连续十四个自然段中，毛泽东再也没提“司徒雷登”这四个字，而是将矛头直接转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揭发抗战胜利后美国如何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对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批判，从而教育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相，不要再对美国抱有幻想。直到全文快结束时，为了扣住文章的题目，毛泽东才重新将话锋转回司徒雷登身上，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用这两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但读者不要忘了，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见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的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当然，凭着司徒雷登是内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再加上他个人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毛泽东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也不冤枉。但毛泽东对他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毛泽东其实也明白，司徒雷登最终未能北上，责任并不在他个人。
许多事实表明，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司徒雷登一贯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不仅使司徒雷登满怀着遗憾离开中国，也使美国失去了与中共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加上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评价和看法，这对中共领导人的伤害也是不轻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或许正是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感情，考虑到他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还是比较务实的，所以毛泽东才会除了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对他略加讥讽外，并没有把美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算到他的头上。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司徒雷登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五十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面对白皮书的反映。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 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关于为什么要围绕白皮书展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第四篇评论文章《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军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的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的评价呢？
关于这个问题，只要认真读一下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回想一下司徒雷登回美国之前与共产党代表的来往，答案就比较清楚了。
《别了，司徒雷登》全文共三千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有三段，字数不足五百，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
第一段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驻在中国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刻，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毛泽东在这里着重论述了美国之所以挑选8月5日这一天发表白皮书的原因，并指出司徒雷登是美国政府的代表，虽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从第二段开始，在连续十四个自然段中，毛泽东再也没提“司徒雷登”这四个字，而是将矛头直接转向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揭发抗战胜利后美国如何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事实，对艾奇逊致杜鲁门信中的观点展开进一步的批判，从而教育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相，不要再对美国抱有幻想。直到全文快结束时，为了扣住文章的题目，毛泽东才重新将话锋转回司徒雷登身上，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唤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用这两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但读者不要忘了，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18日，而就在两个月前，当毛泽东得知司徒雷登打算到北京拜见中共领导人，以便共同探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还宣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为什么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司徒雷登在中共眼中的形象就全变了呢？答案很明显：司徒雷登其实是在替美国政府担骂名。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它的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当然，凭着司徒雷登是内战时期的驻华大使，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再加上他个人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毛泽东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也不冤枉。但毛泽东对他还算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司徒雷登个人毕竟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毛泽东其实也明白，司徒雷登最终未能北上，责任并不在他个人。
许多事实表明，共产党的领袖们对司徒雷登一贯给予了比较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与到北京访问的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谈话时，不仅对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及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表示赞扬，还对他寄予了“最重要之希望”。从国与国之间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共领导人表示“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不仅使司徒雷登满怀着遗憾离开中国，也使美国失去了与中共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加上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评价和看法，这对中共领导人的伤害也是不轻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或许正是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感情，考虑到他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还是比较务实的，所以毛泽东才会除了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对他略加讥讽外，并没有把美国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算到他的头上。
Labels: 外交
毛泽东生活收支细账：住中南海月付房租125元(图)
1998年夏末，我在主持刊物工作时有机会读到毛泽东的1968年1月家庭生活收支详细账，并从中了解了不少内容。
家庭收入中稿费居多
账目的收入部分有三栏，分别是：“上月接转14095．45元；毛泽东工资404．8元；江青工资243元。”
那个年代，一个国家主席家中有一万多元活钱在账上不新鲜，特别是毛泽东，据毛泽东警卫李银桥说，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稿费就达100万元，毛泽东本人不经手，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理。家用不够，或有重大的花销时，经毛泽东同意，从稿费中拨转、开支。
毛泽东的工资404．8元，1955年7月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实行薪金制时定的，直到他离世一直没动；江青的工资243元，是当时的文艺二级，后来文化大革命，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下调到342．7元。那时全国人民工资都不动，她能一下长近100元钱的工资，也是破天荒。
住中南海还要付房租
支出一栏列有六项：“月房租费125．02元；12月、1月党费4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元”。
毛泽东住中南海付房租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不是有这个账目在，我还以为首长住房是供给了，因为1955年以前干部都是供给制，直到现在，有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供给制的尾巴。
日用消费品，据说此账之外，还专有一个日常杂费开支表，其中包括毛泽东买书，孩子的衣物、生活用品，老家亲友来访在京的花销、往返路费，江青看戏、买唱片和摄影方面的花费。据说在生活费用开销上毛泽东很注意节约，平时不过问，月收支不平衡，钱不够用时，毛泽东就找工作人员来，询问查对，叮嘱注意节俭。
工资收入主要用于糊口
1955 年实行薪金制以后，李银桥曾草拟过一个《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批示了照办。那上面列的主要开支是九个项目，其中主食 450元；副食品120元；日用开销15元，加上杂支零用18元，才33元，但那是20世纪50年代，到1968年，中国第一家庭的日用开支92．96 元，也没逾百。
伙食659．13元，比 20世纪50年代拟定的主副食加在一起的570元，多不到90元，但这个费用也超出了当月毛泽东和江青工资的总和。说明在20 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的主要用途是糊口，吃是家庭支出的第一要事。毛泽东在伙食上的开支是实在的，至少说明，作为主席，他主要是在吃自己，不走公费，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应酬、餐会、请吃、白吃。
最令人可感触的是账上明标的用液化气钱。尽管仅仅是9．6元，让我为之肃然起敬。住在中南海，公家的什么不能用，连个人的用气都在账上，你不能不承认，他在生活上对自己的严格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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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为什么中国绝大多数水库还是30年前修的
农业部的信息显示,截至2009年2月6日,河南、安徽、山东等主产区小麦受旱1.60亿亩,其中严重受旱6753万亩,有632万亩出现点片死苗现象。另外,有393万人、194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饮水困难。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被荒废和被“遗忘”。
有篇谈我国水利发展的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数据:“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 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那个年代,农田由人民公社和村大队统一管理,灌溉系统也都有村集体统一负责,由村安排专人负责从大河支流用机械设备抽取水,经过灌溉系统小渠流向各村田里。村里面的河流和池塘每年在冬天也都由村集体安排将河塘里的水先抽干再将淤泥弄出,这便于清理河床以便多蓄水、蓄净水。
“ 分田单干”后,单户家庭的积极性被激活,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属于政府承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工作,也随之“分”下来。于是,由于单户家庭没有实力、村集体名存实亡,导致现存的灌溉系统出现问题或荒废、灌溉能力大大减弱。其结果便是,一度建立起来的发达的灌溉系统和各村河流水塘不少被荒废,河流水塘积满淤泥,广大农村原本清澈的深河清水变成死水浅水臭水沟,不仅威胁到农田灌溉,也威胁到当地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当前的大干旱,导致全国农村大面积农作物和人蓄饮水困难,虽有天灾原因,但也反映了目前农村政策方面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 此次大干旱也是一个契机,应抓住机会,亡羊补牢,尽快堵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的“漏洞”。目前,中央已经决定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令人期待。
徐开彬（旅美学者）
有篇谈我国水利发展的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数据:“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样一对照,就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而水利部的资料也证明了这点。
该文还写道“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 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那个年代,农田由人民公社和村大队统一管理,灌溉系统也都有村集体统一负责,由村安排专人负责从大河支流用机械设备抽取水,经过灌溉系统小渠流向各村田里。村里面的河流和池塘每年在冬天也都由村集体安排将河塘里的水先抽干再将淤泥弄出,这便于清理河床以便多蓄水、蓄净水。
“ 分田单干”后,单户家庭的积极性被激活,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属于政府承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工作,也随之“分”下来。于是,由于单户家庭没有实力、村集体名存实亡,导致现存的灌溉系统出现问题或荒废、灌溉能力大大减弱。其结果便是,一度建立起来的发达的灌溉系统和各村河流水塘不少被荒废,河流水塘积满淤泥,广大农村原本清澈的深河清水变成死水浅水臭水沟,不仅威胁到农田灌溉,也威胁到当地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当前的大干旱,导致全国农村大面积农作物和人蓄饮水困难,虽有天灾原因,但也反映了目前农村政策方面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 此次大干旱也是一个契机,应抓住机会,亡羊补牢,尽快堵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的“漏洞”。目前,中央已经决定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令人期待。
徐开彬（旅美学者）
76年一个美国天主教期刊主编访问中国后写下的文章
作者：威廉·文·埃登·凯悉
出版日期:1976.09.05
眉题:纽约美中人民友协旅行团成员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文章
文章正文:
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出版日期:1976.09.05
眉题:纽约美中人民友协旅行团成员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文章
文章正文:
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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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史料：75年美国国会两院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
这只是报告的概要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一书。该书有大量的数据。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译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一九七五年七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汇编。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有美国国内外二十八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所谓专家、学者，还有十五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其中包括商务部、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室、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哈佛大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公开发表的有关我国经济情况的最详尽的资料。
据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休伯特•汉弗莱和该会执行主任约翰•斯塔克在提交这份报告时写的信中表示，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明确的作用”，“协助国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到明确的看法”，并使“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报告是替美国国会和政府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出谋划策的。
由于本书这些研究报告的作者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或官方、半官方的研究机构，他们完全是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的。每个报告都渗透着资产阶级的偏见，书中许多地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绘，对我国有关经济、国防、外贸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妄加评论和揣测，对我国有关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乱加估计和推算。这些美国政府的御用作者们，出于资产阶级的本能，对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我国国民经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进行了攻击，散布了不少反动观点；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教育、卫生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乃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极尽其颠倒是非之能事，肆意进行歪曲和污蔑。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加以分析批判。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观点和对策，较详细地了解美国研究我国经济的情况，了解美国收集我国经济情报工作的概况，现在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一书翻译出来，作为一部反面材料，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参考。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由二十七篇研究报告组成。现全部译出，分上、下册出版(某些段落有所删节)。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天津财经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单位的同志。另外，书中某些技术性较强的章节，是由有关同志翻译的。由于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九七六年四月
汉弗莱的信
联合经济委员会各位委员：
随信附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一份有事实有分析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众使用。这是一本特约论文的汇编，目的是提供有关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最新的事实材料与解释性的评论，包括她近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满足委员会及国会了解情况的需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联合经济委员会曾发表过一份前所未有的两卷篇幅的估计资料，书名为《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出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她在联合国的席位开始与国际社会有更为频繁的关系时，把这些时候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已得到的情报与所作的分析提出来对上述估计资料加以补充，看来是适宜的。因此，委员会又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然是关系世界稳定的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强有力的因素。中国经济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显然有迫切需要来了解这一问题。因此，委员会组织汇编了现在这本内容相当广泛的著述，希望它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汇编包括了中国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可以作为委员会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宝贵的原始资料。我们打算在本书编纂以后，召开由政府和非政府专家出席作证的意见听取会，以协助国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到明确的看法。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回顾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各个方面是特别适宜的。这样的回顾对于引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明智的作用可能是有所裨益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很幸运曾在最近去中国旅行，亲自看到了中国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范围相当广泛的著述，将会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在中国所得到的那些印象。
我们以前出版的两本著述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基础。我们期望这本著述不仅对以前的研究成果作了补充和充实，而且还提出了当前的重新估计。关于中国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比起在早先编述那两本书的时候，情况是好得多了。
这本著述取材于大学、研究机构和联邦政府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将对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有所帮助和有所促进。委员会对于以大量时间和专门知识支援本会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学者深表感谢。他们的名字都列明在本会执行主任写给我的信中，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委员会对他们无法估价的努力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这项研究报告是不可能完成的。
最后，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国会研究部表示感谢，他们把约翰•哈特借调给本会，协助我们制订本书的研究范围并协调本书各篇文章的撰写工作。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中的各种看法并不一定是代表联合经济委员会或其各个成员的看法。
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
休伯特•汉弗莱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斯塔克的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随信附上一卷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材料，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项研究报告是一本论文集汇编，其中的文章是由特约的一些公认为中国权威的专家根据所分配的题目撰写的。这些专家是从国内外大学、私人研究机构、联邦政府一些部以及国会图书馆的人员中约请的。他们根据我们的要求所写的文章概括了中国经济最近成就方面范围相当广泛的各项命题。这些问题是：经济政策、防务负担、农业、运输、工业、人口、环境、技术引进、国际贸易、金融、中日经济关系及外援等。
联合经济委员会过去承担过一项研究工作，即两卷篇幅的《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书。这本书对共产党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资料。一九七二年委员会又出版了一本简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现在编辑这本汇编书的目的是为了把近几年来政府各部门所得到的资料和分析意见汇集起来对上述两书加以补充和充实。
我们希望本书根据现有资料所提供的事实情况与看法，对于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时，看清面前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因为美中两国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以及对于全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
这一研究报告的撰稿人曾极为周到地考虑了我们的需要，并以他们大量的时间和专门知识提供了有关这个重要问题的基本资料和不可缺少的分析性看法。参加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各位学者名单如下：
小阿瑟•阿什布鲁克(Arthur G．Ashbrook，Jr．)
玛莎•艾弗里(Martha Avery)
陈乃伦(译音)(Nai—Ruenn Chen)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
杰克•克雷格(Jack Craig)
弗雷德里克•克鲁克(Frederick W．Crook)
戴维•丹尼(David L-Denny)
罗伯特•德恩伯格(Robert F．Dernberger)
詹姆斯•伊根(James D．Egan)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Alva Lewis Erisman)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Robert Michael Field)
卡罗尔•福格蒂(Carol H．Fogarty)
安格斯•弗雷泽(Angus M．Fraser)
小汉斯•海曼(Hans Heymann，Jr．)
西德尼•詹姆斯(Sydney H．Jammes)
杨•金(Young C．Kim)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
伊恩•麦克法兰(Ian H．MacFarlane)
利奥•奥林斯(Leo Orleans)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
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
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Charles Robert Roll，Jr．)
乔恩•西格森(Jon Sigurdson)
尤金•西劳克斯(Eugene A．Theroux)
小艾尔弗雷德•尤萨克(Alfred H．Usaek，Jr．)
博比•威廉斯(Bobby A．Williams)
叶公嘉(译音)(Kung-chia Yeh)
此外，委员会还得到了下列政府部门、私人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真诚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
商务部东西方贸易局
哥伦比亚大学
农业部经济研究司(驻香港的领事馆)
乔治•华盛顿大学
哈佛大学
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室
密执安大学
国会图书馆
兰德公司
隆德大学(瑞典隆德)
多伦多大学(加拿大)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昆斯学院(纽约市)
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而不一定代表各有关行政部门、联合经济委员会及其成员或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看法。
我们从国会图书馆借调了国会研究部高级专家约翰•哈特，他帮助我们制订研究的范围并协调了本书各篇文章的撰写工作。
国会研究部的乔治•哈立德协助哈特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还要感谢正在休假的密执安大学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教授，在撰写本汇编很多文章的过程中，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了每月一次的午餐会。这种午餐讨论会以及埃克斯坦教授的有益建议对于本书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
此致
华盛顿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
休伯特•汉弗莱阁下
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约翰•斯塔克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概要
约翰•哈特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在世界上其它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她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贸易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籍(《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版)之后出版的。与前两本书有关的听证会的记录也出版了。本书充实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即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贸易关系。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她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见本书第48页)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当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以后，很快就会制定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二)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之，中国的统计资料，就其可得到的程度、可靠的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来说，充满着问题和困难。从一九七五年这个有利地位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特别是其后半期，可能看作是中国统计资料的黄金时代，尽管用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那些年公布的资料数量不能算多，质量也不能算高。到六十年代，整个十年期间，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处于统计资料的一片黑暗之中，他们由于到了根本没有统计资料的地步而几乎绝望。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为进行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诚然，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尤其是近几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迄今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乃伦(译音)，见本书第133页)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根据假设，中国人口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外国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近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普查是人们进行估计的一个遥远的根据，这一点乃是问题的一部分。
“……北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人口有多少，也不知道中国人口的确切增长率……
也许，李先念在一九七一年对一个开罗记者发表的、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实质上向一个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成员重申过的那段经常被引用的话最好地概括了这个人口数字之谜。李说，供应和粮食部门的官员们使用的人口数字是八亿，粮食部门以外的官员们使用的数字是七亿五千万，商业部‘证实中国人口为八亿三千万’，而计划部门则‘坚持中国人口不到七亿五千万’。他总结说：‘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奥林斯，见本书第139页)
(三)中国在计划方面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后，是在沿着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道路前进呢？还是采取了均衡的、平均主义色彩较浓的地区发展办法？
“……中国采取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苏联式的经济计划方法，一部分原因也是决定于中国的领导主张在工业布局和各项事业均衡发展方面要实现若干目标。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开始重新安排工业在地理上的布局。中国的领导认为，他们接管的工业发展格局是外国控制国内经济达半个多世纪的结果。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格局下，工业生产能力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一些主要的沿海地区。他们之所以决心改变这种工业集中的格局，不仅仅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且也由于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导致各地区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的那种增长，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的领导有责任保证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保健设施、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服务事业。”(拉迪，见本书第186页)
“在五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最近的资料表明，从一九五七年到七十年代，这两类地区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相应份额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罗尔和叶公嘉(译音)，见本书第159页]
“对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验主义的证据，表明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方面仍然在继续行使广泛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个证据表明，在决定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各省的计划工作人员的作用并没有很大的增加，结果是，在权力下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并没有突出表现地方自给自足已成为有力的格局。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根据地理情况重新分配资源的程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同象印度这样的其它一些幅员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相比较，更是如此。”(拉迪，见本书第185页)
“总之，我们认为，尽管投资的比重偏重于内地，但是有若干因素导致总生产的均衡增长。这些因素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的紧张；内地工业和农业所引起的对沿海产品的需求以及强调自给自足和生产新产品。……强调沿海地区对发展的重要性，那是要充分利用资源以达到不止一个目的的讲究实际的做法。此外，如果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偏重内地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本来会作为双重经济的国家发展。”(罗尔和叶，见本书第182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她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当然不能对中国作出有把握的预测，但确实看来，由于明智和‘幸运’二者相结合，中国不会遇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
中国一直是很明智的，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这个决心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而不是纯生态学的考虑——它是在生态问题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问题发展成国际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前早就作出的。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健康的身体、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它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以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幸运’只是在取得若干进展的执行阶段才成为一个因素。中国的‘幸运’是，她的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幸运’的是，她并没有一个对环境造成如此严重危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一个俭朴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不要浪费’的伦理条文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出于社会本身的必要而固有的。”(奥林斯，见本书第273——274页)
(五)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否采取了跟苏联和西方的工业化模式都不同的、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
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见本书第283页、第302页)
(六)中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同其他工业国的体制有什么不同？在继续推迟增加消费品供应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鼓励工人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的目的，在于迅速改变其经济面貌，办法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提高产量，除了供消费之用外，同时也供投资和防务之用。消费者优先注意的方面，包括个人希望工作轻松和工作之余悠闲自在的愿望，在官方整个目标中，仅仅占明显的从属地位。
根据这些目的，我们对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工业体制下的情况所作出的估计必然是普遍有利的。上述的考察结果表明，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办法来调拨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提高工业产量、改变其结构和降低工业产品实际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国的工业增长情况同其他后来的大工业国的工业增长情况比较有利，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正确的；同时，许多工业民主国家在战时都是采取不通过市场来分配重要物资(在战时调动资源和迅速改变结构已取代消费者福利而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站得住的。
中国的消费品工业，由于它们的相对静止的产品结构和适度的生产增长率，并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消费品市场正变得较为多样化，因此，完全有可能从转而采取与市场有联系的调拨方法这一重大变动中得到好处。但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部门中，雄心勃勃的指标继续占突出地位，技术上摇摆不定，需求难以预测，这意味着，和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一样，即使来一个制度上的根本变革，也很少有希望改进中国工业体制的情况。”(罗斯基，见本书第371页、第373页)
“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人希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原因。在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调拨劳动力很少考虑物质刺激。与职业和熟练程度有关的工资差别在鼓励努力工作和掌握技术方面只起有限作用。
……由于外部刺激力量比较弱，因此我们预料工业的内部刺激力量起着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刺激力量的功能很难同中国‘继续革命’在体制上的其他特点的功能区别开来。看来，关于中国工人的动力的线索如同其他任何人的动力的线索一样，最终要从把中国工人同社会联系起来的那些线中去寻找。 ”(里斯金，见本书第417页、第420页)
(七)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只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实力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意外的收获是，一九五九年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了巨大的大庆油田，接着就迅速开发。由于发现了其他的大油田，特别是华北盆地的油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中国已经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吨。已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为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大大增加上述估计数字。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还有一艘半潜水钻井船在渤海湾进行钻探工作。
一九七四年，原油的出口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石油在中国主要的能源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和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七。工业和运输部门消费石油最多。农业用石油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在迅速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约为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一九七四年年中的提炼能力估计已达到四千七百万吨。中国炼油工业的技术水平同西方五十年代末期的水平差不多。它能满足中国的生产需要。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两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此外，还在港口、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〇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供出口。
北京不象是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她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外界的打交道将局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威廉斯，见本书第421—423页)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份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吨)。
“到一九九〇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她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吨的话。”(金，见本书下册)
(八)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她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在五十年代里建立了一些大钢铁基地。从那时以后，所取得的进展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以及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有选择的帮助。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底吹纯氧转炉，改进了钢产品的质量和品种。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接近二千五百万吨，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更大规模的钢铁工业的潜力，但妨碍其发展的有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殊处理。
当苏联技术人员在一九六〇年撤走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训练出一支能完全承担起任务的工作人员队伍。
整个经济缺乏资金，导致钢铁工业出现不平衡现象。例如，采矿部门只分配到最低限度的资金，因此工人只能在体力劳动强度很大的条件下进行操作。
中国人正在设法纠正这些缺陷，主要是通过进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最近几年，中国购买了一些采矿和处理矿砂的选矿设备和大型的轧钢设备。
这些设备的安装需要几年功夫，与此同时，对钢产品的需求在继续增加。因此，由于产量增加的速度不会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将可能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一九八〇年以后，钢铁工业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生产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时，也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制钢设备和技术。”(尤萨克和伊根，见本书第509—510页)
在基本金属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钢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顾(最大主顾是美国)。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万吨钢——占她的钢的出口量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钢铁占日本对中国的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因此，中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和稳定的市场。
中日钢铁贸易额所以这么大是由下面几个因素决定的：中国的需求增加刚好同日本的生产能力相一致；地理位置的靠近；日本产品的高质量；日本准时交货的信誉，价格比较低廉。
除了中国继续会有需求这一问题之外，日本的出口能力也有一些问题。日本的钢铁生产将面临许多困难——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劳工问题——可能无法保持她的高度增长率。”(金，见本书下册)
(九)中国是否发展了现代化的国内和国际电信系统？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扩大中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进口的基础上，还是同时建立在两者的基础上？
“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了一系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经济部门、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基本需要的电信系统。当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时，他们接管的是一个原始的和遭到严重破坏的电信系统。在头三年中，主要的任务是修复这个系统以满足新政府最迫切的电信联系的需要。
到了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准备扩大原有的系统，利用架空明线干线把主要的省市同北京联系起来。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九五八年，作为过度乐观的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宣布了一项要建立现代化电信系统的新的四年计划，它将具有大容量的微波无线电中继站和同轴电缆干线。由于物资和设备的缺乏，一九六〇年年中，中国人推迟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六十年代初期暂停一段时间后，电信系统的发展，再次被放到极优先的地位。
他们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电子工业方面。他们从西方进口了生产电子元件和测试仪器的全套工厂设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造成了工业生产急剧的、但是短暂的下降。对电信设备的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电子工业的技术改进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时期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建造了一个长途电信设备干线网，为将来在一般和专用的电话、电报和视频通信的沟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传递基础。
在这期间取得的其他成就是，无线电广播、有线传播、电视广播设备以及全国电视网的建成。与此同时，收音机、电视机和有线广播喇叭的生产大大增加，也有助于取得上述成就。中国还在增加传真设备、使一般电报业务自动化方面，以及扩大和使电话交换机的自动化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成就满足了中国在国内电信系统方面长期发展的基本需要。
中国在发展国际电信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一九七二年以来，已向美国购买了三个标准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地面站。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建立了同轴电缆线路。此外，还同一个日本财团达成了协议，敷设一条从上海到日本的同轴海底电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改进无线电话线路的质量，并且利用世界主要电信中心提供的转接中继业务以发展国际电信系统。”(克雷格，见本书第557—559页)
(十)建设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里，建设的增长一贯是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由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带来的挫折把所有的指数都压低了。建设和工业产量的波动比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要大：在坏年头，两者下降得比国民生产总值要快；在好年头，两者也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要快。
中国当前的建设活动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对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修正的情况。根据这个修正的次序，北京试图弥补工农业方面的缺陷。现在建设活动的重点是建造支援农业的工业项目，加强发电能力，改进港口和码头设施，使原料工业(采矿业)有基本的改进。一九七三年，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签订购买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成套工厂设备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厂和合成纤维厂。一九七四年，购买的成套工厂设备约值九亿美元，主要是设在武汉的轧钢厂(五亿多美元)。
在今后两年到五年内，建设活动的重点将是生产化学产品、原料和电力的工业。这个活动将包括建立现在已签订合同购买的许多进口的工厂。采矿工业的建设将优先考虑露天采矿。在露天采矿技术方面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在国际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设施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而加速。钢铁工业将在建设中继续占最优先的地位，而主要重点将放在生产钢材的能力方面。石油工业正在加速本来已经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敷设输油管和开发渤海湾的浅水矿藏的工作将占主要地位。”(麦克法兰，见本书第599页、第616页)
(十一)农业产量的增长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也能够使他们的人民丰衣足食？
尽管农业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农业情况仍然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改善农业情况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得多么好，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证能满足中期的粮食需要，并且为了长期解决农业问题已在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的改变包括：
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签订关于到一九七六年年底为止每年最多提供四百八十万吨粮食的多年合同。
降低对勉强生产低质量肥料的小工厂的重视程度。
进口总共十三套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以提供上等肥料，进口合成纤维厂的成套设备以补充天然纤维的供应。
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以改进和扩大耕地。
限制可能影响农民承担集体义务的副业活动。
以扩大复种和限制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的耕种面积。
这些化肥厂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当这些工厂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产时，中国的氮肥供应将达到八百万吨，比目前的供应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显然将对农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虽然边际收益大概会是很低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化肥增加的程度将超过高产所需要的下列补充条件提高的程度——对水的有效控制，产量非常高的种籽；充足的痕量元素磷肥和钾肥；农业化学品等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八〇年粮食产量可能增加到大约三亿吨。北京利用她的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的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时更是这样。此外，中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对粮食和纤维的需要量的增加。尽管有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许还不能在粮食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埃里斯曼，见本书下册)
“中国农业在今后十年中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同其他欠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只要农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办能够传授他们新方法的业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来，中国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础上的业余教育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没有采用的新技术等待着政府采取行动以供应必需的资金，今天已不存在新技术没有采用的现象。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增产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过去不同的努力。将来的发展不仅仅是再打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问题，虽然这两者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科学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国北部河流灌溉潜力方面需要来一个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国在六十年代把农业列为优先项目的这一转变，既是实在的，也是大规模的。
但是，尽管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农业产量并没有很大的跃进。农业生产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个时期来说，农业生产增长率仅仅稍高于人口增长率。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收入的增加比这要多，但这主要是工农业品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
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
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是很高的。
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增长，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作一些调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北部河流的淤泥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对基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些变革，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变革大概是会付诸实施的。中国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欧洲那样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她的粮食需要。”(珀金斯，见本书下册)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产生刺激作用和获得一定程度的效率的？
“中国的公社制度分为四部分，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和户。这个制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乐观热情中诞生的。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歉收时期，这个制度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
目前中国有五万个公社，比一九六三年减少了大约二万五千个。公社一级基本上起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的作用。这一级的任务是收购粮食、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向上级报告统计数字和情况。此外，它根据上级交下来的政策并结合当地情况，替下属单位制定具体生产计划。公社也领导水利资源、建筑、造林和运输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因为这些项目需要一个大的组织单位来指导和监督。此外，公社也经营地方工业，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供当地使用。
由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层单位，而且当前公社的组织和所有制形式同一九六二年相似，因此人们往往看不到过去十二年在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发生的重大变化。目前这两级比一九六二年提供更多的服务、控制更多的物资、有受到更好训练的干部和更强有力的党组织。的确，党内一直有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要取消生产队一级而把各户直接合并为大队，从而使农业向最终的社会主义化接近一步。可以理解，这种压力得到穷队的支持，因为穷队希望增加它们在集体收入中的份额。但是，一九七五年新通过的宪法制止了想要改变生产队地位的压力。新宪法具体规定这些单位将继续发挥作用。此外，中国农业的劳动集约化程度较高，也需要一种象生产队那样大小和组织的单位。这样的单位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推动中国的农民生产中国庞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克鲁克，见本书下册)
(十三)中国把经济活动分散到地区和农村的做法是出于经济政策或政治上的选择，还是非此不可呢？
“鼓励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小规模的工业，是地区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这些计划把注意力集中于农业的发展和多样化、利用当地原料、动员人力物力和对就业产生的长期影响。
然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战略观点的产物。首先，它是部门战略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这种战略牵涉到许多工业部门中对技术进行的选择——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跃进或更早的时期创建的。这就需要通过对产品和(或)质量的选择，结合制造过程方面的设计变更，把现代化的大规模技术逐步减少。其次，农村工业是农村综合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在大跃进期间创始的。根据这一战略，许多活动都合并到公社系统里或者与公社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业往往扎根于传统的经济部门，而且往往以有长期传统的农村工艺为前导。这样的工业往往是以农村工艺逐步提高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工业的逐步提高不只是以技术改进为基础。农村工业是通过合作化、电气化和使用价格低廉的简单机器而变成现代化的小规模工业的。
实现农村工业化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是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损失，因为需要把技术、资金和计划人员转移到农村去以便开始农村的工业化。但是从长期看，农村工业化可能有助于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在不实行农村工业化的情况下更快一些。首先，采取郊区发展的地方分权形式可能使工业增长在资本集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扩展，这比较适应于当前能够得到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也比较适应于生产要素与价格的对比。
其次，如果能够——通过综合的农村发展——说服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留在农村和不断扩大的县城，这样就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用来扩展庞大的郊区中心。第三，农村工业化使得有机会在同一地区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要依靠非农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同样要依靠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第四，有着地方机械企业为强大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可能会在地方自给自足的工业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西格森，见本书下册)
(十四)估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武力的情况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战略政策作出的专业性判断的根据一直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维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从这一估计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体安全。现在和将来的要求主要是准备对付苏联地面上的大举入侵，并且避免他们的工业和运输系统遭到越南战争中那样的破坏。
(2)第二个战略政策的目的是再次坚持中国对诸如帕拉塞尔群岛(即我国西沙群岛——译者注)、台湾和其他边界地区等据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区拥有领土主权。在领土问题上以军事行动进行有控制的联系是中国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在朝鲜、一九六二年在印度边界问题上所进行活动的特点。
(3)第三个政策是扩大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她认为并不构成威胁的那些邻国看成是缓冲地带而不看成是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希望跟美国和苏联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谈判桌边。但是，对于取得这个亚洲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问题，中国看来是抱耐心和现实的态度的。”(弗雷泽，见本书下册)
(十五)中国军事力量目前的情况如何？他们的防务负担重不重？国防开支对经济的影响如何？
尽管在中国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苏联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实现军国主义化，但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来，“大炮”的地位往往次于“牛油”——即工厂和农场。
“中国的军事政策是，主张建立庞大的常规力量和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中国的三百万人的地面部队——世界上最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为了应付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军事环境而装备和训练的，虽然这些部队获得较新式武器装备的百分比在增加。空军的大部分是过时的短程战斗机，而海军的舰艇主要是供海防之用。总之，中国部署的正是人们预料一个人口众多和主要搞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能部署的那种常规部队。在常规部队中强调人力和容易制造的武器，以代替比较先进的武器。
中国也发展了可以由轰炸机和由能够达到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运载的核武器。以陆地为基地的射程较远的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大概在试制中，而那项显然是在制造中的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很可能配备常规水雷)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这些武器的试制和制造——尽管为数不多——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掌握了现代工业国的一大部分技术。
过去十年中，中国在采购武器方面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其中有两个时期迅速增加——但在每次增加之后又下降了。
第一次增加时期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刚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苏联撤销军事援助(一九六〇年年中)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在六十年代初期，武器的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各种武器的产量已经达到新的高峰。
在一九六六年，当武器生产似乎已从大跃进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毛发动了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这场新的动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军事计划，虽然这一次不象大跃进那样基本上是经济性质的。
中央当局设法使国防工业不受到文化革命的破坏。尽管这样，工厂里的政治活动和派性冲突常常造成秩序混乱，有的混乱情况是长期的和严重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遭到破坏，使原料、部件和配件的交货延迟了。
许多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被拉下马，因此政策方面的主动行动减少了。文化革命中武器生产的减少没有象在大跃进期间那么严重，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对国防工业最坏的影响已经消除，又一个国防工业生产增长时期开始了。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武器采购量迅速增加，一九七一年的产量比一九六七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
一九七一年以来，武器采购量大大减少。这种减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四年，而在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仍在继续减少。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期间武器产量和采购量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最高峰时期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种下降的一大部分反映飞机的采购量大大减少，但是其他武器生产计划也放慢了。这次下降的范围之大和时间之长，表明这并不只是由于同时削减一些武器计划造成的，它乃是一个或几个全局性的原因造成的。
虽然情况还不清楚，但在减少武器生产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些互相关联的因素。
在处理经济的轻重缓急次序和预算拨款方面引起的争论本身，可能在促使林彪危机爆发方面起了部分作用，虽然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很少。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可能已经断定，军事计划占用数量过大的人力物力，而没有使中国的军事地位得到很大的改进。
中国生产的武器中，有许多很快就要变得陈旧了；如果增加这些武器的数量，也不会使中国的全面防御能力有明显的改善。此外，中国的决策者必然认识到，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方面都占有压倒的优势，即使中国在武器生产方面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在今后许多年中，也不会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
同时，北京很可能感到，她现在拥有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已经足以使苏联不敢动用核武器进攻中国，并且足以阻止苏联或任何国家以常规力量进攻中国。此外，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威胁也减少了。因此，北京可能决定，某些武器的生产应当减少，而把人力物力用在其他方面——这肯定要持续到较新的武器准备大规模投产的时候。这样的重新分配不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小，而是使军事现代化的速度放慢。
因此，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加强中国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经济将比在目前更大规模地加强军事力量更有效。”(詹姆斯，见本书下册)
“但是，由于中国资源情况的限制和当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军事潜力和能力仍然来自其本身的人力资源，因此，光从人力来看，中国的武装部队同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武装部队相等，比北约组织的武装部队总数稍大。但是，从现代化武器以及诸如空军和海军力量等支援力量来看，中国远远落在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后面。中国每年的国防开支不到美国和苏联的五分之一，也不到北约组织国家国防开支总额的一半。从武装部队每年每人摊到的国防开支来看，中国同其他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
这种人力同现代化先进武器和海空军力量的非典型的结合，说明了中国尽管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但她的军事力量能够居世界第三位的原因。从绝对的和综合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七位，但按人口的平均收入还不到二百美元。因此，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众多的国家里，强调建立一支多花人力的军事力量，只是为了把中国的得到公认的军事能力的经济负担，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以内。但是，由于中国希望她的武装部队得到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拥有一些精选的现代武器系统，从而拥有可靠的军事威慑力量，因此，中国的国防开支的经济负担仍旧要求在中国的生产中取得一个很大的份额——大约等于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中国在她的军事战略方面强调人力这一点，使中国能够从他们花费的费用中收到最大的成效。但是要收到这个成效，他们将发现，必须花掉他们所得到的钱的相当大一部分。
由于收支已经很紧，额外的国防开支——特别是武器方面的开支——需要动用本来已经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现象的其他部门最优先配给的物资。例如，增加国防开支数额或改变其组成而增加武器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可能供民用的生产资料供应(可是对这些供应的需求却在迅速增加)，就会减少对出口的供应和增加对进口的需求(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情况已经要求中国动用她手头为数很少的外汇)，而且会降低民用劳动力的潜在生活水平(这种水平已经比较低，它是公众可能产生不满和反对的根源)。
因此，当中国的领导人考虑国防开支方面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时，这些选择带来的经济后果显然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十六)自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哪些妨碍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幅员广大，但从贸易数量上看，却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的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国贸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贸易额来看，中国平均每人约为十四美元，它属于世界大国中最低者之列。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额很低，但是对外贸易是为了追求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由于对外贸易是在中国的控制经济范围内由国家垄断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来说，对外贸易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如下：
对外贸易构成了促进和加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并不拥有生产现代化计划所需要的品种繁多的机器和设备的所有设施。一些工业物资在中国有的根本没有，有的数量不够。对外贸易有助于提供这些必要的物资。此外，进口这些物资为中国提供了掌握现代化技术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进口专门的机器和成套的工厂设备——有些是由外国技术人员安装的 ——加快了掌握技术的进程。”(陈乃伦，见本书下册)
“在一九七〇年还不存在的贸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亿零五百一十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亿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在这个出乎意料地迅速的发展中，突出的是小麦销售、喷气式运输机的出口和其它一些巨额合同。主要由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因此美国在过去两年中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关系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虽然贸易已迅速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家访问北京和参加广州交易会，虽然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建立设有商务人员的联络处，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显然还阻碍着贸易关系取得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如果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问题和美国私营企业提出的财产权要求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将为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扫清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海运和直接的空运联系，因为会有这样的危险：挂本国旗帜的船只和飞机会被对方扣押起来，以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也不能互相在对方举行展览会。另一个重大的商务问题牵涉到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最惠国非歧视性关税待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们已经向美国企业家和其他人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北京大概不仅希望得到最惠国待遇，而且认为，由于上海公报保证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所以他们理应享受上述待遇。美国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法规定了一项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办法，但是这个贸易法中，有一些规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市场经济来说是难以执行的。
在今后几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中国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提供美国所要的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商品。中国鱼类和水生贝壳类动物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有相当大的增长，茶叶、调味品、蔬菜和其他预制食品也是这样。这些应当继续保持一定的水平。金属中的锡、钨和锑将继续成为美国的重要进口项目。树胶脂和香料油的进口量在一九七四年有迅速的增长，这应当可以持续下去。纺织品、服装、鬃毛、羽毛和绒毛的进口量将继续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美国人继续欣赏中国的工艺品和古董，但是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的爆竹、花炮等减少了，部分原因是在符合美国新的安全标准方面有一些问题。中国向美国出口石油看来不成为一个因素，虽然美国拥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购买中国石油然后在东南亚销售。美国的进口商将继续大批地参加广州交易会。
中国对美贸易的逆差在一九七五年将大大减少，大概减少到五千万美元。这种逆差可能会持续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见本书下册)
“发表上海公报以来，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前景，提供了两国关系显著地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从第九十三届国会休会前夕通过的一九七四年贸易法来看，这对两国都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法案就是公法93——618号，由总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签署。根据这个法案，降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关税的权力已经从国会转到总统手中。可以肯定，总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权力有一些限制，但是他有谈判的权力，如果他不是有意识地迅速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那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当然，关键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同一个没有在外交上承认的国家缔结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国际法，签定这样一项协定的先例(如果需要找这样的先例的话)是英国同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签订的一项贸易协定，这是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采取的一个步骤。在北京也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国人早些时候曾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过一些贸易协定。虽然双方必须研究，从讲究实际的角度，一项贸易协定究竟应该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还是之后签订，但是，为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可以在政治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开始。
……要持续地工作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国人已经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保证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需要获得外国的商品和技术。购买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技术，就需要同西方进行较多的接触。不是所有的接触都会使政治领导人合意的，他们必然会担心，革命性可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消失。接班的领导人肯定会忙于巩固政治局势、保护革命热情和保持旧领导的重大成就。
这种过程显然会对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方面的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北京在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内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保证，应该是一个够清楚的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使美国的公司感兴趣。”(西劳克斯，见本书下册)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在适应国际的做法方面有多大灵活性？
“中国在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中收付款项的做法，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大不相同。
尽管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总额中同西方贸易的份额较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这些国家更不愿意接受西方银行业务的做法。中国接受的许多做法也都遭到修改，总的结果是，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同西方的国际金融关系控制稍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进口和出口的信用证的谈判都必须在北京举行，一直到贸易合同用人民币作为货币单位。
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一直不愿意追随采取集中经济计划制度的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西方银行业务，如在欧洲设立分行以便从事象为一般贸易提供资金和积极参加欧洲货币市场等典型的银行活动。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是在采取较为传统的做法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公司在各种信用证的条款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而且他们已经变得比较愿意在贸易合同中用西方货币作为货币单位。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接受信贷，尽管是有节制的，而且往往是间接的。”(丹尼，见本书下册)
(十八)日本是否可能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
“日本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一些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中日贸易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得到迅速的扩展。首先，两国经济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日本严重地依赖原料的进口以维持她的现代化工业经济，而日本的工业界领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需要的某些原料的理所当然的供应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计划者把进口日本能够出口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制品列于最优先的地位。日本同中国之间距离很近，而且采取的是比较便宜的水路运输，这对两国的贸易关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运输费在最后价格中占很大份额的货物的交流，更是如此。经过长距离的水路和铁路运输把货物运到西欧和北美等地的市场去，就要付出高得多的运输费。由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和地理上的接近，因此有机会进行有利于双方的巨额贸易。本文所研究的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对外贸易潜力，将是决定未来中日贸易额的一个重要因素。
决定中日贸易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总的对外政策目标所决定的。因此，中日贸易关系是同亚洲的四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苏联和美国——在外交上的相互作用有联系的。”(金，见本书下册)
(十九)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
“在建国二十五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时是热情接受，一时又坚决拒绝。在五十年代——中苏密切合作时期，中国热情地接受了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在这十年中，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开始拒绝这种方式，拒绝苏联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大跃进的标志是，重申比较传统的中国本土主义和坚持自己权利的主张。她拒绝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确立了自力更生的政策。由于不合适的政策，连续的歉收，加上一九六〇年苏联技术人员的突然撤退，因此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混乱。
六十年代初转而优先照顾农业，以及恢复比较放松的技术进口政策，从而帮助了经济的复苏。中国的领导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有选择地购进欧洲和日本的成套工厂设备，主要是作为学习和仿制的样本。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早些时候的挫折中大大地恢复过来，不料在文化革命的动乱中又一次遭到破坏。这个时期激烈的排外运动又一次使吸收外国技术的活动大大减少。在一九六九年，机器进口不到十年前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四分之一。
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地购买机器设备和引进技术知识。中国人不再局限于购买样本。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六个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2)培养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3)动员国内厉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她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质量方面，技术进口仍旧是发展中国工业生产系统中比较先进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曼，见本书下册)
(二十)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规模、效果和负担有多大？
“在遭到文化革命的破坏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〇年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重新下决心要表明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她谋求充当第三世界的负责的发言人，以使她的地位取得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中国在充当新的领导角色时，不再强调她以前采取的关于促进激烈变革、推翻现有政府的直接行动政策。因此，作为对欠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的手段，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贸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强她在欠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的同时，还设法削弱苏联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五年中，中国把她向欠发达国家承担的经济援助义务增加了二十四亿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给非洲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援助项目是即将完成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〇年起，北京平均每年为这条铁路投入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活跃起来，也表现在军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过去五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过去的十四年中总共只提供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给巴基斯坦的。
至于贸易，欠发达国家成了中国大米、钢铁和纺织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供应橡胶、棉花和有色金属的重要来源。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向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约为十四亿美元，进口为九亿美元。”(福格蒂，见本书下册)
前景和问题
基于下列几个原因，这本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书籍对美国的决策人、学者和一般公众可能是很有用的：
1．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以后，两国之间的政治、贸易、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一直在发展。贸易关系的扩大是由于对西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用以增加农业产量的现代化肥厂成套设备。石油贸易方面的收益增加以及对信贷和西方市场的其他方面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广泛的贸易联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把改善经济情况放在优先地位。最近武器采购量的减少可能表明，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目前的经济情况，而不是武器生产(特别是老式武器的生产)。尽管节制生育可能取得进展，在今后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仍然笼罩着她的未来。从西方进口粮食和获得农业技术的转让，虽然在短期内有些帮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农业肩负的维持人民生活的沉重而长期的负担。
3．公布经济资料的情况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进，从交流中凭经验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及更多地注意准确的报道，这些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作出估计。
要把经济情况中的长期趋势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容易变动的因素区别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执政二十五年后，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与超级大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满足其公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强大工业国。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不存在要在一个规定的很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的紧迫做法——这曾经是中国人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要为超级大国奠定经济基础的长期目标背后，看来有一些不时使国家建设的短期进展受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几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响经济情况。这就是：政治继承问题、恢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以及外国的威胁或需要增加武器和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的确，有一些人会争辩说，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主要的、基本的力量，而经济的考虑是外部的或易变的因素。不管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是主要的力量、什么是次要的力量，在连续进行的每次经济估计中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她的优先的经济需要。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译者的话
本书是美国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一九七五年七月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报告汇编。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有美国国内外二十八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所谓专家、学者，还有十五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其中包括商务部、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室、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哈佛大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公开发表的有关我国经济情况的最详尽的资料。
据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休伯特•汉弗莱和该会执行主任约翰•斯塔克在提交这份报告时写的信中表示，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指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明确的作用”，“协助国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到明确的看法”，并使“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时，看清面前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报告是替美国国会和政府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出谋划策的。
由于本书这些研究报告的作者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或官方、半官方的研究机构，他们完全是从美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的。每个报告都渗透着资产阶级的偏见，书中许多地方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绘，对我国有关经济、国防、外贸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妄加评论和揣测，对我国有关经济方面的统计资料乱加估计和推算。这些美国政府的御用作者们，出于资产阶级的本能，对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我国国民经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进行了攻击，散布了不少反动观点；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教育、卫生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乃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极尽其颠倒是非之能事，肆意进行歪曲和污蔑。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加以分析批判。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观点和对策，较详细地了解美国研究我国经济的情况，了解美国收集我国经济情报工作的概况，现在把《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一书翻译出来，作为一部反面材料，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参考。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由二十七篇研究报告组成。现全部译出，分上、下册出版(某些段落有所删节)。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天津财经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单位的同志。另外，书中某些技术性较强的章节，是由有关同志翻译的。由于水平所限，错误或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九七六年四月
汉弗莱的信
联合经济委员会各位委员：
随信附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一份有事实有分析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供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和有兴趣的公众使用。这是一本特约论文的汇编，目的是提供有关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最新的事实材料与解释性的评论，包括她近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满足委员会及国会了解情况的需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联合经济委员会曾发表过一份前所未有的两卷篇幅的估计资料，书名为《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出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她在联合国的席位开始与国际社会有更为频繁的关系时，把这些时候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已得到的情报与所作的分析提出来对上述估计资料加以补充，看来是适宜的。因此，委员会又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然是关系世界稳定的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强有力的因素。中国经济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显然有迫切需要来了解这一问题。因此，委员会组织汇编了现在这本内容相当广泛的著述，希望它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汇编包括了中国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可以作为委员会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宝贵的原始资料。我们打算在本书编纂以后，召开由政府和非政府专家出席作证的意见听取会，以协助国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得到明确的看法。
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回顾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各个方面是特别适宜的。这样的回顾对于引导国会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发挥新的、更为明智的作用可能是有所裨益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很幸运曾在最近去中国旅行，亲自看到了中国人民，并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本范围相当广泛的著述，将会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在中国所得到的那些印象。
我们以前出版的两本著述为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基础。我们期望这本著述不仅对以前的研究成果作了补充和充实，而且还提出了当前的重新估计。关于中国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有限的，但是比起在早先编述那两本书的时候，情况是好得多了。
这本著述取材于大学、研究机构和联邦政府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将对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有所帮助和有所促进。委员会对于以大量时间和专门知识支援本会的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学者深表感谢。他们的名字都列明在本会执行主任写给我的信中，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委员会对他们无法估价的努力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这项研究报告是不可能完成的。
最后，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国会研究部表示感谢，他们把约翰•哈特借调给本会，协助我们制订本书的研究范围并协调本书各篇文章的撰写工作。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中的各种看法并不一定是代表联合经济委员会或其各个成员的看法。
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
休伯特•汉弗莱
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
斯塔克的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随信附上一卷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材料，题为《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这项研究报告是一本论文集汇编，其中的文章是由特约的一些公认为中国权威的专家根据所分配的题目撰写的。这些专家是从国内外大学、私人研究机构、联邦政府一些部以及国会图书馆的人员中约请的。他们根据我们的要求所写的文章概括了中国经济最近成就方面范围相当广泛的各项命题。这些问题是：经济政策、防务负担、农业、运输、工业、人口、环境、技术引进、国际贸易、金融、中日经济关系及外援等。
联合经济委员会过去承担过一项研究工作，即两卷篇幅的《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书。这本书对共产党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资料。一九七二年委员会又出版了一本简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现在编辑这本汇编书的目的是为了把近几年来政府各部门所得到的资料和分析意见汇集起来对上述两书加以补充和充实。
我们希望本书根据现有资料所提供的事实情况与看法，对于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时，看清面前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因为美中两国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以及对于全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
这一研究报告的撰稿人曾极为周到地考虑了我们的需要，并以他们大量的时间和专门知识提供了有关这个重要问题的基本资料和不可缺少的分析性看法。参加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各位学者名单如下：
小阿瑟•阿什布鲁克(Arthur G．Ashbrook，Jr．)
玛莎•艾弗里(Martha Avery)
陈乃伦(译音)(Nai—Ruenn Chen)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
杰克•克雷格(Jack Craig)
弗雷德里克•克鲁克(Frederick W．Crook)
戴维•丹尼(David L-Denny)
罗伯特•德恩伯格(Robert F．Dernberger)
詹姆斯•伊根(James D．Egan)
阿尔瓦•刘易斯•埃里斯曼(Alva Lewis Erisman)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Robert Michael Field)
卡罗尔•福格蒂(Carol H．Fogarty)
安格斯•弗雷泽(Angus M．Fraser)
小汉斯•海曼(Hans Heymann，Jr．)
西德尼•詹姆斯(Sydney H．Jammes)
杨•金(Young C．Kim)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
伊恩•麦克法兰(Ian H．MacFarlane)
利奥•奥林斯(Leo Orleans)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
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
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
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Charles Robert Roll，Jr．)
乔恩•西格森(Jon Sigurdson)
尤金•西劳克斯(Eugene A．Theroux)
小艾尔弗雷德•尤萨克(Alfred H．Usaek，Jr．)
博比•威廉斯(Bobby A．Williams)
叶公嘉(译音)(Kung-chia Yeh)
此外，委员会还得到了下列政府部门、私人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真诚合作：
布鲁金斯学会
商务部东西方贸易局
哥伦比亚大学
农业部经济研究司(驻香港的领事馆)
乔治•华盛顿大学
哈佛大学
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室
密执安大学
国会图书馆
兰德公司
隆德大学(瑞典隆德)
多伦多大学(加拿大)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昆斯学院(纽约市)
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所(丹麦哥本哈根)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文章所表达的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而不一定代表各有关行政部门、联合经济委员会及其成员或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看法。
我们从国会图书馆借调了国会研究部高级专家约翰•哈特，他帮助我们制订研究的范围并协调了本书各篇文章的撰写工作。
国会研究部的乔治•哈立德协助哈特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还要感谢正在休假的密执安大学亚历山大•埃克斯坦教授，在撰写本汇编很多文章的过程中，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了每月一次的午餐会。这种午餐讨论会以及埃克斯坦教授的有益建议对于本书的写作有极大的帮助。
此致
华盛顿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
休伯特•汉弗莱阁下
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约翰•斯塔克
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
概要
约翰•哈特
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在世界上其它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经济方面所优先考虑的问题，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关于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报道以及在那次大会上宣布的新宪法所表明。目前执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在完成指标和满足优先考虑的需要方面，看来是相当成功的。最近取得的这个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现在的气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和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期间破坏性的环境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还以审慎的方式让她的经济同西方建立了贸易和技术关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从先进工业国进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励中国把经济孤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进行这样一次改变。
这本书是继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籍(《大陆中国的经济概貌》，一九六七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七二年版)之后出版的。与前两本书有关的听证会的记录也出版了。本书充实和补充了前两本书的内容。本书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数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书的撰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参加写稿的人代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的学术机构，美国政府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即政策估计和执行情况，城市和工业发展情况，农村和农业发展情况，国防经济和贸易关系。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一些答案的要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是否已经安定得进入了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
当前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完成情况仅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虽然对最近的完成情况不应作出机械的估计，但是在正规化计划工作过程下的未来前景，看来应当使中国领导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她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阿什布鲁克，见本书第48页)
此外，尽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政策过去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起了破坏性的作用，政治动乱可能不会严重地影响长期的经济情况：
“最后，正如任何观察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经历的人现在必然知道的，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消极地接受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经济后果。当一种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以后，很快就会制定新的政策来纠正这些后果；中国领导人显得他们非常愿意并且能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基本范围内进行试验，并且以相当大的独创性进行革新，以对付或消除他们的政策所产生的不可取的后果。”(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二)通过交流多同中国进行接触、多透露些经济资料以及情报变得可靠些，这样是否能使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情况作出较正确的估计？
“总之，中国的统计资料，就其可得到的程度、可靠的程度和可供使用的程度来说，充满着问题和困难。从一九七五年这个有利地位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特别是其后半期，可能看作是中国统计资料的黄金时代，尽管用先进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那些年公布的资料数量不能算多，质量也不能算高。到六十年代，整个十年期间，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处于统计资料的一片黑暗之中，他们由于到了根本没有统计资料的地步而几乎绝望。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逐步恢复向外透露一些统计数字，从而为进行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诚然，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尤其是近几年来公布的统计数字中，是有许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们根据中国迄今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耐心、谨慎和机智的工作，还是能够作出一些有意义的估计的。”(陈乃伦(译音)，见本书第133页)
西方专业人员对中国人口进行的估计，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表明，根据假设，中国人口可能不到八亿三千万人，而根据美国商务部外国人口统计分析处的估计，中国人口在九亿三千万人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近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普查是人们进行估计的一个遥远的根据，这一点乃是问题的一部分。
“……北京并不真正知道中国人口有多少，也不知道中国人口的确切增长率……
也许，李先念在一九七一年对一个开罗记者发表的、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实质上向一个日本航空公司代表团成员重申过的那段经常被引用的话最好地概括了这个人口数字之谜。李说，供应和粮食部门的官员们使用的人口数字是八亿，粮食部门以外的官员们使用的数字是七亿五千万，商业部‘证实中国人口为八亿三千万’，而计划部门则‘坚持中国人口不到七亿五千万’。他总结说：‘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奥林斯，见本书第139页)
(三)中国在计划方面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后，是在沿着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道路前进呢？还是采取了均衡的、平均主义色彩较浓的地区发展办法？
“……中国采取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苏联式的经济计划方法，一部分原因也是决定于中国的领导主张在工业布局和各项事业均衡发展方面要实现若干目标。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开始重新安排工业在地理上的布局。中国的领导认为，他们接管的工业发展格局是外国控制国内经济达半个多世纪的结果。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格局下，工业生产能力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一些主要的沿海地区。他们之所以决心改变这种工业集中的格局，不仅仅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且也由于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导致各地区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的那种增长，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国的领导有责任保证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保健设施、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服务事业。”(拉迪，见本书第186页)
“在五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最近的资料表明，从一九五七年到七十年代，这两类地区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相应份额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罗尔和叶公嘉(译音)，见本书第159页]
“对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经验主义的证据，表明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方面仍然在继续行使广泛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个证据表明，在决定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各省的计划工作人员的作用并没有很大的增加，结果是，在权力下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并没有突出表现地方自给自足已成为有力的格局。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根据地理情况重新分配资源的程度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同象印度这样的其它一些幅员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相比较，更是如此。”(拉迪，见本书第185页)
“总之，我们认为，尽管投资的比重偏重于内地，但是有若干因素导致总生产的均衡增长。这些因素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的紧张；内地工业和农业所引起的对沿海产品的需求以及强调自给自足和生产新产品。……强调沿海地区对发展的重要性，那是要充分利用资源以达到不止一个目的的讲究实际的做法。此外，如果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偏重内地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本来会作为双重经济的国家发展。”(罗尔和叶，见本书第182页)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目前发展过程中就关心她的环境是不是为时过早？
“当然不能对中国作出有把握的预测，但确实看来，由于明智和‘幸运’二者相结合，中国不会遇到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所遭遇的那种环境恶化。
中国一直是很明智的，因为很早以前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在长期中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就需要保护人民不致受到环境的危害，也需要保护环境不致遭到毫无控制的滥用。这个决心是基于非常实际的而不是纯生态学的考虑——它是在生态问题只是少数人感兴趣的问题发展成国际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前早就作出的。毛坚信人民身体方面的基本需要——健康的身体、清洁的水和足够的粮食——是实现国家其它一切目标的先决条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环境卫生和健康情况，并且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政策。只有在这些需要大部分满足以后，对环境的关注才能转到一些起源于工业污染的虽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问题上去。
‘幸运’只是在取得若干进展的执行阶段才成为一个因素。中国的‘幸运’是，她的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因此环境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中国‘幸运’的是，她并没有一个对环境造成如此严重危害的富裕的经济，而只有一个俭朴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不要浪费’的伦理条文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出于社会本身的必要而固有的。”(奥林斯，见本书第273——274页)
(五)中国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最近的将来发展速度是否会慢下来？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否采取了跟苏联和西方的工业化模式都不同的、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工业生产……
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经历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历是相当不同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六。
尽管存在着积累起来的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九七四年的情况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工业生产应该可以恢复到最近的这一增长趋势，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来特别指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对于中国在本世纪末取得‘前列’地位是关键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经济问题是使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在促进节育和提高农业产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将是决定工业增长率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将影响——比方说——可以省下来用以扩大和革新重工业的投资数量。”(菲尔德，见本书第283页、第302页)
(六)中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同其他工业国的体制有什么不同？在继续推迟增加消费品供应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鼓励工人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度的目的，在于迅速改变其经济面貌，办法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提高产量，除了供消费之用外，同时也供投资和防务之用。消费者优先注意的方面，包括个人希望工作轻松和工作之余悠闲自在的愿望，在官方整个目标中，仅仅占明显的从属地位。
根据这些目的，我们对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工业体制下的情况所作出的估计必然是普遍有利的。上述的考察结果表明，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办法来调拨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提高工业产量、改变其结构和降低工业产品实际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国的工业增长情况同其他后来的大工业国的工业增长情况比较有利，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正确的；同时，许多工业民主国家在战时都是采取不通过市场来分配重要物资(在战时调动资源和迅速改变结构已取代消费者福利而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上述考察结果是站得住的。
中国的消费品工业，由于它们的相对静止的产品结构和适度的生产增长率，并且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消费品市场正变得较为多样化，因此，完全有可能从转而采取与市场有联系的调拨方法这一重大变动中得到好处。但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部门中，雄心勃勃的指标继续占突出地位，技术上摇摆不定，需求难以预测，这意味着，和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一样，即使来一个制度上的根本变革，也很少有希望改进中国工业体制的情况。”(罗斯基，见本书第371页、第373页)
“城乡差别仍然是中国人希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原因。在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调拨劳动力很少考虑物质刺激。与职业和熟练程度有关的工资差别在鼓励努力工作和掌握技术方面只起有限作用。
……由于外部刺激力量比较弱，因此我们预料工业的内部刺激力量起着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刺激力量的功能很难同中国‘继续革命’在体制上的其他特点的功能区别开来。看来，关于中国工人的动力的线索如同其他任何人的动力的线索一样，最终要从把中国工人同社会联系起来的那些线中去寻找。 ”(里斯金，见本书第417页、第420页)
(七)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否已能自给自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成为石油和石油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国和输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石油输出国只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石油产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业方面作出了广泛的勘探和开发的努力，这是它加强工业实力和减少对外国资源供应依赖性的这一总计划的一部分。意外的收获是，一九五九年在东北的松辽盆地发现了巨大的大庆油田，接着就迅速开发。由于发现了其他的大油田，特别是华北盆地的油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能够不再依赖外国石油，保证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并且使北京能够从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数量相当大的石油。
突出之点如下：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生产六千五百万吨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亚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产油国。
据保守的估计，中国已经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十一亿吨。已探明的蕴藏量加上可能的蕴藏量，估计为五十九亿吨，极有可能达到七十六亿吨。近海蕴藏量将大大增加上述估计数字。
当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现有的油田和渤海湾。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钻井船和也许还有一艘半潜水钻井船在渤海湾进行钻探工作。
一九七四年，原油的出口增加到四百万吨以上；一九七五年应能超过八百万吨，这将使中国获得七亿多美元。
石油在中国主要的能源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和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十七。工业和运输部门消费石油最多。农业用石油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在迅速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九增加到现在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中国的天然气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产量约为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亿立方米是四川省生产的。
一九七四年年中的提炼能力估计已达到四千七百万吨。中国炼油工业的技术水平同西方五十年代末期的水平差不多。它能满足中国的生产需要。
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铺设了几乎长达两千公里的新油管。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此外，还在港口、装卸设施和油船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到一九八〇年，中国每年应该能够生产两亿吨以上的原油，其中约五千万吨可供出口。
北京不象是会允许外国人广泛参与她的石油资源开发工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外界的打交道将局限于直接购买设备、技术和劳务。”(威廉斯，见本书第421—423页)
一些日本人士预料，到一九七八年，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五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吨。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达到一些日本人士预言的水平，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年份中获得下述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点八五美元计算)：一九七八年——四十亿美元(四千五百万吨)，一九八五年——九十亿美元(一亿吨)，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亿三千五百万吨)。
“到一九九〇年，中国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苏联并列为五大石油生产国，如果她的产量能够超过日本人所估计的四亿五千万吨的话。”(金，见本书下册)
(八)中国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是否可以同其他工业国的类似部门相比？
“在头二十五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她的主要钢铁工业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在五十年代里建立了一些大钢铁基地。从那时以后，所取得的进展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以及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有选择的帮助。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提高了生产效率的底吹纯氧转炉，改进了钢产品的质量和品种。粗钢的年产量现在接近二千五百万吨，这使中国的钢产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国具有建立更大规模的钢铁工业的潜力，但妨碍其发展的有三个因素：
中国国内铁矿砂和煤的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质量低，必须加以特殊处理。
当苏联技术人员在一九六〇年撤走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训练出一支能完全承担起任务的工作人员队伍。
整个经济缺乏资金，导致钢铁工业出现不平衡现象。例如，采矿部门只分配到最低限度的资金，因此工人只能在体力劳动强度很大的条件下进行操作。
中国人正在设法纠正这些缺陷，主要是通过进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最近几年，中国购买了一些采矿和处理矿砂的选矿设备和大型的轧钢设备。
这些设备的安装需要几年功夫，与此同时，对钢产品的需求在继续增加。因此，由于产量增加的速度不会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状态将可能要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一九八〇年以后，钢铁工业的进展将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生产所需的机械和设备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时，也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购买制钢设备和技术。”(尤萨克和伊根，见本书第509—510页)
在基本金属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来，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钢铁，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顾(最大主顾是美国)。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万吨钢——占她的钢的出口量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钢铁占日本对中国的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个出口项目。因此，中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一个重要和稳定的市场。
中日钢铁贸易额所以这么大是由下面几个因素决定的：中国的需求增加刚好同日本的生产能力相一致；地理位置的靠近；日本产品的高质量；日本准时交货的信誉，价格比较低廉。
除了中国继续会有需求这一问题之外，日本的出口能力也有一些问题。日本的钢铁生产将面临许多困难——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劳工问题——可能无法保持她的高度增长率。”(金，见本书下册)
(九)中国是否发展了现代化的国内和国际电信系统？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扩大中国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进口的基础上，还是同时建立在两者的基础上？
“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了一系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经济部门、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基本需要的电信系统。当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时，他们接管的是一个原始的和遭到严重破坏的电信系统。在头三年中，主要的任务是修复这个系统以满足新政府最迫切的电信联系的需要。
到了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准备扩大原有的系统，利用架空明线干线把主要的省市同北京联系起来。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九五八年，作为过度乐观的大跃进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宣布了一项要建立现代化电信系统的新的四年计划，它将具有大容量的微波无线电中继站和同轴电缆干线。由于物资和设备的缺乏，一九六〇年年中，中国人推迟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六十年代初期暂停一段时间后，电信系统的发展，再次被放到极优先的地位。
他们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电子工业方面。他们从西方进口了生产电子元件和测试仪器的全套工厂设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造成了工业生产急剧的、但是短暂的下降。对电信设备的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暂时的。电子工业的技术改进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目前的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时期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建造了一个长途电信设备干线网，为将来在一般和专用的电话、电报和视频通信的沟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传递基础。
在这期间取得的其他成就是，无线电广播、有线传播、电视广播设备以及全国电视网的建成。与此同时，收音机、电视机和有线广播喇叭的生产大大增加，也有助于取得上述成就。中国还在增加传真设备、使一般电报业务自动化方面，以及扩大和使电话交换机的自动化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成就满足了中国在国内电信系统方面长期发展的基本需要。
中国在发展国际电信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一九七二年以来，已向美国购买了三个标准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地面站。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建立了同轴电缆线路。此外，还同一个日本财团达成了协议，敷设一条从上海到日本的同轴海底电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改进无线电话线路的质量，并且利用世界主要电信中心提供的转接中继业务以发展国际电信系统。”(克雷格，见本书第557—559页)
(十)建设部门的组织和工作如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形成作出贡献？
“在一个欠发达的国家里，建设的增长一贯是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情况也是这样。中国由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文化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带来的挫折把所有的指数都压低了。建设和工业产量的波动比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要大：在坏年头，两者下降得比国民生产总值要快；在好年头，两者也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要快。
中国当前的建设活动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对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进行修正的情况。根据这个修正的次序，北京试图弥补工农业方面的缺陷。现在建设活动的重点是建造支援农业的工业项目，加强发电能力，改进港口和码头设施，使原料工业(采矿业)有基本的改进。一九七三年，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签订购买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成套工厂设备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厂和合成纤维厂。一九七四年，购买的成套工厂设备约值九亿美元，主要是设在武汉的轧钢厂(五亿多美元)。
在今后两年到五年内，建设活动的重点将是生产化学产品、原料和电力的工业。这个活动将包括建立现在已签订合同购买的许多进口的工厂。采矿工业的建设将优先考虑露天采矿。在露天采矿技术方面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在国际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设施将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而加速。钢铁工业将在建设中继续占最优先的地位，而主要重点将放在生产钢材的能力方面。石油工业正在加速本来已经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敷设输油管和开发渤海湾的浅水矿藏的工作将占主要地位。”(麦克法兰，见本书第599页、第616页)
(十一)农业产量的增长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也能够使他们的人民丰衣足食？
尽管农业受到很大的重视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农业情况仍然是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改善农业情况的问题究竟能解决得多么好，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证能满足中期的粮食需要，并且为了长期解决农业问题已在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规模的调整。
主要的改变包括：
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签订关于到一九七六年年底为止每年最多提供四百八十万吨粮食的多年合同。
降低对勉强生产低质量肥料的小工厂的重视程度。
进口总共十三套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以提供上等肥料，进口合成纤维厂的成套设备以补充天然纤维的供应。
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工程以改进和扩大耕地。
限制可能影响农民承担集体义务的副业活动。
以扩大复种和限制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的耕种面积。
这些化肥厂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当这些工厂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产时，中国的氮肥供应将达到八百万吨，比目前的供应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显然将对农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虽然边际收益大概会是很低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化肥增加的程度将超过高产所需要的下列补充条件提高的程度——对水的有效控制，产量非常高的种籽；充足的痕量元素磷肥和钾肥；农业化学品等等。尽管如此，到一九八〇年粮食产量可能增加到大约三亿吨。北京利用她的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的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时更是这样。此外，中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对粮食和纤维的需要量的增加。尽管有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许还不能在粮食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埃里斯曼，见本书下册)
“中国农业在今后十年中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些问题同其他欠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农业并不存在明显的和严重的低效率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只要农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办能够传授他们新方法的业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来，中国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础上的业余教育看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没有采用的新技术等待着政府采取行动以供应必需的资金，今天已不存在新技术没有采用的现象。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农业产量的增加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将来的增产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过去不同的努力。将来的发展不仅仅是再打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问题，虽然这两者都是有帮助的。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科学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国北部河流灌溉潜力方面需要来一个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国在六十年代把农业列为优先项目的这一转变，既是实在的，也是大规模的。
但是，尽管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农业产量并没有很大的跃进。农业生产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个时期来说，农业生产增长率仅仅稍高于人口增长率。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收入的增加比这要多，但这主要是工农业品贸易条件改善的结果。
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
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是很高的。
至于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产量将继续增长，尽管眼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为了取得这样的增长，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作一些调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国北部河流的淤泥问题必须解决。中国对基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看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些变革，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些变革大概是会付诸实施的。中国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欧洲那样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她的粮食需要。”(珀金斯，见本书下册)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产生刺激作用和获得一定程度的效率的？
“中国的公社制度分为四部分，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和户。这个制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乐观热情中诞生的。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歉收时期，这个制度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但是在过去十二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
目前中国有五万个公社，比一九六三年减少了大约二万五千个。公社一级基本上起地方政府的基层单位的作用。这一级的任务是收购粮食、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向上级报告统计数字和情况。此外，它根据上级交下来的政策并结合当地情况，替下属单位制定具体生产计划。公社也领导水利资源、建筑、造林和运输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因为这些项目需要一个大的组织单位来指导和监督。此外，公社也经营地方工业，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供当地使用。
由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层单位，而且当前公社的组织和所有制形式同一九六二年相似，因此人们往往看不到过去十二年在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发生的重大变化。目前这两级比一九六二年提供更多的服务、控制更多的物资、有受到更好训练的干部和更强有力的党组织。的确，党内一直有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要取消生产队一级而把各户直接合并为大队，从而使农业向最终的社会主义化接近一步。可以理解，这种压力得到穷队的支持，因为穷队希望增加它们在集体收入中的份额。但是，一九七五年新通过的宪法制止了想要改变生产队地位的压力。新宪法具体规定这些单位将继续发挥作用。此外，中国农业的劳动集约化程度较高，也需要一种象生产队那样大小和组织的单位。这样的单位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推动中国的农民生产中国庞大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克鲁克，见本书下册)
(十三)中国把经济活动分散到地区和农村的做法是出于经济政策或政治上的选择，还是非此不可呢？
“鼓励中国的农村地区建立小规模的工业，是地区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这些计划把注意力集中于农业的发展和多样化、利用当地原料、动员人力物力和对就业产生的长期影响。
然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战略观点的产物。首先，它是部门战略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这种战略牵涉到许多工业部门中对技术进行的选择——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大部分是在大跃进或更早的时期创建的。这就需要通过对产品和(或)质量的选择，结合制造过程方面的设计变更，把现代化的大规模技术逐步减少。其次，农村工业是农村综合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在大跃进期间创始的。根据这一战略，许多活动都合并到公社系统里或者与公社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工业往往扎根于传统的经济部门，而且往往以有长期传统的农村工艺为前导。这样的工业往往是以农村工艺逐步提高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工业的逐步提高不只是以技术改进为基础。农村工业是通过合作化、电气化和使用价格低廉的简单机器而变成现代化的小规模工业的。
实现农村工业化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但是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损失，因为需要把技术、资金和计划人员转移到农村去以便开始农村的工业化。但是从长期看，农村工业化可能有助于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在不实行农村工业化的情况下更快一些。首先，采取郊区发展的地方分权形式可能使工业增长在资本集约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扩展，这比较适应于当前能够得到的生产要素的情况，也比较适应于生产要素与价格的对比。
其次，如果能够——通过综合的农村发展——说服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留在农村和不断扩大的县城，这样就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用来扩展庞大的郊区中心。第三，农村工业化使得有机会在同一地区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要依靠非农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同样要依靠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大量增加。第四，有着地方机械企业为强大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可能会在地方自给自足的工业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西格森，见本书下册)
(十四)估计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武力的情况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对中国战略政策作出的专业性判断的根据一直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维持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使用这些军事力量。从这一估计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体安全。现在和将来的要求主要是准备对付苏联地面上的大举入侵，并且避免他们的工业和运输系统遭到越南战争中那样的破坏。
(2)第二个战略政策的目的是再次坚持中国对诸如帕拉塞尔群岛(即我国西沙群岛——译者注)、台湾和其他边界地区等据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区拥有领土主权。在领土问题上以军事行动进行有控制的联系是中国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在朝鲜、一九六二年在印度边界问题上所进行活动的特点。
(3)第三个政策是扩大中国的势力和影响。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她认为并不构成威胁的那些邻国看成是缓冲地带而不看成是目标。从长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可能希望跟美国和苏联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谈判桌边。但是，对于取得这个亚洲和世界强国地位的问题，中国看来是抱耐心和现实的态度的。”(弗雷泽，见本书下册)
(十五)中国军事力量目前的情况如何？他们的防务负担重不重？国防开支对经济的影响如何？
尽管在中国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苏联一直说中国的经济实现军国主义化，但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来，“大炮”的地位往往次于“牛油”——即工厂和农场。
“中国的军事政策是，主张建立庞大的常规力量和小规模的核威慑力量。中国的三百万人的地面部队——世界上最庞大的部队——主要是为了应付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军事环境而装备和训练的，虽然这些部队获得较新式武器装备的百分比在增加。空军的大部分是过时的短程战斗机，而海军的舰艇主要是供海防之用。总之，中国部署的正是人们预料一个人口众多和主要搞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能部署的那种常规部队。在常规部队中强调人力和容易制造的武器，以代替比较先进的武器。
中国也发展了可以由轰炸机和由能够达到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运载的核武器。以陆地为基地的射程较远的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大概在试制中，而那项显然是在制造中的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很可能配备常规水雷)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这些武器的试制和制造——尽管为数不多——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掌握了现代工业国的一大部分技术。
过去十年中，中国在采购武器方面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其中有两个时期迅速增加——但在每次增加之后又下降了。
第一次增加时期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中国刚从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和苏联撤销军事援助(一九六〇年年中)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在六十年代初期，武器的生产实际上陷于停顿，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各种武器的产量已经达到新的高峰。
在一九六六年，当武器生产似乎已从大跃进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时候，毛发动了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这场新的动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军事计划，虽然这一次不象大跃进那样基本上是经济性质的。
中央当局设法使国防工业不受到文化革命的破坏。尽管这样，工厂里的政治活动和派性冲突常常造成秩序混乱，有的混乱情况是长期的和严重的。运输和通信系统遭到破坏，使原料、部件和配件的交货延迟了。
许多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被拉下马，因此政策方面的主动行动减少了。文化革命中武器生产的减少没有象在大跃进期间那么严重，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对国防工业最坏的影响已经消除，又一个国防工业生产增长时期开始了。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武器采购量迅速增加，一九七一年的产量比一九六七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
一九七一年以来，武器采购量大大减少。这种减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四年，而在一九七五年第一季度仍在继续减少。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期间武器产量和采购量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的最高峰时期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种下降的一大部分反映飞机的采购量大大减少，但是其他武器生产计划也放慢了。这次下降的范围之大和时间之长，表明这并不只是由于同时削减一些武器计划造成的，它乃是一个或几个全局性的原因造成的。
虽然情况还不清楚，但在减少武器生产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些互相关联的因素。
在处理经济的轻重缓急次序和预算拨款方面引起的争论本身，可能在促使林彪危机爆发方面起了部分作用，虽然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很少。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可能已经断定，军事计划占用数量过大的人力物力，而没有使中国的军事地位得到很大的改进。
中国生产的武器中，有许多很快就要变得陈旧了；如果增加这些武器的数量，也不会使中国的全面防御能力有明显的改善。此外，中国的决策者必然认识到，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方面都占有压倒的优势，即使中国在武器生产方面作出全力以赴的努力，在今后许多年中，也不会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
同时，北京很可能感到，她现在拥有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已经足以使苏联不敢动用核武器进攻中国，并且足以阻止苏联或任何国家以常规力量进攻中国。此外，在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威胁也减少了。因此，北京可能决定，某些武器的生产应当减少，而把人力物力用在其他方面——这肯定要持续到较新的武器准备大规模投产的时候。这样的重新分配不会使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小，而是使军事现代化的速度放慢。
因此，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加强中国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经济将比在目前更大规模地加强军事力量更有效。”(詹姆斯，见本书下册)
“但是，由于中国资源情况的限制和当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军事潜力和能力仍然来自其本身的人力资源，因此，光从人力来看，中国的武装部队同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武装部队相等，比北约组织的武装部队总数稍大。但是，从现代化武器以及诸如空军和海军力量等支援力量来看，中国远远落在两个主要的超级大国后面。中国每年的国防开支不到美国和苏联的五分之一，也不到北约组织国家国防开支总额的一半。从武装部队每年每人摊到的国防开支来看，中国同其他超级大国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大。
这种人力同现代化先进武器和海空军力量的非典型的结合，说明了中国尽管是一个欠发达国家，但她的军事力量能够居世界第三位的原因。从绝对的和综合的数字来看，中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七位，但按人口的平均收入还不到二百美元。因此，在象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众多的国家里，强调建立一支多花人力的军事力量，只是为了把中国的得到公认的军事能力的经济负担，保持在可以控制的限度以内。但是，由于中国希望她的武装部队得到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拥有一些精选的现代武器系统，从而拥有可靠的军事威慑力量，因此，中国的国防开支的经济负担仍旧要求在中国的生产中取得一个很大的份额——大约等于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中国在她的军事战略方面强调人力这一点，使中国能够从他们花费的费用中收到最大的成效。但是要收到这个成效，他们将发现，必须花掉他们所得到的钱的相当大一部分。
由于收支已经很紧，额外的国防开支——特别是武器方面的开支——需要动用本来已经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现象的其他部门最优先配给的物资。例如，增加国防开支数额或改变其组成而增加武器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可能供民用的生产资料供应(可是对这些供应的需求却在迅速增加)，就会减少对出口的供应和增加对进口的需求(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情况已经要求中国动用她手头为数很少的外汇)，而且会降低民用劳动力的潜在生活水平(这种水平已经比较低，它是公众可能产生不满和反对的根源)。
因此，当中国的领导人考虑国防开支方面可以进行的各种选择时，这些选择带来的经济后果显然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德恩伯格，见本书下册)
(十六)自从签署上海公报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建立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哪些妨碍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幅员广大，但从贸易数量上看，却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国的出口从来没有超过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国贸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贸易额来看，中国平均每人约为十四美元，它属于世界大国中最低者之列。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额很低，但是对外贸易是为了追求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由于对外贸易是在中国的控制经济范围内由国家垄断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发展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来说，对外贸易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如下：
对外贸易构成了促进和加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并不拥有生产现代化计划所需要的品种繁多的机器和设备的所有设施。一些工业物资在中国有的根本没有，有的数量不够。对外贸易有助于提供这些必要的物资。此外，进口这些物资为中国提供了掌握现代化技术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进口专门的机器和成套的工厂设备——有些是由外国技术人员安装的 ——加快了掌握技术的进程。”(陈乃伦，见本书下册)
“在一九七〇年还不存在的贸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亿零五百一十万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亿三千三百八十万美元。在这个出乎意料地迅速的发展中，突出的是小麦销售、喷气式运输机的出口和其它一些巨额合同。主要由于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因此美国在过去两年中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关系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
虽然贸易已迅速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家访问北京和参加广州交易会，虽然已经分别在两国首都建立设有商务人员的联络处，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显然还阻碍着贸易关系取得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如果被冻结的中国资产的问题和美国私营企业提出的财产权要求的问题得到解决，那将为贸易关系的进一步正常化扫清道路。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直接的海运和直接的空运联系，因为会有这样的危险：挂本国旗帜的船只和飞机会被对方扣押起来，以使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银行业务，也不能互相在对方举行展览会。另一个重大的商务问题牵涉到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最惠国非歧视性关税待遇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们已经向美国企业家和其他人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北京大概不仅希望得到最惠国待遇，而且认为，由于上海公报保证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所以他们理应享受上述待遇。美国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法规定了一项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办法，但是这个贸易法中，有一些规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市场经济来说是难以执行的。
在今后几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将会继续增长。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中国对这个市场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提供美国所要的必要数量和质量的商品。中国鱼类和水生贝壳类动物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有相当大的增长，茶叶、调味品、蔬菜和其他预制食品也是这样。这些应当继续保持一定的水平。金属中的锡、钨和锑将继续成为美国的重要进口项目。树胶脂和香料油的进口量在一九七四年有迅速的增长，这应当可以持续下去。纺织品、服装、鬃毛、羽毛和绒毛的进口量将继续保持相当高的水平。美国人继续欣赏中国的工艺品和古董，但是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的爆竹、花炮等减少了，部分原因是在符合美国新的安全标准方面有一些问题。中国向美国出口石油看来不成为一个因素，虽然美国拥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购买中国石油然后在东南亚销售。美国的进口商将继续大批地参加广州交易会。
中国对美贸易的逆差在一九七五年将大大减少，大概减少到五千万美元。这种逆差可能会持续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见本书下册)
“发表上海公报以来，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签订一项贸易协定的前景，提供了两国关系显著地向前迈进的可能性。从第九十三届国会休会前夕通过的一九七四年贸易法来看，这对两国都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法案就是公法93——618号，由总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签署。根据这个法案，降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关税的权力已经从国会转到总统手中。可以肯定，总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权力有一些限制，但是他有谈判的权力，如果他不是有意识地迅速同北京进行贸易谈判，那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当然，关键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同一个没有在外交上承认的国家缔结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国际法，签定这样一项协定的先例(如果需要找这样的先例的话)是英国同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签订的一项贸易协定，这是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采取的一个步骤。在北京也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国人早些时候曾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过一些贸易协定。虽然双方必须研究，从讲究实际的角度，一项贸易协定究竟应该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前还是之后签订，但是，为签订这样的贸易协定而进行的谈判，肯定可以在政治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前开始。
……要持续地工作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国人已经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保证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需要获得外国的商品和技术。购买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技术，就需要同西方进行较多的接触。不是所有的接触都会使政治领导人合意的，他们必然会担心，革命性可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消失。接班的领导人肯定会忙于巩固政治局势、保护革命热情和保持旧领导的重大成就。
这种过程显然会对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方面的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北京在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关于‘在本世纪内实现全面现代化’的保证，应该是一个够清楚的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使美国的公司感兴趣。”(西劳克斯，见本书下册)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在适应国际的做法方面有多大灵活性？
“中国在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中收付款项的做法，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大不相同。
尽管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总额中同西方贸易的份额较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这些国家更不愿意接受西方银行业务的做法。中国接受的许多做法也都遭到修改，总的结果是，同采取集中计划经济制度的其他国家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同西方的国际金融关系控制稍多。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进口和出口的信用证的谈判都必须在北京举行，一直到贸易合同用人民币作为货币单位。
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一直不愿意追随采取集中经济计划制度的其他国家接受这样的西方银行业务，如在欧洲设立分行以便从事象为一般贸易提供资金和积极参加欧洲货币市场等典型的银行活动。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是在采取较为传统的做法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公司在各种信用证的条款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而且他们已经变得比较愿意在贸易合同中用西方货币作为货币单位。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接受信贷，尽管是有节制的，而且往往是间接的。”(丹尼，见本书下册)
(十八)日本是否可能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
“日本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近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一些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促使中日贸易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得到迅速的扩展。首先，两国经济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日本严重地依赖原料的进口以维持她的现代化工业经济，而日本的工业界领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需要的某些原料的理所当然的供应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计划者把进口日本能够出口的机器设备和工业制品列于最优先的地位。日本同中国之间距离很近，而且采取的是比较便宜的水路运输，这对两国的贸易关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运输费在最后价格中占很大份额的货物的交流，更是如此。经过长距离的水路和铁路运输把货物运到西欧和北美等地的市场去，就要付出高得多的运输费。由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和地理上的接近，因此有机会进行有利于双方的巨额贸易。本文所研究的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对外贸易潜力，将是决定未来中日贸易额的一个重要因素。
决定中日贸易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政府间的政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总的对外政策目标所决定的。因此，中日贸易关系是同亚洲的四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苏联和美国——在外交上的相互作用有联系的。”(金，见本书下册)
(十九)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他们对外国技术的需求的？中国人在传播从西方得来的技术方面效果怎样？
“在建国二十五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接受外国技术方面有几次很大的转变，一时是热情接受，一时又坚决拒绝。在五十年代——中苏密切合作时期，中国热情地接受了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在这十年中，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开始拒绝这种方式，拒绝苏联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大跃进的标志是，重申比较传统的中国本土主义和坚持自己权利的主张。她拒绝外国技术和专门知识，确立了自力更生的政策。由于不合适的政策，连续的歉收，加上一九六〇年苏联技术人员的突然撤退，因此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混乱。
六十年代初转而优先照顾农业，以及恢复比较放松的技术进口政策，从而帮助了经济的复苏。中国的领导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有选择地购进欧洲和日本的成套工厂设备，主要是作为学习和仿制的样本。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早些时候的挫折中大大地恢复过来，不料在文化革命的动乱中又一次遭到破坏。这个时期激烈的排外运动又一次使吸收外国技术的活动大大减少。在一九六九年，机器进口不到十年前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四分之一。
一九七〇年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再一次转而向外国大规模地购买机器设备和引进技术知识。中国人不再局限于购买样本。他们购买了大量的成套工厂设备和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以增加六个基本工业的产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来的机器进口比以往任何时期增加得快。
虽然如此，他们继续强调自力更生。他们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下列三个目的：(1)把中国在战略上和财政上对外国的依赖减少到最低限度；(2)培养有自信心的‘毛泽东主义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国影响；(3)动员国内厉行节约以节省为数很少的外汇和国家在投资方面的开支。根据这些条件实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技术和经济方面对外部世界的依靠。中国现在自己生产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很大，因此进口的技术只占她全部技术增长的一小部分(也许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但是在质量方面，技术进口仍旧是发展中国工业生产系统中比较先进部门的一个重要因素。”(海曼，见本书下册)
(二十)中国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的规模、效果和负担有多大？
“在遭到文化革命的破坏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七〇年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重新下决心要表明自己是一个世界大国。她谋求充当第三世界的负责的发言人，以使她的地位取得国际上更广泛的承认。中国在充当新的领导角色时，不再强调她以前采取的关于促进激烈变革、推翻现有政府的直接行动政策。因此，作为对欠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的手段，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贸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强她在欠发达国家中的地位的同时，还设法削弱苏联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
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五年中，中国把她向欠发达国家承担的经济援助义务增加了二十四亿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给非洲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援助项目是即将完成的坦赞铁路。从一九七〇年起，北京平均每年为这条铁路投入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
中国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活跃起来，也表现在军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过去五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三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过去的十四年中总共只提供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中国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给巴基斯坦的。
至于贸易，欠发达国家成了中国大米、钢铁和纺织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供应橡胶、棉花和有色金属的重要来源。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向欠发达国家的出口约为十四亿美元，进口为九亿美元。”(福格蒂，见本书下册)
前景和问题
基于下列几个原因，这本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书籍对美国的决策人、学者和一般公众可能是很有用的：
1．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和解以后，两国之间的政治、贸易、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一直在发展。贸易关系的扩大是由于对西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用以增加农业产量的现代化肥厂成套设备。石油贸易方面的收益增加以及对信贷和西方市场的其他方面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广泛的贸易联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把改善经济情况放在优先地位。最近武器采购量的减少可能表明，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目前的经济情况，而不是武器生产(特别是老式武器的生产)。尽管节制生育可能取得进展，在今后的中国，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仍然笼罩着她的未来。从西方进口粮食和获得农业技术的转让，虽然在短期内有些帮助，但并没有解除中国农业肩负的维持人民生活的沉重而长期的负担。
3．公布经济资料的情况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进，从交流中凭经验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及更多地注意准确的报道，这些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情况作出估计。
要把经济情况中的长期趋势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容易变动的因素区别开来，是困难的。但是，在执政二十五年后，这一点似乎是清楚的：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与超级大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满足其公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强大工业国。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发展中，不存在要在一个规定的很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的那种斯大林式的紧迫做法——这曾经是中国人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一个目标。
在这个要为超级大国奠定经济基础的长期目标背后，看来有一些不时使国家建设的短期进展受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几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响经济情况。这就是：政治继承问题、恢复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以及外国的威胁或需要增加武器和军事力量的可能性。
的确，有一些人会争辩说，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主要的、基本的力量，而经济的考虑是外部的或易变的因素。不管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是主要的力量、什么是次要的力量，在连续进行的每次经济估计中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已经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国内目标、同时也为满足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国际目标的要求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尽管目前存在着许多问题，今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不应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无法满足她的优先的经济需要。
